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

雷墨

中美关系总不缺变数。1月15日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两国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摩擦按下暂停键。此后不久，中国发生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病毒无国界，疫情本可以成为释放善意的机会，从而为两国关系的缓和增添些许暖意。但客观地说，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美关系并没有朝着这条路径走。目前中美在这次疫情期间的互动，已经出现了消极的苗头。

疫情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中美关系的现状。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互信的缺失、合作的缺位，以及美国执着于战略竞争的政策言行，都预示着疫情很难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正能量，反倒是成为负能量的可能性更大。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转化为美国推动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的新动力。

分歧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蔓延之后，中美之间首次官方沟通发生在1月29日。那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杨洁篪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全力以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方高度重视保障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在华外国人士的安全，愿同美方继续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

在电话中，蓬佩奥对新冠肺炎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对疫情发生后中方及时回应美方关切表示赞赏。蓬佩奥说：“美方愿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应对这一国际卫生安全挑战。”如果此后美国政府的言行能如蓬佩奥所言，那么共同防疫或许真能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能量。但令人遗憾的是，后续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

中美通话的第二天，世卫组织宣布中国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小时后，美国政府把涉及中国的旅行警告级别提升到同伊拉克、阿富汗一样的级别。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月31日的记者会上说，患难见真情，许多国家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和帮助，“相比之下，美方的言行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合时宜”。她还说：“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避免采取旅行限制，但话音未落，美国就反其道而行之，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实在太不厚道。”

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否属于“过度反应”，中美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中方颇有微词，美方也有不满。2月7日，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方没有邀请美国病毒专家前往中国，以及中国在疫情初期不够透明的做法表示失望。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中国疫情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表态，以及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主张“封杀中国”的言论，都进一步引发了中方的不满。

相比之下，这些分歧的后果还不那么“可見”。3月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要求从3月13日起中国五家驻美国的新闻机构大幅削减员工数量，从目前的160人减少到100人。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报复行为。此前的2月19日，中方宣布吊销美国《华尔街日报》3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而中国的这个举措，源于该报2月3日发表了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文章，而且中方要求其道歉未果。

2009年11月奥巴马作为总统首次访华时，正值H1N1疫情在美国蔓延。那次疫情，以及后来的对抗登革热、埃博拉疫情，把中美防疫合作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2月25日，蓬佩奥称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的行为，是在打压言论和新闻自由，暴露了中方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存在问题。事实上，2月20日，53名《华尔街日报》在华员工致信该报管理层，要求修改标题并向被冒犯者道歉，称“这并非编辑独立性的问题，也不是新闻报道和评论之间的划分问题”。3月3日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方是在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是美方先破坏了游戏规则，中方只好奉陪”。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官方层面。根据中国有关方面的统计，疫情发生后，美国在华企业提供的防疫物资援助是最多的，而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外国在华企业。美国民间对华援助，也与美国政府援助的姗姗来迟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中美某些科研机构在病毒研究和疫苗研发上的合作，也不可谓不迅速。不难看出，政治因素是应对疫情无法转化为中美关系正能量的重要原因。

政治氛围

不仅疫情本身，而且与疫情相关的事件也能触发“行动-反制”的循环，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美关系现状。

进入2月底，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却呈现蔓延之势。疫情发展的态势，更加凸显了中美放下歧见、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但结合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中美像此前那样联手合作抗疫的局面，出现的概率并不大。关键的原因在于，新冠疫情下的中美外交，很大程度上被锁定在了战略竞争的思维中。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政策行为体现得尤为明显。

疫情反映的现实，是中美对对方都存在不信任。从官方表态来看，美方认为中方在疫情初期存在不透明，中方则认为美方的合作缺乏诚意。关于中方对美方的不信任，被称为“病毒猎手”、曾帮助中国抗击“非典”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恩·利普金有一番解释。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中国人对能弥补他们专业能力的专家是非常感兴趣的。“但你必须是合作者，而不是像个殖民宗主，如果有那种感觉，就会引起反弹。”

事实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行为很难做到让中国放心。无论是率先“隔离中国”的行为，还是美国高官认为疫情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表态，中国方面从中都无法感受到政策善意，更推导不出政治信任。中国抗疫仍胶着时，蓬佩奥2月8日在面对美国州长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称，北京正在利用美国在各个层面的脆弱性，“与中国的竞争不只是联邦政府层面的问题”。2月16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蓬佩奥在16分钟的讲话中，一半的时间都用来谈“中国威胁”。

客观现实是，美国政府在不遗余力地利用中国的“脆弱性”。中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甚至被美国某些政治人物视为可以获利的机会。这种政治氛围下，如何产生政治信任？

尽管特朗普本人的表态相对克制，但他主要的考虑是疫情冲击中国经济，从而难以兑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承诺。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克制”与善意或信任没什么关系。截至2月底，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和财长姆努钦都明确表态，称不会因疫情而降低现有的对华商品关税。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2月14日的文章写道，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规模，这正是政府间分享数据、协调应对以遏制病毒大流行的时机。“但中美这两个关键的角色，目前的合作却遥不可及。”文章援引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洲事务官员麦艾文的话称，现在的中美关系受困于严重的信任赤字。“一定程度的不互信成了中美关系的一部分，激烈的贸易战和重大的战略分歧已经恶化了双边关系。”

这种恶化有多严重，从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的互动中可以窥见一斑。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在防止传染病流行上的合作，是最不敏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非典”疫情缓和后的2003年10月，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汤米·汤普森访华，签署了加强两国防疫合作的协议。此后，美国还在驻华使馆设立美国卫生部代表处，美国疾控中心也在华建立办事处。2009年11月奥巴马作为总统首次访华时，正值H1N1疫情在美国蔓延。那次疫情，以及后来的对抗登革热、埃博拉疫情，把中美防疫合作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以防疫之名推动中美经济脱钩，正是某些美国鹰派人物所希望看到的。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做不到的事情，新冠肺炎疫情却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

这样的政治氛围，即便不是烟消云散也是大为减淡。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月25日的文章写道，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中美两国在互利的问题上合作有多困难，即便这个问题可能危及自身国民的生命。该文章认为，疫情体现了中美双边关系下沉得有多严重。“当其他国家遭遇传染病时，北京和华盛顿或许还可能合作，但当它们其中一个遭遇疫情时，则是另一回事了……疫情没有在已经恶化的关系中制造出善意，零星的合作被激烈的争吵淹没。”

竞争迷思

如今美国的对华外交，陷入了战略竞争的迷思。即使面对最需要释放善意、展开合作的传染病问题，美国的首要考虑仍是能否以及如何获益。

以疫情期间中美相互“驱逐”记者为例，2月7日，35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称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要求将中国一家驻美新闻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2月18日，特朗普政府把五家中国驻美新闻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再享受新闻机构的待遇和便利。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两国相互“驱逐”记者。

由此可见，恶性传染病全球蔓延的态势，丝毫没有减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意愿。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话来得更直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别的都不说，你发生过‘非典疫情，出现过非洲猪瘟疫情，现在又有新冠肺炎疫情。这是人们应该考虑的另一个风险因素，所以我认为这有助于工作机会回流到北美，有些流到美国，有的去墨西哥。”毫无疑问，罗斯是在推销中美经济脱钩论调，而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手段之一。

以防疫之名推动中美经济脱钩，正是某些美国鹰派人物所希望看到的。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做不到的事情，新冠肺炎疫情却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2019年10月，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名為《缓解紧急药物短缺法案》。该法案对美国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上过度依赖中国、印度等国的情况提出了警告，并主张推动医疗行业生产的国产化。不难想象，新冠肺炎疫情会成为法案通过的强大动力。

在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下，美国的“国产化”动作，很可能不会只局限于医疗行业。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甚至认为，这次疫情危机很大程度上有重塑中美经济关系的潜在可能性，“鉴于日趋敌意的贸易关系，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效率问题，美国公司一直在思考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则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为脱钩进程的一个引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