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从“鬼”到人的转变述略

金恒薇

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30名日本战犯主动要求处死自己

“人间奇迹”“世界史上的奇迹”，这都是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政府改造战犯这一历史壮举的记载。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残害中国人民的行径与手段举世罕见。战后面对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共戴天的仇敌，新中国政府却作出了“一个不杀”“宽大处理”的决定，并采取了先进而独特的改造政策。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带着疑问与不解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并深刻地感受到日本战犯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经历了抱有幻想不认罪——深受感化，慢慢转变——积极认罪并投身到反战的队伍中的这一过程。态度转变的背后是有的放矢的教育，而这一从“鬼”到人的改造过程对当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意义极其深远。

一、接收初期，战犯态度十分骄横

日本战犯刚刚来到中国时，态度十分骄横，他们蔑视新中国政府，敌视管教。尤其是一些军官带头煽动闹监，还时常表现出军国主义的劣性。当时美国侵略朝鲜的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随着战局的紧张，日本战犯们开始产生种种幻想，认为美国会打进来“营救”他们，并叫嚣中国违反国际法，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针对这些，中国政府对战犯们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思想教育：（一）国际法的学习。 管教们首先学习了国际法，并有理有据地向战犯们进行宣讲，根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中国政府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对侵略战争中犯有战争罪行的战犯实行关押和改造。同时《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详细规定了战争犯罪的概念、种类。杀害平民、奴役平民，掠夺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都构成战争犯罪。且不说人道，在国际法面前，战犯们已是无话可说。（二）《帝国主义论学习》。 这本书在战前可是日本的禁书，当战犯们在中国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恍然大悟。他们重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清了天皇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结合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认清了自己不过是军国主义推行侵略的工具、爪牙。（三）事实胜于雄辩。 1951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痛击了美国侵略军，并取得了节节胜利。这一事实彻底击碎了日本战犯们的幻想，他们对中国人民军队刮目相看。

二、改造过程中，战犯们深受感化，态度慢慢转变

战犯们通过学习，思想上有了转变，而最让他们有实质性转变的是中国政府在改造战犯过程中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生活待遇以及震荡人心的社会教育。战犯们对照当年所犯下的罪行，人性的泯灭终于在人性的光辉中开始复苏。（一）人道主义待遇。 为了改造这批战犯，中央和东北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和规定。分灶待遇：日伪少将或相当于少将以上官员，享受当时中国东北行政委员会副部长以上干部待遇；校级或相当于校级的，享受当时县团级以上干部待遇；校级以下的大灶待遇，也基本上是细粮供应。而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得几乎全是高粱米、窝窝头。尊重民族习惯、尊重人格：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严禁打骂、体罚、侮辱战犯；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为了照顾日本战犯的民族习惯，还时常为他们烹饪日本民族风味的饭菜。除此以外，定期为战犯们检查身体，按时按季发放衣裤、日用品。为了丰富战犯们的文化生活，管理所还成立了学习部、文化部、生活部等五个部，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这些全面而细致的工作深深地感动了战犯们，也使得他们提高了思想觉悟。（二）社会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战犯们却心存疑惑，认为可能是在宣传。为了让战犯们心服口服，在实践中、在与人民接触中反思和悔过，中央政府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让战犯们分三批到社会参观。战犯们从农村到城市，从北到南，目睹了解放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当他们来到鞍山钢铁厂这个当年由他们建成的“昭和制钢所”时，他们瞠目结舌，没想到“八一五”前已被炸毁的地方居然用了三年的时间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大型钢厂。当战犯们来到平顶山村时，听到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痛述当年惨状时，战犯们纷纷跪倒在幸存者的面前，他们企求枪毙自己以得到应有的惩罚。社会参观不仅使战犯们回到自己犯过罪的地方反省自己的罪行，接受当地人民的教育；也让他们看到了伟大而又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当年他们一路烧杀掠夺，中国人民流下了鲜血；如今他们因内疚、忏悔，流下了自己悔罪的眼泪。

三、战犯们经过审判、释放后，积极认罪并投身于反战和平事业中

战犯们在长期关押改造中，多数已悔罪。新中国政府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一方面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另一方面也为了伸张正义、平息民愤，秉着宽大处理的原则，经过一再精简，只对罪行较深的45名战犯进行起诉。法庭上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情景：所有战犯无一否认罪行，无一抵赖，无一要求赦免。相反他们跪向中国人民要求严惩。法庭上不是被告与原告间的抗辩，而是共同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所犯的种种罪行。中将师长藤田茂作出了这样的陈述：“按我的罪行，杀一万个藤田茂也是应该的。中国政府教育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法庭上宣誓，我决定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这些话是所有被审判战犯的真实心声，这表明日本战犯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其余的战犯被免于起诉，从1956年开始，先后有三批日本战犯共计1017人被宽释回国。1964年，日本战犯全部回国。

回国的日本战犯尝到了与亲人团聚的喜悦，而这短暂的喜悦过后，在政治上经过中国政府的教育，思想已有觉悟的他们，都希望能够组建一个新的团体。1956年11月，在东京的归国战犯经过与各地归国战犯交换意见，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总部设在东京，各地成立支部，会员包括全体从中国归国的前日本战犯。组织成立后，会员们从自己的切身实际出发，揭露侵略战争的实态和罪恶，一方面向日本天皇及统治阶级追究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另一方面向日本国民广泛宣传中国政府对战犯的宽大政策和实行人道主义的实况。他们认为这是悔罪的继续，也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归联”成立后，虽然经历了分裂、统一的不同时期，这个由战争罪犯组成的特殊群体一直为日中友好、和平反战事业奋斗。（一）出书宣传，与右翼势力做斗争。战犯们在改造时就把自己的犯罪事实写成“手记”保存下来，1956年日本的光文社得到这批材料并于1957年2月出版《三光——烧光、杀光、抢光》。这本书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很多日本人民看后，极受教育和鼓舞，纷纷加入反战和平的行列。会员们也积极响应号召，撰写了很多揭露侵略战争真相，及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的书刊。“中归联”一直把出版作为会员反战和平运动中的一个主要内容，陆续出版了多本著作。《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原日本战犯的记录》是“中归联”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反复修订出版的，其主要内容为：留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让他们知道被收容在抚顺的一千多名日本战犯身上发生了什么，日本侵略的真相、把在中国不寻常的经历留给后代。该书销量远远超出预想，1年内共印刷4次，发行6000册。在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之时，会员们协助拍摄录像片、电视节目的采访等活动，上街游行演讲现身说法，揭露日本侵略的本质，坚决同右翼势力做斗争，尽自己所能为反战运动贡献力量。（二）开展日中友好运动。“中归联”成立后，日中友好不仅是该组织的宗旨，更是该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不断，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中国文化界人士访日都得到了“中归联”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招待。1964年“中归联”第一次出访中国，在中国各地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并被视为日中人民的友好使者。统一后的“中归联”单独派遣或与其他组织联合派遣的访华团体有12个，人数为89人。此外，“中归联”负责接待的中国访日团共5次17人，这是从未有过的。当得知抚顺战犯管理所重新修复的消息后，“中归联”的会员们无比激动，他们想借此机会，在管理所内“建立向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殉难者慰灵，以表示我们的反省与决心的慰灵碑”。在中国政府的批准下“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由“中归联”募集20万日元，在过去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建成。碑文上写着反省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非人道的犯罪行为，向抗日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人谢罪，并决心为日中友好而奋斗。同时，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重建捐赠资料并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为“再生之地”捐款299万日元。（三）始终站在反战最前列。从1980年开始，以“中归联”为主体举办的历次为了和平反对战争的展览以及之前的各种集会、纪念会、座谈会等等，都是在排除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下进行的。越是这样越得到广大日本国民的同情与注意，并广泛收到侵略战争的实质为日本国民所知的效果。“中归联”的宣讲有声有色，反响甚大，每年到广岛度假的高等院校学生、中学生都愿意听“中归联”会员所作的参与侵略战争体验报告。正因为这样，许多年轻人越来越认识到战争的本质。这种影响遍及日本各地。（四）“中归联”的继承者——抚顺奇迹继承会。“中归联”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现健在的会员人数愈来愈少，平均年龄超过82岁，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其为之奋斗的日中友好、和平反战事业也终于有人继承了。2002年抚顺奇迹继承会在全体“中归联”老会员的祝福与热烈期盼中成立了。他们正为日中友好、反战和平事业不懈努力着。

战争罪犯经过改造成为维护和平的战士，泯灭了人性与良知的人竟能用余生在忏悔、在内疚、在赎罪，这的确是个奇迹。经过新中国政府改造过的战犯，由最初的骄横到慢慢地感化到悔罪再到积极投身反战行列中，并且世代承袭为之不断努力，从这一点来讲，新中国政府改造战犯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显得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