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来客》中自我与他者的人道主义和解及其局限

摘  要：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加缪，因其具有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种文化身份，对于阿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坚持一种折中的人道主义和解态度。正如《来客》中主人公达吕，对于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的阿拉伯犯人提供的便是一種人道主义的自由选择，通过这种方式，达吕试图缓和殖民者自我与被殖民者他者之间的矛盾。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结局注定是失败的。本文试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探讨达吕作为殖民者自我与被殖民者他者之间的中间人，为双方的和解探寻出路而失败的原因，进而分析加缪这种人道主义美好愿景在当时的局限性。

关键词：阿尔贝·加缪;《来客》;自我;他者;达吕;人道主义

作者简介：张涵（1994.4-），女，汉族，华阴市人，现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7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5-0-05

1.引言

阿尔贝·加缪 （1913-1960）， 出生于法国的殖民地之一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一位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和存在主义文学大师。他穷其一生都在探索，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人类生命的本质以及如何反抗这种荒诞的方法。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我们的时代对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转引自 Lottman 1996： 607）。 1960年，一场车祸使加缪的生命停止于四十六岁，但是，他的作品《局外人》 （1942）、《西西弗神话》（1942）、《鼠疫》 （1947）、《反抗者》 （1951）、《流放与王国》（1957），及作品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人道主义信仰，永远留存在读者的心中。加缪在他的《西西弗神话》前言中引用了古希腊诗人品达的诗句：“吾魂兮无求永生，竭尽人事之所能”，这也是加缪一生行为准则的准确诠释（转引自，加缪2013 ： 1）。无论是探寻反抗荒诞世界的方法，还是调和自己出生地阿尔及利亚与宗主国法国之间的矛盾，他都殚精竭虑，以一种大无畏精神和勇气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反对暴力，维护人的尊严，为当时战后颓然绝望的黯淡光景燃起一盏温暖的明灯。

《来客》写于1957年，出自加缪的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那段时间里，二战后巴黎紧张的政治局势、与法国其他作家对于《反抗者》的论战，以及与萨特的决裂等，使加缪在巴黎有一种流放感。加缪曾坦言自己虽然是法国人，但生于斯长于斯的阿尔及利亚更像是他的故乡。因此，这部短篇小说集不仅体现了加缪更为成熟的哲学思想，还包含了对阿尔及利亚深深的眷恋。短篇小说集题目中的“流放”指的是“历史，地理或精神上的流放状态”;而“王国”则指的是现实世界——“失乐园，”目的是激励人们回归一种自由纯净的生活中以获得重生（Todd 2000： 350）。加缪认为，流放是唯一通往独立内心世界的道路，“唯一要做的就是拒绝奴役和占有”（张容1995： 161）。在这部短篇故事集的六个故事中，每一个主人公都仿佛处在一种流放状态中，都对自己所面对的精神困境有所思考。

《来客》是这六篇故事中的其中一篇，情节和叙述结构简单，但却引起了较多学者的关注。首先在于它题目中蕴含的深意。“来客”（“LHote”）在法语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客人和主人。结合故事中人物和情节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上世代生存的阿拉伯人与由法国殖民当局派于此地的法籍教师及警察之间模糊倒置的主客身份，使得题目的讽刺意味显而易见。其次，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引人深思。《来客》主要讲述了一位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籍教师达吕对于一位阿拉伯犯人去留问题上的犹豫和抉择。达吕在他的故乡——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给当地阿拉伯孩子当老师，一天，他平静的生活被一位法国警察朋友和一名阿拉伯犯人所打破。据说这个阿拉伯人杀了他的表兄弟，法国警察巴尔杜克西拜托达吕帮忙将他送往警察局进行审问，尽管极不情愿，但达吕还是接受了这个请求。在与这个阿拉伯人共处一晚之后，达吕决定把去警察局自首或逃往游牧部落的选择权交给阿拉伯人自己，让他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然而阿拉伯人最终走上了通往警察局的那条路。事实上，无论这个阿拉伯人作出哪种选择，达吕面临的都是法国殖民当局和阿拉伯群体其中一方的不解和随之而来的惩罚。因此，当阿拉伯人走向了警察局之后，达吕回到教室看到那个犯人的阿拉伯兄弟写给他的话：“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加缪，2018：279）。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这位法国教师感到孤立无援。小说中达吕进退两难的困境和最终的选择使读者对生命的本质有了更深的思考和认识，也彰显出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它的局限。本文尝试以后殖民主义有关自我与他者的理论解析《来客》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从而指出这一故事的结局正体现了加缪作为共有两种文化身份的中间人，竭力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矛盾提供的一种人道主义和解方法。

2.《来客》中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作为一种自我反思，是在意识到自我与他者之间差异的过程中形成的。正如乔治·拉伦所言“文化身份的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对文化自我的界定总包含着对他者的价值、特征、生活方式的区分”（2005：194）。 换言之，某种文化身份不可能单独存在，因为自我不可能离开他者而独自存在。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最具代表性的自我与他者的形象便是西方与东方。基于东西方的关系、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萨义德提出了文化身份问题。他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其实是一种自我建构。西方贬低妖魔化东方形象其实是为了美化自身形象并巩固自己的权利。因此，自我与他者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导致现在如此大的差异只是因为参照物的不同，他者被其对立方根据特定的政治目的所重构。在西方人的眼里，东方便是他者;同理，若把东方作为主体，西方便是他者。

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加缪的《来客》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文本：法国老警察和教师与无名的阿拉伯犯人。如果将宗主国法国看作文化身份的主体，那么这位法国警察形象便是自我，这个阿拉伯人便是他者。然而，正是达吕这一角色的双重文化身份让这个故事不同于其他故事。达吕与当地的阿拉伯人共同出生且成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即使拥有法国国籍，他更认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与习俗，而非法国的。不幸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达吕对于法国警察巴尔杜克西和这个无名的阿拉伯人来说，都算是他者。

2.1殖民者自我与被殖民者他者

在《来客》中可以看出，法国老警察巴尔杜克西是法国殖民者主体下自我的代表，而无名的阿拉伯犯人则是被殖民者他者的代表。巴尔杜克西代表了法国殖民政府，深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在这位法国老警察的意识中，法国人是优越的、文明的、有道德的;而阿拉伯人则是次等的、不文明的、野蛮的。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帝国的殖民事业是合法合理的。认同于这一文化身份，巴尔杜克西能做的就是遵从当局的命令、承担自己殖民官员的责任，来显示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当达吕对于移交犯人这项任务表示拒绝的时候，巴尔杜克西说：“但是，也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啊”（加缪，2018：278）。“我们”——法国殖民官员不能放任这个阿拉伯人逃脱殖民当局法律的惩罚。至于这个阿拉伯犯人，被叙述者极为细致地描述为一个完全异于自我的他者形象：

达吕先是看到他的大嘴巴，饱满，光滑，几同黑人;但他的鼻子高直，目光阴沉，充满了焦急的神色。缠头下露出固执的额头，被太阳晒得黝黑，此时冻得有点发白，当他转过脸来，目光直直地看了达吕一眼时，那整张脸不安又倔强的表情使他大吃一惊。（加缪，2018：270）

此外还有类似的描述，例如：“于是，他端详起他来，试图想象一张怒火中烧的脸。不成，他只看到一种既阴沉又明亮的目光和一张兽性的嘴”（加缪，2018： 278）。然而，对于达吕和巴尔杜克西几乎没有任何的外貌描写。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自我正是通过对比与他者的差异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对阿拉伯人详尽描写的原因便在于他的他者身份，因而也没有必要浪费笔墨去描述“我们”。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阿拉伯犯人的名字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提到过。萨义德表示，在西方人的眼里，所有东方人都是无名大众，而非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决定他们行为的仅仅是原始情感冲动和民族思维模式，而非具體的境遇 （Barry 2014： 187）。这一观点充分体现在巴尔杜克西与达吕的对话中：

“他反对我们吗？”

“我不认为，但谁能知道呢？”

“他为什么杀人？”

“我想是家庭纠纷吧。好像一个欠了一个的粮。弄不清楚。反正他一把镰刀杀了他的表兄弟。你知道的，像宰羊一样，嚓！……” （加缪，2018：273）

在巴尔杜克西看来，阿拉伯人谋杀的原因是模糊的，激起犯罪行为的具体境遇是不重要的。但是有一点他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阿拉伯人用镰刀将他的表兄弟像杀羊一样 “嚓”地残忍杀害。所有的这些细节展现在读者眼前的都是一个完完全全他者的形象——一个阿拉伯人，与“我们”不同的一个阿拉伯人。彼得·罗伯茨曾指出，叙述者对于这个阿拉伯人的描述“鼓励我们去相信这个叙述者想让我们用一种非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阿拉伯人（2008： 538）。达吕，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却长期受法国殖民当局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接受法国殖民教育，他不可避免地将殖民当局建构的当地阿拉伯人他者潜移默化地内化在自己的意识中，从他眼中所看到的这个阿拉伯人俨然符合他所属的群体所塑造的被殖民的他者形象。

2.2 中间人——达吕

除了自我与他者这对文化身份之外，学者吴鑫鹏提出，还存在一种身份即 “中间人”，他们是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背景的人，被夹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缝隙中，同时兼具自我与他者的角色，通常会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焦虑和困惑（2009： 58）。吴鑫鹏认为，正是这些中间人在不同文化的平等相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而他们被称为“文化使者”。比如萨义德，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文化和美国文化的中间人。他的著作《东方主义》的目的并非是为挑战西方，而是呼吁通过一种中间的道路来进行平等交流，抛开偏见与先入为主的观念。 阿尔贝·加缪，作为一名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也可以看作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两方文化的中间人。加缪试图通过人道主义来为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一次和解，因而达吕在《来客》中所做出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

达吕，如同加缪自己一样，拥有两种文化身份：一个是法国殖民者;另一个是“法国黑脚”，即长时间居住在阿尔及利亚但却拥有法国国籍的人。对达吕来说，“生于斯，长于斯，到了别的地方，他就有了流落之感”（加缪，2018： 277）。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然认同于当地人们共同的文化氛围和风俗习惯。当他与阿拉伯人睡在同一间房子的时候，一种兄弟情谊油然而生。然而，他的血统决定了他的位置和责任，并将他与阿拉伯人群体分离开来，这便是达吕道德困境的根本原因。处于这两种文化身份之间，达吕无法被任何一方理解。

对于巴尔杜克西来说，他无法理解达吕对这项任务强烈反感的原因。他把达吕视为同一个群体的成员之一，他们共同的责任听从当局的命令。巴尔杜克西对达吕说：“不过命令在此，与你也有关”;“如果他们造反了，谁也逃不掉，我们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啊” （加缪，2018：272）。达吕多次拒绝，最后终于答应在移交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当达吕提出要去送送他，他说：“没有必要客气，你已经伤了我的心” （加缪，2018：275）。第二天早晨，达吕想起巴尔杜克西：

他伤了他的心，可以说是把他赶走了，好像他不愿意作一条船上的人似的。警察的告别还在他的耳畔回响，不知为什么，他此时感到出奇的空虚和脆弱。 （加缪，2018：285）

达吕对自己对待巴尔杜克西的态度感到非常抱歉，同时对于巴尔杜克西的不理解，他也感到十分沮丧。

对于这个阿拉伯人来说，达吕友善平等地对待令其感到非常困惑，提供食物，床铺，干粮，钱，和逃跑的机会，因为这不是达吕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殖民者该做之事。达吕和这个阿拉伯人在共处的那个晚上被一种兄弟情谊联结在一起。但是，阿拉伯人所在群体的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些细节，也不了解达吕和其他法国殖民者的不同，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兄弟已经进了监狱，他们将对造成这一结果的人进行报复。因此，故事的最后，叙述者写道：“达吕凝视着天空、高原和那一片伸向大海的看不见的土地。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广阔土地上，他是孤零零的”（加缪，2018：289）。引起达吕困惑、孤独、异化的便是他的双重文化身份，对于法国人和阿拉伯人这两种自我主体，达吕都是一个他者。

3.《来客》中自我与他者的人道主义和解及其局限性

达吕作为一个中间人，在这场道德困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即使这样一种人道主义行为并不能改变当时历史背景下这一荒诞的情境，但这是达吕的反抗，同样也是加缪的。在面对阿法之间的暴力冲突，加缪极力呼吁全民休战，并极为痛心地说到：“至于我自己，我也曾一往情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阿尔及利亚]，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为它耗干了我的心血，我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朋友们的友谊从未中断过，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尽管我了解这片土地上的苦難，并分担这种苦难，但它对我来说，仍然是幸福的土地，是向我提供力量和创造活力的土地。我不能就这么看着它长期成为一个苦难和仇杀的地方”（加缪，2010：350）。加缪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为阿法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作出了各种努力，四处奔走调查阿尔及利亚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及政治问题，并呼吁法国政府重视并予以解决，同时为双方提出了一种和平的出路，即建立阿法共同体。然而他的声音被阿尔及利亚极端民族独立者曲解，被法国当局忽视，他所希冀于双方以对这片土地共同的爱来谋求两个民族之间的人道主义和解，最终还是失败了。因此，无论是小说中的法籍教师达吕，还是加缪自己，这样的人道主义和解都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暴露出其局限性。

3.1自我与他者的人道主义和解

在《来客》中，的确存在典型的殖民者自我和被殖民者他者的形象，然而三个角色的交流始终处于一种人道主义氛围。笔者认为，这正是后殖民文本中自我与他者的一种人道主义和解，也是加缪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人道主义和解是通过拥有多重文化身份的“中间人”来完成的。在这篇小说中，这个中间人便是达吕。通过他与这个阿拉伯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达吕对于殖民者自我与被殖民者他者之间关系做出的努力。首先，当巴尔杜克西和阿拉伯人刚进到达吕的教室时，达吕便提出：“也许可以给他松绑了吧”，并给他了一杯和巴尔杜克西一样的热茶 （加缪，2018：280）。在得知这个阿拉伯人的罪行之后，达吕虽然犹豫了，但是又决定给他添了茶。之后达吕为他做饭并和他一起吃，把他当做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看待，而非一个十恶不赦罪不可恕的杀人犯。这里是另一个例子：

近一年来，他都是一个睡在这间房里，现在多了一个人，他感到别扭。而且还因为这个人使他必然生出了一种友爱之情，而这正是他在当前的情势中所不能有的，他很清楚：睡在一个房间的人，士兵也好，囚徒也好，彼此间有着一种奇特的联系，每天晚上，他们脱去甲胄和衣服，彼此之间的差别清除了，一起进入那古老的梦幻和疲劳之乡。（加缪，2018：286）

在这种情形下，达吕和阿拉伯人像兄弟一样，“有一种奇特的联系”并且“彼此之间的差别消除了”，毫无偏见与误解。达吕承认被自己产生这样的情感而吃惊，称不该有这样的感情，然而达吕却不能否认自己对人与人之间这样一种兄弟情谊的向往和渴望，尤其是他在刚经历过战争之后独居于此。事实上，抛开不同的文化身份，达吕和这个阿拉伯人的确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兄弟。正如叙述者说的那样，“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客人，都无足轻重。然而达吕知道，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和他都不能真正地生活下去” （加缪，2018：276 ）。对于这个阿拉伯人的命运，达吕认为虽然“这个人愚昧的罪行激怒了他，可是把他交出去，又有损荣誉，甚至连想一想，他都觉得是奇耻大辱 ”，达吕不愿成为一个掌控或支配别人命运的人 （加缪，2018：287）。当这个阿拉伯人半夜出去上厕所时，达吕以为他要逃走，甚至为不用去做这个考验良心的艰难决定感到如释重负。对于这个两难的道德困境，达吕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他提供给这个阿拉伯人椰枣、面包、糖，和一千法郎，并指给他决定其命运的两条路。他将命运的选择权交回给这个阿拉伯人自己，无论结局如何，达吕作为“中间人”对于这场自我与他者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极具人道主义的和解机会。

现实中，加缪也为阿法两民族提出了建立一种共同体的人道主义和解方法。加缪一方面深入调查阿尔及利亚当时面临的具体危机，即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严重的饥荒，呼吁法国政府加以重视并立即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极力谴责殖民当局在阿实行的土地，收入等各种不平等的政策，并提出给予阿拉伯人法国公民权，“在使其无条件获得自由的基础上，法国还将在各个方面毫无区分地还给阿尔及利亚各共同体以正义”（加缪，2002：244）。加缪相信这些改变会使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在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下重新和解”（加缪，2002：296）。

3.2自我与他者人道主义和解的局限性

在这篇短篇小说中，无论是人物、场景、时间等设定都与当时的真实历史相连甚密。作为加缪晚期的作品之一，加缪将自己二战后的人道主义思想充分地展现在这个故事中。但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法国人与北非阿拉伯人的矛盾是不可协调的。正如在故事中，无论达吕做哪种决定，他都不能免于两个群体任一方的惩罚;在现实中，加缪的阿法共同体设想也未能被任何一方所接受，因为当时的历史现实不允许中立的政治立场。因此，加缪的这种人道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

加缪这种人道主义和解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本质不可忽略。自1830年起法国殖民者来到阿尔及利亚，20年后完全占领了这片土地。超过150万的欧洲移民来到这里;法国当局在阿实行压迫性的政策;对这里的土地资源无情掠夺;对这里政治经济的肆意控制，早已长时间在两个民族之间积攒了太多的矛盾。第二，阿尔及利亚坚持要独立的决心十分坚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促使其人民与法国当局不断抗争，争取独立。1954年11月1日，阿拉伯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座城市发动起义被法国当局残忍镇压，导致了上千人伤亡。从那以后，阿拉伯人的起义就未曾停止过，直到1962年最终获得了独立。这导致一百多万法国人，包括那些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但从未回过祖国的人，全部都要放弃一切离开阿尔及利亚。

对于当时阿法之间的争端和冲突，学者卞克文指出，加缪的这种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法太温和，甚至太宽泛：“他 [加缪] 幻想既保护阿拉伯人的利益，又要保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存在”，因此加缪同时受到法国右翼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革命者的诘难（2011：95）。笔者认为通过加缪的时政评论，演讲以及对阿尔及利亚一些城市的调查报告，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位势单力薄的知识分子，作为阿法两种文化身份的中间人，把阻止双方之间的冲突与杀戮看作是自己的责任，竭力谋求双方和平共处的方法。这并非是为延续法国在阿的殖民统治，而是以一位人道主义者为每一位涉及于此的个体寻求最理想的归宿。试想，如果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当局持续武力对抗，不但阿尔及利亚人的饥饿与贫困不能尽快解决，双方的无辜平民还会遭到杀害;如果阿尔及利亚成功独立，暂且不提经濟尚未独立的新国家如何自立，上百万的所有法国人及其后裔都要放弃一切被驱逐出生活多年的家园。任何一种境遇，对双方平民来说都要经历一段缓慢且难以承受的艰难之路。因此加缪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共同体，尽力保护双方的利益，为阿拉伯人赢得物资援助和平等地位，为也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法国人争取继续留在这里的权利。事实上加缪所高声疾呼的是对个体生命和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他们“不应该为某种目的被抽象成一串数字，一个代号，甚至只是阵亡统计表中被约掉的残余”，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邵世恒，152）。当阿法历史结局已定时，无论是那些依旧贫困的阿拉伯人还是一无所有返回祖国的法国人，都是加缪坚持的人道主义始终关注的生命个体。

历史证明，这两个民族的矛盾最终还是通过残酷的战争来解决，即使代价是双方大量的伤亡，以及数以万计的阿籍法国人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流亡在他们陌生的祖国。这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并未因加缪的努力而改变，但在那个混乱荒诞的时代，加缪凭借他坚定的人道主义信念，试图为这两个民族找到一条避免武力的另一条道路。或许个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力量太小难以改变当时的政治局势，但是加缪坚守着自己的正义，呼吁所有人关注生命的本质、价值与尊严。如同加缪在阐述自己“荒诞人”的概念时，引用歌德的名言“‘我的能力范围就是时间”，荒诞人“虽然确信他的自由已到头，他的反抗没有前途，他的意识可能消亡，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时间内继续冒险。这就是他的能力范围，就是他的行动”，在阿法历史还未成定局的二十年里，加缪就是他自己所描述的“荒诞人”，基于一种对每个生命个体的爱和对正义的坚持，进行着他的“反抗”（加缪，2002：106）。正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评价到：“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是除了加缪之外，我想不起来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2011： 57）。

4.结语

本文从后殖民角度出发，分析《来客》中的三个人物的文化身份，面对殖民者“自我”形象——法国警察巴尔杜克西与被殖民者“他者”形象——阿拉伯犯人之前的矛盾冲突，法国教师达吕试图以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个阿拉伯犯人视为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给予其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权，然而囿于历史背景和时代限制，其结局注定是悲剧的——阿拉伯人选择了通向监狱的死亡之路，达吕自己也将面对来自这个阿拉伯人同胞的报复。达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加缪自己的化身，加缪被赞誉为“阿尔及利亚之子”，对阿尔及利亚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这两种文化身份作用之下，加缪竭尽所能为这两种文化身份背后的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寻求解决的方法，即便成功的希望如此渺茫，他仍然坚持用自己的力量来来阻止两个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对抗世界的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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