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狂”终于被驯服

张静初

1

我入演员这一行，和我小时候学画画有关。

我5岁就上了一年级，因为年龄小，上课听不懂，做作业也比别人慢。功课太多的时候，我经常不能完成，第二天早上就会被老师罚站，书包被扔出去。所以，我小时候不爱上学。那时候我最害怕听到外婆家门口响起急刹车的声音。每当寒暑假结束，爸爸来外婆家把我接走的时候，我都像被绑架了一样，哭得撕心裂肺，至少要哭一个小时。

妈妈是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我考不好，她就会很没面子。她没时间跟我讲道理，经常一生气就用竹篾打我。我小时候会抱怨这种体罚，后来长大一点，才渐渐理解父母，理解他们心里的那种不甘和苦闷。

妈妈于1953年出生，她和爸爸都错失了受到良好教育的时机。

我爸很少喝酒，但一喝醉就喜欢用毛笔在水泥地上写字。他会把我叫到面前问：“你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吗？”我说：“你不是奶奶的孩子吗？”他说：“不是。我是欧阳修的后代。”第二天他醒来，我把他说的话告诉他，他觉得丢人，嘱咐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妈妈那时候要上课，白天没时间看书。晚上我们头对脚睡，睡到半夜，我觉得脚好凉，醒过来发现脚边是空的。妈妈已经坐起来，打着一个小小的手电筒在那儿看书了。

所以，我后来觉得，他们有时间把我喂饱就不错了。那时候妈妈去上课，我就会待在别的老师家里。夜里特别冷，我睡觉之前，想象她从那个很黑的柴火间把自行车推出来，在黑夜中蹬着车，我就一直哭，觉得妈妈真的好难。

但这种经历也让我变得不太敢去尝试，我特别害怕竞争，害怕失败，觉得自己输不起。

因为我的成绩不够好，所以父母对我的期待很低。不管怎么样，我总得学点什么吧，于是去学了画画。没想到自从学了画画之后，我的整个人生都改变了。画画无意中训练了我的视觉审美体系。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渴望独立和自由，希望走出去。

2

1996年8月20日，我考上了一个化妆大专班，背着背包来到北京。

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学习。我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我翘了化妆班的课，去“中戏”蹭摄影系的课。在阶梯教室里，我看《雾中风景》，看《巴黎最后的探戈》，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有好多电影我都没看过。

我的人生好像忽然间开了一扇窗，我忽然间听懂了一个笑话，看懂了一部话剧，在学习中，我能够体会到很爽的感觉。

真正决定做演员，是在拍完《孔雀》之后。《孔雀》里姐姐的角色非常能触动我。文艺片是描述人的，所以它着重深挖人物性格，你会发现，有深层次的东西跟你连接上了，就是那种被生活不断地打压和磨砺，无论如何都想往上冲，最后却折翼的感觉。

试戏的时候，我们连轴转了3個月。早上学方言，中午打乒乓球，下午学手风琴。一段戏，跟“哥哥”演，跟“弟弟”演，跟“妈妈”演，跟“爸爸”演，我要与不同的角色试戏。

有一天，我的腰忽然动不了了。因为我太紧张、太较劲了。背着特别重的手风琴，我老摸不到贝斯键，越按不准我就越急，腰的发力方式不对，全身都较劲，加班练了几天，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的腰就动不了了。我崩溃了。

我什么都干不了。我想这下完了，别人都在进步，我只能躺在这儿。我就把手风琴放在身上，没事儿就摸摸。3天之后一起床，每一曲都弹得特别准。

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留空间，要放松，不要沉浸在恐惧里，因为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

之前，我对待每个角色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演好，很多时候我都是拼命沉浸到那个角色里，生怕自己不够投入，生怕自己不小心跳出来。我觉得特别累。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向观众呈现角色彼时彼刻的想法和生命状态。有一场捡西红柿的戏，剧本里写着角色“泪如雨下”。我跟导演说，不知道泪如雨下怎么演。导演说：“有眼泪就哭，没眼泪就算了。”

可是拍戏时，当我蹲在那儿的时候，直觉告诉我，哭的时候不能有大动静，我一想到自己的青春，感觉就上来了。后来所有人看那场戏都看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青筋暴起，像是在无声地呐喊。我知道了，演员没有必要去解释角色，而应该实实在在地活在表演的那一刻。

那部戏演完之后我发现，我好像离自己喜欢、欣赏的演员近了一点，我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他们，在那个时候我才下定决心继续做演员。

3

拍完《孔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表演走的都是比较保险的路线，我总想做一名“好学生”，总在寻找正确答案。我拍的戏也不少，2009年的暑期档，有3部我参演的电影上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都说串了角色。其实，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我真的特别想拍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自由。我整个人就像在守业，而守业是非常消耗人的。我要拍很多照片，做很多宣传工作，一直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明明没什么想说的，还要被迫去说。很多人觉得我的作品挺好，我现在挺红，都希望我能保持。这些期待于我而言都是无形的压力。

后来拍《唐山大地震》，那是我第一次没法从角色里走出来。我们在汶川拍戏，拍着拍着，就会有群众演员指着地面说：“我的家人都被埋在底下，我们家就剩我了。”我的眼泪当时就控制不住了。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都处在一种抑郁的状态中，做任何事都高兴不起来，做什么都觉得缺乏动力。于是我想，干脆去纽约学习吧。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想再去上学。但这也意味着我的演艺事业要停下来，我要推掉很多戏。很多跟我合作过的导演，比如尔冬升导演就会提醒我：“你不能一直把戏推掉啊，你要保证你的市场占有率。”我能理解他的出发点，只是我比较逆反，特别不喜欢别人对我有所期待，就是想去打破那种期待。

4

从做出决定到真的离开，前前后后我只用了一个星期。朋友给我推荐了学校，我给学校发了邮件，报了名，在网上找了酒店式公寓，就去了。

那是纽约的冬天。赶上了雪灾，中央公园的雪积到一米多厚。我刚到纽约的时候，住的地方上不了网，房间里的厨余垃圾处理器坏了，洗衣机也出了问题……

在纽约，我遇到很多挑战：我要自己处理账单和税务问题;开车违章，要去交罚单、参加考试;每个星期二都要记得收垃圾，不然邻居就会抱怨;信用卡要按时还款，不然就会因为欠款而被冻结……

有一天，气温是零下十几摄氏度，我在路上走了40分钟。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手刚要拉车门，车就开走了，我差点儿绊倒。我把谷歌地图下载下来，辨别方向，看看到哪个路口该怎么走。一个月之后，我学会了坐地铁。

这种生活让我明白，那些被宠坏的孩子，看上去好像很幸福，所有事都有人替他们扛，但他们是永远没有自由的。在真正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让人崩溃和焦虑的瞬间，但我享受这种感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慢慢地把生活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我曾经是一个控制狂，但在纽约的生活改变了我，不仅改变了我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改变了我对待职业的态度。

5

拍《冰峰暴》讓我非常开心，尽管最后它的票房并不好。当初，导演拿着分镜头来找我的时候，2000多个分镜头全部画完了。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导演特别纯粹的电影理想。

这也是我接这部片子的原因。拍这部电影的过程，让我明白了享受过程的快乐。

在拍摄之前，我和我的登山教练一家人相处了两周。他的太太是极限滑雪运动员，他们过的是特别狂野的生活。他的太太没事儿就独自进山滑雪两三天。他放任孩子们去玩极限运动，他们家出现过4个儿子在一个月内陆续进急诊室的情况，他们不是摔断了胳膊，就是摔折了腿。他被怀疑虐待孩子，因此被警察传唤。

如果不是真正接触他们，我不会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但在和他们一家人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

就像登山，有些人最终成功登顶，还有一些人到不了山顶，他们很可能这一生都没有办法登顶，但他们所获得的是努力攀登的过程，所以成功登顶不是攀登的意义，攀登的过程本身才是攀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