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六朝墓葬出土凭几

马驰浩

摘 要：六朝的南方墓葬中出现了凭几，并逐渐成为中一种常见的随葬器物。凭几最初作为实用器用于陪葬，后逐渐明器化。考古发现的凭几多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具有标识身份的含义，少数低等级墓葬亦有凭几随葬，可见凭几并非上层贵族所独享的一种器具。凭几与祭台、牛车伴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使用场景，也是墓葬制度在六朝时发生变革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键词：凭几;明器;墓葬;晋制

西晋以来，南方的墓葬与东汉时期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出现一批独有的随葬品。凭几即为其中的一种，其由弯曲的几面和三足组成，几面下部中空，几足外折，多数作兽足状，部分作尖足。

考古出土的凭几可分为木、陶和石质三种。木质凭几出现时间最早，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木质凭几为安徽马鞍山朱然墓[1]所出，西晋晚期至东晋早期的个别墓葬中偶有发现，但数量极少。陶凭几开始出现于东晋早中期，数量最多，均为明器，如镇江谏壁砖瓦厂东晋墓出土的凭几[2]。南朝时期凭几变小，更具明器特点，如南京虎踞关、曹后村两座东晋墓中所出的凭几[3];石质凭几的出现晚至六朝晚期至隋唐初年，如常州戚家村画像砖墓即发现石凭几一件[4]。总体而言，墓葬中的凭几出现及流行的时段为西晋末年至南朝末年，流行地域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以南京地区最为集中。凭几最初是作为实用器陪葬的，约在东晋以后逐步明器化，开始具有丧葬礼器的功能。

出土凭几的墓葬等级较高，朱然为东吴大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极有可能是东晋帝陵，南京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的墓主为安郡公温峤，是目前正式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可明确墓主的东晋墓葬[5]。因此，凭几应是六朝贵族普遍使用的重要随葬器物。此外，亦有少量普通墓葬出土凭几，如镇江东晋纪年墓M3[6]、镇江丁卯“江南世家”工地六朝墓M1[7]，两墓规模小，随葬品简单，墓主人身份等级不高，均为一般平民。

凭几出现于六朝的墓葬之中，是具有代表南朝墓葬变革含义的一种随葬品。作为明器用于丧葬活动中，其功能并不是单独表现的，往往通过与其他随葬品一同组合使用。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与凭几一同伴出的随葬品还包括陶牛车、瓷香薰、唾壶、多子盒、双沿罐、束颈罐和三系罐等。不同的组合形式反映了凭几不同的使用方式，同时也具有不同的丧葬含义。

凭几与牛车是六朝南方地区特有的一种随葬组合，此类实例不多见，墓葬等级较高。南京象山东晋七号墓内的陶凭几置于牛车内，环形开口朝向牛车车门，由此推测，此凭几主要供乘坐牛车之人背靠支撑。牛车在东晋、南朝时期已成为社会上层贵族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是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陶牛车是当时墓葬中重要的随葬品。实际上早在2世纪前期，士大夫已喜乘牛车，至迟在西晋时期，凭几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出行工具与牛车一同出现了[8]。《晋书·舆服志》记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世庶遂以为常乘”[9]，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六朝。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

凭几常与各种陶、青瓷器伴出于墓葬的祭祀空间。例如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甬道砖地上，原有一陶案作祭台之用，案上即放置陶凭几一件，与之伴出的还有陶盘、陶耳杯、陶盆、陶果盘、青瓷盘、青瓷耳杯、青瓷鸡头壶、青瓷双耳壶、青瓷四耳壶、青瓷六耳罐和青瓷四耳盖罐等[10];南京象山M7墓室前部有长方形四足陶案，其上亦有一件陶凭几[11]。由此可见，凭几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祭祀用品，作为其中唯一的家具明器，与众多容器共同构成了六朝墓葬中新的祭祀用器组合。《通典》所引贺循《议礼》的内容常被用于六朝墓葬随葬品的讨论[12]，其中便提及凭几。

正如齐东方先生所言，“自东汉以来，祭祀空间从先秦时期的庙祭逐渐向墓祭转变。东晋、南朝时期的墓葬多流行单砖石墓，墓祭的形式从东汉时期前堂向墓室内的祭台转变。墓葬形制改变了祭祀方式，祭祀方式又使器形发生变化，陶凭几，瓷香薰、唾壶、多子盒、双沿罐、束颈罐和三系罐等成为祭台上新见的器形，与汉墓前堂砖台上面放置陶灯、碗、盘、魁、博山炉、方盒、耳杯、案、筷、刀等器类组合不同。汉代器物组合宴饮的意味更浓，而西晋的祭台上的器物更多带有祭奠的感觉”[13]。

综上所论，凭几的出现及流行是南朝墓葬的新气象。凭几放置位置的不同，反映了凭几不同的使用方式及场合，一种是作为日常休息倚靠之物;另一种则作为祭祀用品参与到对墓主人的祭奠活动中来。在南朝时期，社会上层人物追求清谈玄学，不问社会俗事，凭几的使用正是这种社会风尚的真实反映。至于少数出现凭几的等级较低的墓葬，其墓主人極有可能是当时社会上的没落贵族或少数效仿者，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凭几的使用虽然有明显的等级界限，但这种等级的差别似乎不是由官方的强制规定所致，而应是上层士大夫贵族阶层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以致社会上偶有少数效仿者使用的现象出现。

东晋、南朝以来的墓葬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无论在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器物上，均出现了与前代不同的新气象。俞伟超先生将这种新的墓葬制度称为“晋制”，以单一砖室墓为明显特征[14]。这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霍巍先生认为除了墓葬形制的演变之外，对“晋制”的研究亟待从更多方面加以考量[15]。齐东方先生深刻剖析了构成“晋制”内涵的四个概念：丧葬观念、丧葬习俗、丧葬仪式、丧葬制度。认为晋制的存在与否，应该从这四个要素的动态形成过程来观察。曹魏墓葬的不封不树首开先河，西晋墓葬承其流风，衣冠南渡以后，以中原为正朔的东晋王朝继承了北方墓葬制度。由此可以确定，魏晋时期由于上层观念的转变，使得原有的丧葬观念受到冲击动摇。原来东汉时期前堂后室的墓葬形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横前堂被祭台代替，表明了丧祭礼仪的转变。汉代墓葬中习见的日用品组合，在魏晋时期逐步向祭奠仪式感更强烈的用器过渡。牛车、陶俑、仪仗组合成为两晋墓葬的普遍风尚，并逐渐被社会各层面接受，进而成为群体记忆而被固化成为一种习俗[16]。而凭几则是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与众多六朝时期特有的随葬品共同构成了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丁邦钧.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6（03）：3-17+99-106.

[2]肖梦龙.江苏镇江谏壁砖瓦厂东晋墓[J].考古，1988（07）：47-61+102-104.

[3]周裕兴.南京虎踞关、曹后村两座东晋墓[J].文物，1988（01）：79-86.

[4]骆振华，陈晶.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J].文物，1979（3）：32-41.

[5]岳涌，张九文.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J].考古，2008（6）：3-25.

[6]林留根.江苏镇江东晋纪年墓清理简报[J].东南文化，1989（02）：159-164+140+202.

[7]镇江博物馆、镇江市文管办：《镇江丁卯“江南世家”工地六朝墓》，《东南文化》2008年第4期。

[8]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8—119页。

[9]《晋书·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434页。

[10]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J].文物，1973（4）：38-52.

[11]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2（11）：23-41.

[1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八六《丧志四·荐车马明器及棺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25—2326页.

[13]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J].考古学报，2015（3）：345-366.

[14]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15]霍巍.六朝墓葬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J].考古，2016（2）.

[16]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J].考古学报，2015（3）：345-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