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
[摘 要]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创建的一所培养妇女革命干部的非学历教育初级学校。该校办学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突出政治思想教育,传播红色文化。中国共产党最早培养的妇女干部从这里
走出,是上海红色文化的一抹亮色,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平民女校;中国共产党;妇女干部
一
1890年,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说:“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必
也多设学校,使……妇孺亦皆晓诗书。”①女校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提到,1834年伦敦妇女会议在远东提倡女学,英传教士古特拉富至夫人(Mrs.Gutzlaff)在澳门设立一所女学校。②19世纪70年代访美的中国工商界代表李圭说:“近年来,各国女塾,无地无之。……其所以日兴日盛者,亦欲尽用其才耳。天下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而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以心静而专也。若无以教导之提倡之,终归埋没,岂不深负大造生人之意乎。”③清朝官员端方在20世纪初出国考察各国政治时对各国女学加意考究,回国后奏报:“其规模教法不必尽同,要皆以育道德、勤学问、务职业为旨。……其义最为切实中国,初兴女学不外乎此。”④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成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1905年前后,日本帝国妇人协会会长下田歌子创立实践女学校,招收了不少中国女留学生。秋瑾在1905年夏携带《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在江浙诸城市广为散发,号召女子留学,鼓吹“家庭教育之改良,社会精神之演进,无量事业无量幸福,安知不胚胎于今日少数之女子”⑤。
近代的上海学校众多,对于传播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女校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185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夫人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外国人办的圣玛利女学校(1881年)、中西女塾(1890年)和晏玛氏女学校(1897年)后来成为著名的贵族女校。1898年成立的经正女校是国人自办的早期女校。20世纪初年,爱国女校(1902年)、务本女学(1902年)、上海女子蚕桑学堂(1904年)、女子中西医学院(1905年)相继开办。1907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女学章程,女子教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据统计,自1902年至1921年上海重要的私立女校共有22所⑥,其中包括暑期曾被中共“一大”代表作为宿舍的博文女校⑦,受到各种限制,不过多进行正规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能入校求学的女学生是有限的,远远谈不上普及。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各地青年学生掀起了“到民间去”的热潮,其主要措施就是兴办平民教育,把“教育”这一从前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变为一般平民也有机会享受的权利。上海学生联合会义务教育团为此提出了具体要求:办学范围分公办义务小学、商界义务学校和工界义务学校三类。⑧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民生女校曾开设义务晚校和星期义务学校。⑨徐家汇也有复旦大学办的平民学校,出版《平民周刊》。1922年春昆山路女青年会发起平民学校,组成者十三处,各校以青年协会出版之《平民千字课》为读本,3月15日开学。⑩这些学校虽有普及文化之功,但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红色文化传播没有直接关联。
二
中国共产党有意“在上海创办一个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女工作”。1922年3月5日《妇女声》第6期平民女校特刊发表陈独秀、李达、邵力子、沈泽民、施存统等人的文章。陈独秀在《平民教育》一文中指出:“教育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他“第一是希望有教育”,“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为该刊审改许多重要文稿的李达撰写了《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说明本校工作部底内容》两篇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李达指出,“第一,现在抱有热烈的求学欲望而无学校可入的年长失学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二,因为经济问题而不能求学的与不能继续求学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三,甘受机械教育而被教育机关摈斥的,或不甘受机械教育的女子,也不知有多少。至于为旧制度、旧礼教所束缚、所窒息,永远不知求学的女子,尤其不可胜数。”他强调平民女校“是现在满足这三种女子求学欲望的第一个学校”,“假使全国各大都市都能照样的把平民女学创办起来,使这类有觉悟的女子都能够得到求学的机会,那么,我想不上几年,真的女子解放的先锋队到处都要组织起来了”。归纳起来,共产党人创办该校的初衷是培养妇女运动的先驱,组织女子解放的先锋队。
1921年12月10日中华女界联合会发表《创办平民女学校缘起》,指出“教育是人生的权利。我们女子有志读书的往往被经济和顽固的家庭所困。有些奋斗着脱离出来的,又无处可以谋生。本会特设工作部,借资本和器具给她们,使她们在团结的力量下面作工、生活。工暇来校上课,本校又特免其学费。”该校分设高等科、初等科。高等科为投考国内专门学校、大学预科的预备,及养成小学教员。初等科则为年长失学者而设。
三
平民女校校址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
(今成都北路7弄42号),李达任校务会议主任,教员有陈独秀、高语罕、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等,全部义务任教。照沈雁冰的说法,“平民女学,是党成立后办的。……教员都是党员兼的。”学员丁玲回忆说:“固定教课的有茅盾、高语罕、李达、陈望道、邵力子,其中高语罕能住在学校,教课多些。”王一知回忆,“任教师的人都很忙,只有教国文课的高语罕住在学校里,可以随时质疑。”丁玲還回忆,“柯庆施是中学毕业生,教低级班文化课。”钱希钧证实:
“张秋人、沈泽民教英文,柯庆施教算术,提倡白话文的高语罕教高级班的语文,王会悟和高君曼(陈独秀的爱人)教初级班语文。”王会悟还任读书部委员(教务委员),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
共产党员张太雷、刘少奇、恽代英、张秋人、李达、陈望道、施存统等都到过该校作过政治时事报告。
王一知回忆说:“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二年由苏联归国,也曾来到我们学校。同学们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向他发问,他仔细地把问题逐条记下,系统地作了回答。”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之
一俞秀松虽没兼任教员,也常去平民女校关心学生。钱希均1981年回忆说:“在平民女校学习时,秀松对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都很关心,经常与同学们谈国家大事,他与我们学生的关系搞得很好。”
除了学习文化知识,接受政治教育,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平民女校学生还积极到一些女工集中的纺织厂、绸厂、烟厂参加工人运动,贴标语、发传单,进行宣传鼓动,支持罢工。1922年3月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罢工时,工人生活十分困难,学生就拿着小旗背着竹筒上街募捐。该校“学生一律短发,不同寻常”,“一出
门,就被称为过激党的。”女校学生“还负责把各地支援罢工的款子和募捐所得,发给工人。每天每人发两角至四角以解决生活问题。”平民女校的学生们参加过1922年5月5日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组织的首次马克思诞辰纪念会。同年11月,她们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5周年群众大会上边发传单边宣传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为了提高劳动妇女的文化水平,平民女校在工厂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叉袋角办了一个平民夜校。
四
平民女校贴近平民,进行非学历新式初等教育。为了尽可能照顾不同情况的学生,该校的上课时间机动性大,所定的功课只有半天。学生可以做了家庭工作,吃了中饭来上课;也可上了课回去煮饭、做家内的工作。
在学校工作部的初级班的同学则“半天读书,半天在学校手工作场做工,主要是缝制衣服、用手摇机织袜子,这样,可以赚几个钱”,维持生活。该校章程第四章规定:“工作部工作时间,由学生委员会酌量规定,以每日五小时上工为标准”。工作部内分缝纫、织袜、编织三个组,工作部委员王会悟教编织,秦德君教织袜。秦德君回忆说:“工作部的车间有12部织袜机器,4部织毛巾的机器,可制造些轻工业日用品。”
根据王会悟当年著文介绍,平民女校的膳宿费概归学员自理,包饭膳费“每人每月平均派着四元二角。我们睡的是一只窄的平民床,每人每月只收宿费两元。”“我们寄宿学生中间,有些无力付膳宿费的,学校内又设有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伊们上半天课之后,做半天的工,维持平民式的膳宿费。”钱希钧回忆说:高级班走读的多,“低级班大多是住校的。……住校的学生吃‘包饭,每月包伙费是三元钱。”丁玲回忆说,高级班六个人王剑虹、她的堂姑王醒予、堂妹王淑琼、一个姓薛的小学教员、王一知和她本人“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客堂楼上,每月房租拾元。”王一知说:“我在平民女校时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全部经济来源就是靠在学校做半天工所得的钱。要付房租、伙食费、买学习用品和衣物等,钱根本不够用。多亏同去的几位女师同学的帮助,她们不要我出房租,也不要我出伙食费,三个人吃两份客饭。”尽管生活是困难的,学习是艰苦的,但充满了希望。
五
1922年6月20日《上海平民女学校章程草案》在
《妇女声》第10期发表,其中纲领部分称:“我们中国女子到今天还不曾有女子自动组织的学校,以致教育的权柄都被一班蹂躏女权的教育者掌握去了,为抨击这种腐败的女子教育起见,我们创办我们自己的学校。……本校的目的是实行平民教育,要使一班平民女子得到人生必要的知识;并为便利一班女子,研究较深的学识起见,本校特设高等班,为救济年长失学的女子起见,本校特设初等班,专为伊们再辟一个求学的新门径新纪元。女子解放的第一步已经开了端了,……我们来集个大本营,先把这最紧迫的生活问题读书问题对付过去吧!不过我们的力量有限,希望同情于我们的事业的人们给我们以实力的捐助才好!” 同年12月,日本人在上海发出情报称,李达“于今年二月在上海女子联合会(故黄兴未亡人率领的中国妇女团体)及陈独秀一派的支持下,以教授中国妇女为目的到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教授中等程度普通教育平民女学校。开校以来,收容学生五十余人,李自任校长,由两三名教师教授全科,按校规要八名教师,因经费短缺无法按校规执行。今夏以来,慈善募捐了一点,但不尽如人意。这次预定向内外一般的有志者募捐,现正在准备中。”
《章程》则分组织大要、财政、读书部、工作部、学生委员会、附则等六章。第一章规定:本校一切校务,“概由‘校务会议和‘学生委员会议决执行。”“‘校务会议为本校最高办事机关,由教员和学生代表组织之。”“‘学生委员会为本校辅助机关,由全体学生选出五人组织之。”“本校设读书部,内分高等初等两班。高等班为学生补习必要的基本科学而设。初等班为年长失学者而设。”“本校设工作部,内分缝纫、织袜、织地毯、织布四组,为维持本校及贫苦学生的生活之安全而设。”日本人在上海发出的情报认为“工作部收容苦学生,工作部分四组:织花边、织袜子、织地毯、织布,收十五岁以上的女孩子;定员四十人”是该校的特色。但在相关回忆录中均未见“织地毯”的表述,可能仅仅是计划,后来并未落实。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二大”以后,党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妇女工作相对党的建设、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来说,位置稍稍偏后。1922年秋,李达、王会悟因故离沪后,平民女校由蔡和森、向警予接办。同年底,由于经费不足以及不少兼课的职业革命者无暇顾及等原因最终停办,停办后部分学员转往上海大学继续学习。
平民女学停办后,党的妇女教育工作并没有停止。1924年5月中共妇女部成立后,“与上海大学男同志合办平民夜学校一处,学生约三百人,女子有八十,工人居多数。”中共在该校及杨树浦平民女校等校里向工人宣传,发展党员。1925年的二月罢工“就是从
‘平民夜校学生中开始,了解纱厂内外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情绪和情況。”
六
平民女校是上海最早将“平民”与“女子”联系起来的学校。当年李达就撰文赞扬“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该校为党培养了第一批妇女运动干部如王一知(后成为张太雷的夫人)曾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长期任党的秘密电台机要交通;王剑虹(后成为瞿秋白的夫人);钱希均(后成为毛泽民的夫人);丁玲,曾任左联组织部长、党团书记等职,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综上所述,上海平民女校办学时间不到一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领导开展妇女运动的最初实践,为培养最初的妇女干部,做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该校的办学路径是低成本的非学历教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师生进校任教入学均采取介绍制,无须经过考核,无文化上的门坎,但有政治上的要求;平时是带着任务办学,急用先学,突出政治思想教育,传播红色文化,具有临时性、战斗性、非专业性等特点。平民女校是红色文化的一抹亮色,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妇女干部从这里走出,在中共党史上有重要地位。
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党的诞生地史料挖掘与建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编号:2019ZJD004
注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②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2页。
③王韬、李圭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70页。
④端方:《改办女学及幼稚园折》(光绪三十四年六月),《端忠敏公奏稿》卷12,第26、27页。
⑤郭延礼:《秋瑾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61页。
⑥徐宁:《近代上海的女学生(1850-1922)》,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⑦该校在五四运动中与中西女塾、爱国女学、务本女中学等校一样均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成员单位(《五
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19年6月9日该校与务本女中等15所女校联名致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表示:“我們中国学联之宗旨,是卫国及警告政府,并无‘排外的目的。在传单中及通告中都是宣传爱国精神,別无他意。”(《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6月11日原设在法租界渔阳里21号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社迁至礼和里博文女校(《时报》1919年6月12日)。
⑧⑨《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3、554、556页。
⑩《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7、29页。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丁玲:《我所知道的平民女学》,《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131页。
王一知:《我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上
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
钱希钧:《从平民女学谈起》,《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頁。
《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125页。
《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6页。
平民女校章程规定,该校“工作部学生名额暂定四十人。”1922年底日本人的一份情报称平民女校开校以来共收容了学生50余人。如果这一数字无误,则该校约五分之四的学生都是半工半读的。
《中国事情》(1922年12月),《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页。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第513页。又据杨之华回忆说,“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时,曾去过
‘平民女学一次,看见丁玲穿一件夏布背心,男男女女坐在一起,我有点看不惯,觉得太随便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上海市妇联妇运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包惠僧在《党的“一大”前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中说,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职工运动委员会“在小沙渡叉袋角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夜校,也因人力和经费所限,工作没有开展起来”。两者应该是一回事,很可能是职工运动委员会暗中布置,平民女校的学生出面实施。
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秦德君:《我的一个世纪》,《乡音》2002年第3期。
王会悟:《平民女学上课一星期之感想》,《女
界声》第6期。
《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李达:《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女
界声》第6期。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