国际友人在桂林的抗战活动述论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渝中400043）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①，因而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大力援助。尤其是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广西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相对开明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大批国际反法西斯组织和人士先后云集当时的广西省会桂林，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中，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一、参与对敌军事行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苏美等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很多指挥员、战斗员及军事观察员等先后来到中国战场，尤其是苏联志愿航空队与美国志愿航空队先后组建，从桂林出发，对日寇予以空中打击。

七七事变后，曾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的美国人陈纳德将军是中国抗战中第一个主动上书请战的外国人。他先后参与指挥了“八一三”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的空战，随后又组建领导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闻名遐迩的“飞虎队”）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飞虎队”于1941年8月在缅甸仰光成立，1942年6月进驻桂林，次日就取得了“六一二”空战大捷，极大地鼓舞了桂林市民的士气。7月4日，在华美军志愿队改编为第10航空队驻华特遣队，大队部由昆明迁往桂林秧塘机场，第76中队也随之进驻桂林，主要负责攻击并破坏日军在长江、沿海的运输线及台湾的日军基地。据陈纳德回忆，“在桂林的七十六中队，在一年多的正常运转中，只有一位地勤人员，就是拜伦·史密斯上尉，他既是副官、执行官、情报官，又是人事官、军需官和后勤官”②。尽管面临着物资缺乏和人员不足等重重困难，驻华特遣队还是“在九个月的作战中，共击落敌机一百四十九架，并可能击毁敌机八十五架……我们共投下三百一十四吨炸弹……使日军在其整个亚洲大陆的基地中失去了安全感”②。1943年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一支以特遣队为基础，规模更大的第14航空队在3月10日应运而生。此外，中美空军混合部队也于1943年11月1日在桂林成立，积极配合中国战区地面作战。12月23日，第14航空队由昆明移防桂林，此后进行了多次空中打击行动。据统计，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在中国上空“共击落敌机2091架，击沉敌舰船110万吨，击毁敌机车1079辆，卡车4800余辆，炸毁敌方战略桥梁580座，击毙日军6.7万人”③。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而从桂林出征的“飞虎队”的功勋最为瞩目而丰硕。

苏联志愿航空队也将桂林作为前进基地，在桂南会战中发挥重要作用。1939年12月20日集中于桂林的飞机，计有苏联支援航空队费金队9架，第六大队第十九中队3架④。他们配合中国军队，频繁出现于战场上空与日寇英勇激战，并在桂林多次击败前来空袭的日机。在桂南会战中，中苏飞行员共出动12批次，投弹28吨，炸毁日机15架。在桂林、柳州等地18次空战中，击落日机11架，自己损失15架，伤15架，9名中苏飞行员牺牲，12人负伤⑤。

此外，1941年香港沦陷后，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下，广东地方党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大力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同时，也尽力营救港英当局英籍官员、英军官兵，以及大批英、印、荷、比等国侨民，协助他们脱离险境。被营救的这些国际人士多数由港九地区人民抗日游击队用船护送过大鹏湾，再转惠州、韶关，然后送到桂林等大后方地区。被东江游击队救出的英军赖特上校、祁德尊少校等，意识到东江游击队的重要性，经他们建议，英国军事当局与中共中央协商后于1942年7月在桂林成立英军服务团，赖特上校任指挥官，祁德尊中校被任命为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并派出何礼文上尉到港九游击区和港九游击队配合行动，继续营救集中营被俘人员。由此，东江抗日游击队与在桂英军服务团开始了营救盟军官兵、互通情报的军事合作。东江纵队还多次营救因轰炸日军失事的美军飞行员，掩护其安全脱险，并护送到桂林的美军航空基地。在随后双方建立的军事合作中，东江纵队提供的情报获得了英美盟军的高度赞誉，被认为“质与量都非常优越”“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从而帮助盟军高层“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⑥。

二、从事抗战宣传

朝鲜义勇队驻桂林期间，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工作。义勇队秘书周世敏在桂林电台直接用日语做广播演讲，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驳斥了“此次战争是日本民族发展上不可避免地惹起的战争”的谎言⑦，坚信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正义的中国人民。此外，朝鲜义勇队还创作了《朝鲜的女儿》《反攻》等朝鲜话剧以及《阿里郎》朝鲜歌剧，轰动了桂林社会各界。1938年12月8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正式成立。正在桂林的周恩来受邀在支会筹备会上致辞，鼓励国际友好人士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努力工作，使在场朝鲜义勇队队员们深受鼓舞。朝鲜义勇队领导人金若山在桂林也多次发表激情演讲，他在《中国抗战与朝鲜革命》演讲中，分析朝鲜革命运动与中国抗战的关系，“不仅是道义上的……是东亚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合体，而且在地理上在经济上以及革命性质上，都决定了要中国抗战胜利，才能解救朝鲜，要加紧朝鲜的革命运动，摧毁日寇在大陆上的兵站基地和军火供给站，才能加速中国抗战的胜利”⑧。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都曾对此多次报道。

1938年底，越南革命领导人胡志明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后又任南方局常委兼军事组组长）来到桂林，担任南方局领导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救亡室卫生委员兼墙报委员，化名“胡光”。在桂林期间，胡志明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学习抗战经验，同时密切关注越南国内的革命运动。此外，他在桂林经常使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同事从国外带回来的法文打字机撰写文章，或寄回越南，或寄给共产国际予以发表。他还以十八集团军少校台长的身份参加第二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⑨。胡志明还在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上，以“平山”为笔名连续发表了《池蜗与黄牛》《两个凡尔赛政府》《越南人民与中国报纸》《安南歌谣与中国抗战》《鱼目混珠》《意大利实大不利》等多篇文章，明确提出“救中国就是救自己”的观点。1939年、1940年胡志明两次从桂林出发到重庆，向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学习统战及白区地下工作经验。而在胡志明等越南革命者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南方局指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多次派人到越南等地购买抗战物资，华侨捐献的物资也经河内运到桂林，再转运延安等地，支持中国抗战⑩。

1939年12月23日，在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建议和组织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乐群社宣告成立。成立伊始，鹿地亘便率领反战同盟第一支队共七人奔赴桂南战场前线，用日语广播引发日军的厌战情绪和思乡之情。鹿地亘在桂林期间，还积极创作了多部反战文学作品，如话剧《三兄弟》和长篇报告文学《和平村记》《我们七个人》等。话剧《三兄弟》一经上映，反响热烈，极受好评，被夏衍誉为“我们现剧坛的一个可贵的收获”，并说“我们期待着一次国语的演出”⑪。

此外，还有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作家等先后来到桂林，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奔走呼号。1940年8月25日，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由重庆抵达桂林，到《救亡日报》社、文化供应社及《国民公论》社参观⑫，并陆续对外发表了《鲁迅是一把剑》《中华战歌》等文章，呼吁民众抗战到底。8月27日，史沫特莱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举行的欢迎会上，对抗日根据地、沦陷区情况作了客观的、详细的介绍，讲到了日寇对沦陷区民众的摧残和压榨、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八路军新四军缺医少药情况⑬。还有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著名作家海明威也来到桂林考察中国抗战情况；苏联《消息报》记者卡尔曼来到桂林后，受邀在桂林俄文专科学校作时事演讲，并将新安旅行团和广西学生军第一团的训练和生活拍摄成纪录片，献给桂林人民和世界人民⑭；苏联亚洲影片公司总经理谢雅江来到桂林，带来了影片《乌克兰抗德战》与《新世界一日》，并在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上介绍苏联电影事业发展情况；法国东方问题专家、著名记者李蒙夫妇则给广西大学的师生们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时事演讲；德国女作家王安娜（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妻子）与李克农同行来桂，参加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招待会，和各国友人热烈交流；苏联驻华大使馆大使、英籍神甫赖贻恩，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等大力支持西南剧展的举办，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英美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除从事情报收集外，还在桂林举办抗战图片展，宣传抗战形势。如英国使馆新闻处举办了“盟国战时照片展”“盟国进攻罗马”“中国访英团在英国伦敦之活动”等图片展。美国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则举办了“德黑兰会议”“开罗会议”图片展以及太平洋战争新闻照片展览⑮。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主任的格兰姆·贝克回忆道：“作为美国在华官方宣传机构，其任务就是向当地的中国人宣传飞虎队轰炸机和战斗机在中印缅战场上的成绩，而且在保守军事机密的条件下进行最大规模的宣传。”⑯

三、组织经济互助

在战火弥漫、百业被废、经济凋敝之际，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抗战大后方参加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1938年8月，在周恩来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支持和指导下，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等人利用中国普遍存在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以合作化形式组织人力、物力，在武汉发起“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以下简称“工合”）运动。艾黎还多方支援和武装在中国南方的新四军，以抗击日军。毛泽东、周恩来都极力赞扬“工合”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对其给予热情关怀和支持。

“工合”的主要使命是在中国大后方组织失业的技术人员、工人等成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军需民用产品，以支持中国的长期抗战。“工合”西南办事处于1939年10月迁至桂林东江路92号，后改为湘桂办事处，直到1944年秋。

1939年6月6日和10月13日，创始人艾黎先后两次从重庆、赣州到桂林考察“工合”运动情况。艾黎随身携带一部打字机和照相机，每到一处都用流利的汉语详细了解情况，并提出十分切合实际的指导意见，主张工业生产合作社要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应首先成立纺纱、织布、染布等一批关系人民大众日常需求且比较容易筹建的合作社。他强调工业生产合作社要“千方百计地物色具有各项专长的技术人员”作为骨干。“工合”除了搞好生产外，还要进行文化教育、提高工友们的文化、技术水平。此外，艾黎还提出“工合”的同仁们要扩大眼界，加强西南区“工合”与东南区“工合”的联系，向香港方面发展等等。在视察桂林“工合”干训班时，艾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工合”运动的目的，是在自由中国包括城镇和农村，建立一条抗战时期的经济阵线，将抗战进行到底⑰。他还带领工友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激起广大工友办好“工合”和抗战到底的热情。

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南方局秘密领导的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也在香港沦陷后来到桂林，继续从事“工合”事业和抗日活动。他在桂林创办了工业合作研究所，并与驻桂的英军服务团负责人赖特、英国新闻处负责人斯密斯、美国副领事查理·苏维斯、美国新闻处主任格兰姆·贝克往来密切。1942年11月，桂林召开“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陈翰笙还邀请了英国驻两广总领事班以安到会，介绍英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情况。

1940年1月，“工合”西南办事处从“工合”总会承接了代制12万件军用棉衣的任务，桂林“工合”承接1.5万件。工友们在“赶制万件棉衣，换取敌人万颗头颅”的口号下，如期完成任务。“工合”桂林第一缝纫社承接了香港促进社主席普爱德从美国医药援华会筹到的捐款，赶制床垫260多张，送交贵阳万国红十字会，分转各伤兵医院使用。桂林“工合”还成立了盟军服务处和供应盟军日用品合作社。“工合”机器社为盟军修理汽车，建筑社为盟军修筑道路、机场和临时住房等。

四、提供医疗救济

战争不仅造成中国军民的大量伤亡，更使得各种疾病在桂林等抗战大后方蔓延肆虐，因此很多国际组织和个人参与桂林的医疗救助和灾后救济工作。1939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贝克博士受美国华灾协济会驻沪顾问委员会委托，赴西南各省调查难民救济情况，10月20日到达桂林时，发现“患疟者甚多，医药品殊感需要。柳州、桂林两地政府安插难民办法，与贵州相同，而其救济事业，则由当地教会主办，省政府虽亦从事救灾，但因经费缺乏，殊感困难，故国际救济团体又在桂林成立”⑱。

1939年，桂林遭到日寇的多番轰炸，民众生活困苦不堪。在听闻这一悲惨境遇后，世界红十字会带着在香港、上海等地采办的大批药品于2月14日自香港至广州湾转道抵达桂林。在桂期间，他们建立救济队，分救护、医药、担架、掩埋四组，救护伤民，掩埋尸体；在文明路103号建立施诊所，实行免费义诊；协助防疫工作，注射伤寒霍乱等防疫针；分赴各乡开展巡回治疗等等。这支“桂林救济事业的突击军”给众多伤兵难民们带来了福音⑲。

1940年10月4日，世界红十字会还在桂林成立分会，李济深担任名誉董事。当时由于受大量难民涌入、饮食卫生恶劣和战争等影响，桂林霍乱开始流行，桂林分会在难民中积极宣传霍乱防控知识，同时发放药品和给予难民及时的隔离和治疗，努力减少霍乱造成的危害⑳。1941年7月和1942年1月，美国红十字会又先后捐赠6吨多医药用品和10吨蓝布运抵桂林，以帮助难童解决医疗和生活资料匮乏的问题。世界红十字会还指令西南红十字联合会派救护一队来桂林协同工作，在社会上施诊施药，每天接待三四百人㉑。此外，国际救济委员会还在桂林设立分会，以一月份救济金五万元，举办冬令救济赈米，救济对象以贫苦归侨和战区义胞为主，即“每日大人发米一斤，小孩发米半斤”，支援国内的救助㉒。加拿大红十字会还汇拨七十万镑赈济包括桂林在内的广西省灾民㉓。1943年桂林爆发霍乱时，中外人士响应捐助防疫经费，英大使馆及广西银行各捐救济经费一万元㉓。这些都极大地救助了在桂林的广大难民，推动了桂林抗战事业的发展。

桂林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积极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活动，直接促进了桂林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联系。而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在桂林开展的抗战活动，无论是在军事打击、抗战宣传、经济互助还是医疗救助等方面，都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坚定了持续抗战的决心，对桂林、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抗战事业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注 释：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②（美）陈纳德.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M].王湄，黄宜思，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杜，1998：264，291.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热血热土抗战实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483.

④ 黄铮.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412.

⑤ 陈应明，廖新华.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6：163.

⑥ 广东省档案馆.东江纵队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698.

⑦文丰义，盘福东，侯德光.血铸的丰碑——中国抗战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杜，2003：327.

⑧ 金若山.中国抗战与朝鲜革命[N].新华日报，1940-9-29.

⑨ 黄铮.胡志明与中国[M].北京：解放军出版杜，1987：53-57.

⑩ 丁英顺.叶剑英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战工作[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3）：79.

⑪ 夏衍.我推荐这个剧本[N].救亡日报，1940-03-14.

⑫ 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桂林图书馆.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M].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1987：133.

⑬ 左超英.全国第五届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学术研讨会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⑭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广西抗战 [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274.

⑮ 魏华龄，曾有云.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52.

⑯（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M].朱启明，赵叔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453.

⑰ 郎敏路，唐景积.广西抗战纪实[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84.

⑱ 章建.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7辑）[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261.

⑲ 难民伤兵之福音世界红十字会第三队莅桂[N].救亡日报，1939-02-24.

⑳ 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808.

㉑ 颜邦英.桂林市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960.

㉒ 救济贫苦侨胞国际救济会发放赈米[N].大公报（桂林版），1944-02-01.

㉓ 万忆.区域文化与传播丛书广西抗战文化史料汇编第3辑社会民生纪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286，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