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人是如何预防和抗击流行病的

潘春华

一场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然袭来，肆虐着中华大地，不仅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让人担心自身安危。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协力迎挑战，众志成城抗疫情，一定会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

这次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按中医的说法其实是一种疫情，是由于一些还未完全认识的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目前，流行性传染病依旧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大敌。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疫病、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根据明代传染病学家吴有性《瘟疫论》的说法：“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凡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都被归为疫类。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春秋时，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我国天花疾疫大约出现于汉代，晋代已有流行的记载，历史上有许多名称，如虏疮、豆疮、天行斑疮、天疱疮等。唐宋时益多，元明以来尤为猖獗。之后，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疫灾发生的次数也不断增加。据《中国救荒史》记载，仅明清两代就发生疫灾138次。疫灾对人的杀伤力也日见增强，每次死亡人数都很惊人。

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五十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两千具。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疾疫传染情况看，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是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如《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纪》）唐代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宋代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大约从宋朝起，开始提出疠气说，认为是疠气导致疾疫发生。明代吴有性进一步明确了疠气说，首次提出了瘟疫是传染病的观点，认为是一种有毒疠气从口鼻而入，导致疾疫发生，治则以袪邪逐秽为第一要义。

鉴于流行病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危害，我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致力于各种流行病预防的研究和尝试，以期控制和杜绝流行病的发生。具体措施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顺应四时节气

古人善于顺应四时节气体认防疫养生之道。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四时节气。

二、焚香祛污辟疫

古代，先民们有焚香祛污辟疫的传统。中国传统的香药大多以草本植物为主。《周礼》的“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和“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就是用香药来防治虫害的记载。随着合香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用更多的香药合制成香丸、香粉用以辟疫。古籍中对于这方面的记载也十分丰富。《博物志》记载：“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干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十余日，香由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

三、注意公共卫生

古人还严禁在道路上乱倒垃圾，违者严惩不贷，绝不会姑息迁就。《汉书·五行志》：“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颜师古注引孟康说：“商鞅为政，以弃灰于道必渫人，渫人必斗。故设黥刑以绝其源。”《唐律疏议》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约，不禁者与犯人同坐。”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载：“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这就很直接地告诉人们要重视生活环境、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宋代已经有“百沸无毒”的概念，使用煮沸的消毒方法，并且避免吃生食、喝生水，防止交叉染疾。

四、派遣医生巡诊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都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宋真宗时期，朝廷拨付给每个州购买防疫药物的资金是五十贯，到宋仁宗时期提高到两百贯，药局里要配置防疫药物，以防疾疫，并从此延续下去。明代的李时珍，明末清初的吴有性，清代的叶天士、薛生白，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疫疾作出过重大贡献。

五、疫区消毒处理

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疫疾暴发的区域，通常会使用醋或者石灰粉进行消毒处理。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张杲《医说》引《集验方》载：每每外出，用雄黄桐子大,在火中烧烟薰脚绷、草履、领袖间,以消毒灭菌,防止疫菌通过衣物的接触而传染。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六、妥善处理尸体

尸体是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妥善处理尸体，即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唐文宗李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集体掩埋病尸，可减少传染病扩散。宋代在这方面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

七、果断隔离病人

先秦时期，人们便意识到流行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在疫情中的重要性。《周易》中有记载称，“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也就是说，应该在身体健康的状况下与朋友交往，若身体抱恙，则应主动隔离，避免传染给朋友。“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诊疗疾疫患者。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疠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肘后方》提到由家属将传染病患者送入深山隔离。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政》)隋代名士辛公义的一大义举便是安置隔离病人。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人们普遍恐惧疫病，害怕被传染，“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由是病者多死。公义患之，欲变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舆来，安置厅事。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疠人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宋代和清代，对疫情时的隔离措施也进行了制度上的约束，比如“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北宋末年以后，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以专门隔离病患者，效果显著。

八、建立防疫机构

控制疾疫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检疫管理系统。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先秦时期，设有头戴面具、执戈扬盾的专门驱疫者。唐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设“悲田养病坊”。《事物纪原·贫子院》记载：“悲田养病坊”包括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三院。宋代，公共医疗机构进一步发展，设立了尚药局，南宋时改名太平惠民局。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代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加治疗。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代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这说明中国医生当时已经认识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为传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检疫系统。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综合治理流行病的。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预防现代流行病疫使用的方法仍然大同小异。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付流行病的办法愈来愈多，手段也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但是，流行性传染病向人类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因而人类同流行病的斗争亦是无止境的。一种传染病消灭了、控制了，另一种新的传染病又会出现，不时便会伺机发动反击，值得人们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