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天人:科举星宿崇拜的演进历程

2020-03-16 08:25杜春燕魏红心
关键词:梓潼文曲星帝君

杜春燕,魏红心

(1.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昆明 650224;2.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 361005)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文”与“人文”之间一直存在错综复杂的解释和想象关系,形成了一个神秘而庞杂的知识体系。一方面,作为生态系统的两端,天文与人文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中国统治阶级很早就形成了以自然法则为统治权力辩护的习惯。自然规律与人性欲望,奠定了早期星宿崇拜的基础。在科举时代,科举星宿崇拜的层级化特征十分明显,显然已经摆脱了自然崇拜早期“万物有灵”的平等状态,转而对照社会阶层、考试层级、功名序列等来对原有的星宿崇拜文化进行科举化改造。目前,国内外有关文昌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起源研究,而针对文曲星和魁星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在考证源流时,很多研究将三者混为一谈,认为它们只是称呼不同;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通过对主要科举星宿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进而发现科举星宿崇拜形成的基本规律,对科举学、民俗学的进一步研究必有裨益。

一、文运昌盛:文昌帝君

(一)溯源:从天神到人魂

“文昌”就是文风昌盛的意思。古代占星家常以该星的明暗程度来判断朝代与知识分子的命运。文昌帝究竟是什么神?有的说是天神,有的说是人魂。天神说是指文昌起源于自然现象。据史书记载:文昌星不单指一颗星宿,而是由六颗星宿构成的半月形星宿群。据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重、六曰司禄”[1],意思是说北斗星的上方有六颗星组成一个箩筐形状的星座,就叫文昌宫。它们各司其职,并与人间官职呼应:“文昌,一星上将,大将军也;二曰次将,尚书也;三曰贵相,太常也;四曰司中,司隶也;五曰司怪,太史也;六曰大理,廷尉也”[2]。六星的最后一颗星为司禄之星,它的职责是主宰人间赏罚功名、提拔人才为官。后来,文昌星其他的职能淡化,司禄之星的职责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五星,成了一个主宰读书人禄位命数的天神,正因如此,民间一直认为文昌帝君主要是司“命”,主宰个体的命运遭遇。由于古人笃信一个人的命运际遇与行为心念有关,而好的命运来自于行善积德,因此,文昌帝君也被赋予兼管道德的职能,文昌崇拜的内涵从求好命扩展到了通过“崇文、重教、明理、修身、助人、行善”等获得成功与幸福,官方更以“弘文宣化”这个高度概括的说法来表述文昌帝君的宗教作用与社会影响。人魂之说是指文昌起源于历史人物。流传最广的说法与四川地区的张亚子有关,传说他把道教推广到四川,人们感念其德,就在梓潼县七曲山建庙纪念他,尊称梓潼君,后来又称他为“文昌帝君”。另外一种“人神说”则包括关圣帝君(文衡帝)、孚佑帝君(吕洞宾)、文魁夫子、朱熹(朱衣星君)、魁斗(魁星爷)五人,合称为“五文昌”,这种说法在台湾地区比较流行。多元起源说造就了文昌帝君的诸多别称,如梓潼、文昌帝、济顺王、英显王、梓潼夫子、梓潼帝君、雷应帝君、瘟祖等,体现了这一崇拜的久远性、广泛性、融合性。

两宋以前,“文昌”仅仅只是三垣二十八星宿之一,虽象征文学,但并非人格神祇。文昌被作为考试神祇最早起源于四川地区,它的前身是当地的蛇神、雷神,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泛神论的自然崇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增加了保佑学子考试顺利的神力。这种民间崇拜与对英雄的崇拜合流,遂转化成一种人格化的神祇崇拜,称为梓潼神。南宋时,梓潼神的名气和影响超出了四川范围,成为中国各地学子共同信仰的科举神祇之一,至元仁宗延佑三年获朝廷崇封 “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 俗称“文昌帝君”,司文运和仕禄 ,最终演化成为儒生的职业神祇[3]。明代以后,每一所学校都将部分建筑物用于供奉文昌帝君。《明史》中似乎已将当时关于文昌帝君的相关说法熔为一炉:“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宗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4]尽管内容不一定与事实相符,但是从中却可以看出文昌崇拜的基本演变过程。到了清代,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文昌帝君生日那天,朝廷要派人前往北京文昌庙祭祀,清嘉庆六年,大学士朱呈进《文昌化书》,嘉庆帝敕命各省皆立文昌庙,文昌帝君被列入国家祀典。

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著,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着交礼部、太常寺,将每岁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仪文,照关帝庙定制,详查妥议具奏[5]。

其中“与关圣大帝相同”,表明文昌星崇拜已经从地方民间信仰,演化为国家考试神祇,在神权与政权的双重加持下,取得了崇高的政治、文化地位。

(二)影响:文昌信仰与科举

文昌星的职能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但始终主文运与考运,古人直接将文昌星的形态与科举考试联系起来,形成“文星暗,科场当有事”[6]的心理暗示与解释体系。文昌崇拜于隋唐开科取士后开始风行;在宋元之际演化为民间科举功名崇拜的主要信仰形式;至明清受到各级民众广泛推崇,是故素有“商人供财神,官人念文昌”;“北孔子,南文昌”的说法。“凡士子生死录,文昌及孔圣司之,必两处销名,乃可他适”[7]。可见其时道教的文昌和儒教的孔子已成为天下士人的精神支柱。因其“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8],“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几与文庙等”[9]。大量的传说故事也增添了文昌帝君的权威性与神秘感。如宋代《夷坚志》卷八有载:何文缜赴京赶考,途中经过梓潼,想要去梓潼庙里参拜文星,但后来由于赶路匆忙把这件事忘记了,行了十多里路后才想起来,于是急忙下马,转身望向梓潼庙方向,默默祷告。这天晚上,他梦见自己进了梓潼庙,看到文昌神坐在幕帘之后,投掷了一轴文书给他,上面写的是: “朕临轩策士得十人者,今汝袖然为举首。”后来他高中状元,为一甲十人之首,正与梦境巧合。宋代笔记《铁围山丛谈》中也记录过相关传说,“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自古传无一失者”[10]。据说王安石幼年路过这座祠堂时, 瞬时风雨大作, 似有所预示,后来他果然位至宰相。而下面这则故事进一步说明了文昌帝十分灵验,即使士人改名换姓,命运的奖励或惩罚依然如期而至。

(刘)悦七年前过梓潼神君祠 ,宿于祠下 ,梦与举子数百人趋禁中 ,听唱名于集英殿。俄有一卫士遽曰:“公第三人及第。”悦时名涛 ,因问曰 :“刘涛耶 ?”卫士曰:“无刘涛, 乃刘悦 。”语未毕 ,胪传刘悦矣, 遂惊觉。虽知其神, 而未敢改名。会元诏书 ,若与上书邪等人同姓名者听改名 。时上书有彰信军进士名刘涛, 悦因改今名焉 。今日至庭中, 无一而非昔日梦中所见者 。初闻第一人第二人已赐第, 不觉正衣冠以待,及蒙恩 ,果第三人 ,而心实安然 ,若久已得之者 。信乎 ,得丧果前定 ,非人力也。 崇宁五年(1106), 悦归过梓潼 ,既书其事 ,又请常瑰为记[11]。

文昌帝君掌理考试命运、主宰士子的功名利禄,必然兼及一些文字性职业如刻字、书店、文具店、说书、抄纸等。昔日书商公会就叫做“文昌会馆”。他的陪祀神是书童打扮的天聋地哑两位神祇,表达了天机不可泄露、谦卑少言的文化意蕴。古代流行算命,如果小孩子八字里有文昌命格,家人就会想方设法让他进私塾跟着好老师学习,希望将来能金榜题名。与西方将一切交付上帝来决定或印度文化中视吃苦为修习的做法相比,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清醒地意识到:就算文昌护佑,也需自身努力才能出人头地。这种理性的实用主义态度,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大特色。中国民间信仰指导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能够做寸缕之功的坚持,也能在努力过程中自我激励,从结果来看,于个体而言能实现一些实际的目标,不会陷入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泥沼中;于民族而言保证了民俗的延续性、传承性。

(三)文昌信仰的民间表现形式

1.文昌会

古代士人仕进,以科举为途径,于是天下府县,处处建立文昌宫。目前全国各地建造的文昌宫、文昌阁、文昌殿,数以千计。旧时每年二月初三日文昌帝君神诞之日,童生、秀才、禀生、贡生、举人以及私塾老师都要准备全牛及供品,至文昌庙行“三献礼”祭祀之。清代,朝廷还派专人前往北京文昌庙祭祀,士子们则烧香祷告,昼夜笙箫,三日不绝,称为“文昌会”。苏州吴县学者顾禄在《清嘉录》“文昌会”条记曰:“(二月)三日为文昌帝君诞,大吏致祭于竹堂寺畔之庙。庙属长洲境,故长邑宰亦祭于此。他邑有其庙者,各邑宰为之主祀。馀如道宫、法院、会馆、善堂供帝君之像者,俱修崇醮录。谓帝君掌文昌府事,主人间禄籍,士大夫酬答尤虔,虽贫者亦备份烧香,纷集殿庭, 谓之‘文昌会’。”[12]有的地方会抬着文昌塑像游行,代表着扫去瘟魔,降下吉祥,祭祀活动中还会演奏洞经音乐。台湾地区的读书人在文昌帝诞辰祭日齐聚文昌庙,用牛和其他果品为供物,举行三献礼的祭典。平日各书房也都会供奉孔子或文昌帝,把他们视为“文学神”。虽然“科举废除,文昌信仰受到遏制,但类似的科举崇拜的考试迷信的遗存至今在大陆的高考和台湾的大学联考前都还经常可以看到”[13]。今天的文昌会上,家长会携带芹菜(代表勤奋)、大蒜(代表会计算)、葱(代表聪明)、菜头(代表好彩头)、桂花(代表蟾宮折桂)、发糕粽子(代表高中)、竹笋(代表顺利)、包子(意为包中)、油(代表加油)等,希望考生通过勤奋用功,一举高中、金榜题名。祭拜语包括“祈求文昌帝君灵验显神,开启儿子(女儿)xxx智窍,令智窍开、聪明大进,心性安定,学业从此步步高升,凡有考试能逢考必中、如愿上榜”等。“在香港,每逢考试、开学季节及农历二月初三的文昌诞,不少家长携子女敬香祈福,将芹菜、葱奉于文昌神像前,寓意子女勤力聪明”[14]。

2.洞经音乐

洞经古乐发祥于四川,起源于古蜀人祭祀音乐,自唐代开始流行,因演唱《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从史料记载看,这种音乐主要在文昌帝君祭祀活动中演奏,吸引了大批信奉文昌帝君的科举士人与普通民众。洞经音乐是儒家礼乐文化中乐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儒学有天然联系,在洞经古乐里有祭孔音乐,还用唐诗宋词来填唱经曲,又被称为“儒门洞音”:“礼乐雍容,古代礼乐得籍以保存於不坠焉”[15]。旧时洞经音乐的演奏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艺人,而主要是一些有才艺的读书人。云南丽江大研镇洞经会的《永保平安录》序云:

尝考梓潼神显晋,盛于唐宋,有谓上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元延祐初年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帝君。时科目取士□,夫因谓科目之柄文昌司之,天下学校皆□文昌祠,逮清,建宫升祀,祀典与孔庙同矣。吾丽先进,取帝君所修持《洞经》,集洞经会而谈演之。一时士类清流,礼仪整肃,音乐铿锵,彬彬然盛矣乎……[16]

这里的“士流”,正是读书人。由于文昌会与洞经音乐的关系,因此也称为洞经会。严格意义上讲,“洞经会不是宗教社团,而是一种以民俗祭祀为主要内容的民间音乐组织,寄托的是文人们修身、齐家、治国的美好愿望”[17],正吻合历代政府的教化需求,因此受到官方支持。

3.日常生活中的文昌崇拜

从古至今,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能找到文昌信仰的影子。古代江西抚州科举发达,被誉为“才子之乡”。自宋至清,抚州在科举考试中产生了1029名举人,731名进士,王安石、汤显祖、曾巩等也出自此地。人们对此的解释是天上文曲星所在位置刚好对应着地上的抚州,这个巧合使得当地人更加重视文昌君,重视教育。此外,很多地方都建有祈祷文运昌盛的文昌塔(又称文风塔、文峰塔、文笔塔)。文昌塔的层次多为奇数,如七层文昌塔、九层文昌塔、十三层文昌塔等,塔层数越多,高度越高,法力就越大。国内许多城市有文昌街、文昌路、文昌巷这个地名。例如云南昆明的文昌路,就在本地科教资源最集中的云大、翠湖文化圈内,体现了深厚的历史传承意味。很多以文昌命名的建筑、物品等,都是取其文运昌隆之义,它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化中标志性的教育神祇。

二、壁府文章:文曲星

(一)文曲星溯源

虽然不少文章认为文昌帝君就是文曲星,或魁星就是文曲星,民间也经常混为一谈,但尚无充分证据表明三者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关系。概括来说,关于文曲星的起源,至少有三种代表性说法。一是星宿说。文有纹理的意思,曲意为波折,文曲星就是长形有曲波的星宿,是堪舆学中的一颗凶星。在古人眼中,形如文曲的地势分支较多,如惊蛇破网,从天人交感角度看并不吉利。这种天星对照地理的说法,应该是文曲星起源的最早解释。二是转化说。即文曲与文昌原为同一神祇,后来才判为两神,并分化出了武曲星。文曲的独立,与其掌管的文运事务越来越重要有关,这与科举制度的建立、发展有着对应关系。而文曲、武曲的分野,正好对应了科举考试中的文科举、武科举,因此大致可以判定: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文曲星的出现,是科举考试催生的结果。三是同一说。即认为文曲星就是文昌星,主文运科名。可以发现,与文昌帝君的起源比较而言,文曲星的来龙去脉相对简单,与科举考试的关系更加紧密,可以说是一颗单纯的科举星宿。因此,笔者认为,同一说并不成立,文昌星的演变进程映射出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文化基调与利益诉求,完整呈现了一种民间信仰从自然崇拜到偶像崇拜的过程。正是由于同一说的受众较多,影响较多,导致在民间信仰实践中,常将两者混淆;学术界则对文曲星研究较少,而这种局面又反过来强化了文曲星对文昌星的依附性、从属性。

(二)文曲星的文化影响

中国人在称赞一个人才华突出的时候,常会说对方是“文曲星”,但较少说“文昌帝君”,从这里看出,文曲星即使后期与文昌帝君崇拜发生了较多的重合,但是文曲星并不是文昌帝君,两者在正统道教中有明确区分。在民间看来,文曲与文昌都是聪明才智的象征,但细微区别起来,文昌偏重于政事功名、典章制度方面,属于经世致用的理性学术追求,是现实主义的科举神;文曲则偏重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方面的才艺展现,属于生活情趣的感性内涵充实,是浪漫主义的科举神。

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文章写得好而被朝廷录用为大官的人常被视为文曲星下凡。中国民间传说出现过的文曲星包括比干、范仲淹、包拯、文天祥、许仙的儿子许仕林、刘伯温等;《说文解字》的编撰者许慎被后人尊为“文宗字祖”“字圣”“许夫子”等,也被视为文曲星下凡;在《封神演义》中,聪明耿直的比干被封为文曲星;《儒林外史》中,范进在考取功名前是人人看不起的落魄酸楚穷秀才,而中了举人之后,一下子就成了 “天上的文曲星”。比起高高在上等人拜求,身份众多的文昌帝君而言,文曲星更加亲民,经常自己提笔上阵提供直接帮助。“奉上帝着贫道遣文曲星下降,投胎于义水有内。后伊员外收留,养大成人,名为伊尹,佐于成汤,建都于亳邑”[18]。看起来,文曲星和文昌星的区别主要在于文曲星能以各种化身参与科举考试,而文昌星则一直是高高在上地俯瞰众生;文昌星更多出现在祭祀场合,而文曲星较多地出现于文学作品中。是故文昌星最初的职能范围,是文运和官运,文曲星的职能范围,则主要局限在才华与考运。

文曲星对中国人的文化影响,最主要体现在它是文人为科举考试量身定做的神祇。民间造神运动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人间文化权力结构的争夺与重组。事实上,西方汉学家早就注意到中国官方—民间权力格局在信仰领域的延伸与变化,指出民间神祇被纳入国家祭祀系统或新神祇的创造过程往往伴随着官僚与士绅的斗争与妥协。以此推断,科举制度的建立给普通文人士子打开了阶层上升通道,带来一定的社会竞争力。作为新兴的士绅阶层,他们希望塑造自身小群体在信仰领域的代言人——一个新的科举神可以与文昌帝君分庭抗礼,于是就改造了文曲星的身世来历、美化其能力地位,这个新神祇既是一种文化象征,也是一种权利象征。 “文曲星通常被举子们看成是一种可以祛除坏运、或防止那些阻碍他们在获取各种文科学位的定期考试中的影响的特定星座。有时做一个偶像或用纸写明其身份, 进行崇拜时还烧香和点蜡烛”[19]。这段叙述反映出士人的文曲星崇拜仪式是比较简易和随机的,也证明了相比文昌帝君而言,文曲星与中国士人在感情上更加亲近。文曲星在职能与情感上的过渡性,正是士人阶层在科举社会中的职能与地位的体现:科举制度的实施,打通了社会中下阶层进入权力中上层的路径,而士人是下层民众与权贵阶层的沟通者、缓冲带。他们达时居庙堂之高,穷时处江湖之远,进则在京为官,退则回乡养老,客观上起着文化中介的作用。正是这个群体的壮大,推动了文曲星崇拜的兴盛。可以说,科举时代的文曲星崇拜,既有对文运的追求,也有对文人所享有权利的推崇。而科举制度废除后,文曲星崇拜更多地体现了对文化知识的尊重。

三、金榜题名:魁星

(一)魁星溯源

魁星乃主管文运、功名之神,源于“奎宿”崇拜。传统观念认为北斗中的第一至第四星为“魁”,现代天文学者也认同此说:“北斗一至四颗星(α、β、γ、δ)组成斗形,故名斗魁,或称魁星”[20]。天上北斗星的前四个星星组成一个勺头,古代天文学家就把它也称为“斗魁”,即所谓“魁星”。也有人说魁仅是指北斗中的第一颗星。又有关于奎星的说法:“奎”是二十八星宿之意,形状屈曲相钩,很像文字的笔画,因此在汉代就有了“奎主文章”之说。后来人们将其演化成为天界文官之首,专门掌管文章好坏和文运兴衰。以“奎”称文章、文运,如称秘书监为“奎府”,称皇帝的字为“奎书”“奎章”。后来因为科举考试用魁首的称呼,故“奎星”改为“魁星”,顾炎武《日知录》载:

今人所言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 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21]。

这段话表明了魁星与奎星之间复杂的演变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曾长期被视为“奎星”,很多奎星阁就建立在文庙旁边。从“奎星”转化为“魁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必然与科举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科举考试的最高荣耀是拔得头筹,因此对“夺魁”非常执着,甚至可以说,科举文化就是一种“魁”文化。科举通过《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取士,每经头一名称之为“经魁”;进士第一名既称状元,也称“魁甲”;乡试中,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也称作“魁解”;每一个环节都是对“魁”的层层强调。经过九死一生激烈角逐,依靠勇气、毅力和才学取得令人仰视的胜利,胜出者确实担得起“魁元”的称誉。对“魁”的偏爱,使得人们在使用奎星概念时,有意识地转换成“魁星”,因为“魁”也是一个星宿,且寓意更符合考试的追求。为了使其名正言顺,还给他创造了新的身世来历。传说中的魁星不仅长相不佳,而且是个瘸腿,一说他因为外貌丑陋惊吓到了皇后,被皇帝取消了状元头衔后跳海自尽。玉皇大帝怜悯他,赐朱笔让他掌管人间科举文运。又一说是魁星殿试之时,巧妙的对答令龙颜大悦,遂被封为状元。从此以后,天下的读书人都供奉“魁星爷”,希望 “试”途光明。魁星造像一般头部狰狞像鬼,一脚向后翘起,如“魁”字的弯钩;一手捧斗,一手执笔,意思是用笔点定中试人的姓名。很多艺术作品上的图案则是一个变形的魁字:形如蓝面小鬼,一手捧墨,一手执笔,单足站立在鳌头之上。民间的笔筒、瓷器、木雕、民居、年画上都常以魁星作为构图元素。

有人认为文曲、魁星为同一星,亦说魁星是文昌六星中的一颗。其实,文昌星主文人打扮的梓潼神,而魁星则主鬼面踢斗的大魁星君。跟文昌星的宝相庄严不同,魁星会出现在各种民间活动中,可以看作是科举神祇的民间代表。古时正月十五元宵节在乡间有“闹古事”的游行活动,即装扮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历史人物走街串巷,渲染气氛。魁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文财神”和“武财神”紧随其后。东南地区闽、浙、赣、台诸省,七月七日被视为 “魁星生日”,女子拜织女求手巧,男子拜魁星求功名。还有学者认为“魁星崇拜源于西亚的天狼星崇拜,传入中国之后,就演变为主司科场功名的文运之神了”[22],但这种说法的支持者并不多。

此外,民间传说中还将魁星与钟馗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魁星身份的具体化。钟馗是终南山的道士,才高八斗但是面貌丑陋,被皇帝嫌弃,没有被录取为进士,但是,“沈括《梦溪笔谈》与陈耀文《天中记》都未谈及钟馗落第之因。到了万历安正堂刊本《唐钟馗全传》中,钟馗不仅被改成状元,而且说事后被黜是因为貌丑。这显然是明清才流行的观念”[23]。这应是民间故事被科举文化改造的结果。

可以看出,从“奎星”到“魁星”是一个对考试目标不断具体化,追求不断功利化的过程。“奎星”带给人们的是写出好文章的才华或运气,但是,参加科举考试除了能写好文章,还需要有脱颖而出的运气,在士子们都具备了一定才学的前提下,又进一步祈求有“夺魁”力量的神祇显灵。读书人信奉魁星的风俗,早在宋代就有,这种崇拜的范围也从读书人不断扩展到民间,渐渐和其他风俗结合成为隆重的文化活动。

(二)魁星崇拜遗迹

旧时魁星楼、魁星阁遍布全国各地,既有兴学育贤的宣传效应,又有“邀灵通气”的精神寄托。学宫里也大多供奉魁星图。魁星楼中,“魁”字常会少了两笔,没有“ム”,意为去掉鬼气,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而“楼”字则多了一笔,示意读书要多用心,博学多识才能更上一层楼。魁星左手托“量才斗”,右手高举“点状元笔”,脚踏搏浪鳌头,呈勇往直前状。魁星上方为“天开文运”匾额,两侧为描写魁星的楹联,最常见如:天下人才以斗量,半只脚踢开千秋文运;世间学子争光辉,一支笔点名万代鸿儒。明人陆深曾在《俨山外集》中记载了天顺年间的乡试考生在座位右侧贴上魁星图,祈求魁星保佑及第的故事。还有的地方盛行在考场外出售魁星塑像。一些地方戏剧中,也有根深蒂固的“魁星情结”:例如抚州傩戏中就有很多与魁星相关的情节,“抚州傩文化中对魁星的崇拜 ,反映了对科举的追求 ,是抚州才子文化教育思想在民俗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24]。

在“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八韵赋成,惊破侍郎之胆”的高压氛围中,士子们寻找精神寄托和心理归宿是非常正常的。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星”崇拜,名目繁多的星宿归结为一个称呼:救星。这三个文人保护神,由于都与星宿有关,职能也有相近之处,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混杂、纠缠,想要厘清它们各自的起源、演变,目前尚缺乏充足的史料与实物。三者也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文昌帝君总体而言是跟人的运气有关,文曲星则侧重于个人才华;魁星对考试结果影响更大。不过以中国人在宗教信仰上的功利主义而言,只要是与文运相关的神灵,皆一视同仁的虔敬和信赖。中国许多关帝庙里都有一个文昌阁,文昌帝君和文衡帝君同被道教尊为主管功名利禄之神,二神逐渐合祀,常常同时出现。《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写南京乡试道:“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来镇压,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25]就体现了后期神祇合流的情况。

四、结语

文昌星、文曲星、魁星崇拜,本质上就是中国的考试崇拜,功名崇拜。从表现形式上看,在民俗、皇权、科举制度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上述星宿不断被附着人格意义,经历了从自然神到文化神的演变。从操作内容上看,自然崇拜、民间信仰如风水观念、字纸崇拜,构成了科举星宿崇拜的基础;与此同时,科举信仰民俗中增加重视教育、追求功名等内容,提升了科举星宿崇拜的文化品位和思想格局。由于知识分子参与到科举信仰活动中,不断对其进行改造和解释,使之能更好地适应儒家文化主导的传统社会,获得了强大的自我创新能力,总体而言,是一个民间信仰与科举崇拜相结合的过程。从实践方式上看,尽管信仰民俗是社会个体的行为模式与选择倾向,但是由于民俗对于社会治理的特殊功能,因此当民俗发展到一定规模与程度,就会被统治阶级整合到精英文化中,“正是在道教和文人儒士的大力推崇下,唐宋元明九个帝王的不断加封,梓潼神才与主管文运的星宿文昌星重合,梓潼帝君变成了文昌帝君,张亚子由地方小神一跃成为天下共祀的文昌星,专司功名、文运、利禄”[26]。受众可以选择崇拜的具体对象与行为,但崇拜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却是由群体共同定义的。这是一个信仰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群体建构的过程,它使得科举信仰的对象从士人及其家庭扩展到了全体民众,概言之,是个体行为与社会推动相结合的过程。从价值取向上看,古人相信穷达贵贱有征兆,获得神灵庇佑的前提是善念善行,传统文化宣扬“神”与“命”决定一切,包括科举成败,宋人归纳为“科名前定”[27]。科名前定的依据是阴鸷、因果,因此提倡行善积德。对阴鸷的重视与实践,最终落脚于“科举功名”这一具体的目标。尽管如此,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士人们积极进取,而不是完全被动地听天由命,这是一个科名前定与道德修为相结合的过程。从具体内涵看,由于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具体的,要求结果的过程,因此,科举星宿的职能也越来越具体化、功利化、差异化:文昌星保佑读书人文运昌隆,文曲星赋予读书特殊的才华,而魁星,直接指向了竞争胜出、拔得头筹,体现了社会发展过程科举考试的功能定位与社会影响都更加精细化。

科举星宿崇拜是自然崇拜与科举崇拜在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其形成、演进过程反映出科举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科举星宿崇拜的思想基础,是自然崇拜的万物有灵观、儒家的命定论、道家的阴鸷说、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的混合体。民间信仰经过国家意识形态的崇奉,并与具体的科举制度相结合,就使科举的成功成为国家和世俗共同鼓励的荣耀,而当科举登第的功利性诉求与行善积德获得好报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发挥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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