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评价理论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语法衔接分析

2020-03-31 03:09黄中慈
办公室业务 2020年1期

黄中慈

【摘要】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与美国国情咨文均属于官方政治报告,不过受政治体制因素的影响,两种报道所体现的人际意义却呈现出明显差异。在功能语法这一概念初步形成时,学者们就开始基于多个视角、不同层次对不同语篇的人际意义展开深入分析,其中就包括评价理论,现在它已得到广泛应用,并被视为分析人际意义的合理框架。本文以2012-2016这5年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CRWG)和国情咨文(CSU)为自建语料库,通过语料库方法,全方位对比分析了这两份报告在形符/类符比、高频词、数字、人称代词、词串等方面的异同。主要考察它们是怎样通过评价系统的方法进行语法衔接的选择。

【关键词】语法衔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美国国情咨文

基本上每年各国政府都会对外发布“政府工作报告”或者“国情咨文”等。这种官方报告无论是在性质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均大同小异,其主要功能在于针对某事、某物或者具体话题表达态度或者申明立场,极富人际意义。中国每年都会通过两会发布和解读“政府工作报告”,顾名思义,它是一种涉及政府工作内容的报告。美国的“国情咨文”是总统向国会明确和解释政府施政方针的一种政治报告。尽管两者均属于官方政治报告,不过受政治体制因素的影响,两种报道所体现的人际意义却呈现出明显差异。在功能语法这一概念初步形成时,学者们就开始基于多个视角、不同层次对不同语篇的人际意义展开深入分析,其中就包括评价理论,现在它已得到广泛应用,并被视为分析人际意义的合理框架。

日本著名研究学者劳伦斯·安东尼设计了一个AntConc,它是一种以基于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为基础而构建的适用于多平台的语料库分析工具包,最初AntConc仅仅是一个索引程序,功能较少,之后AntConc不断完善和改进,逐步成为当前集多样化功能为一体的文本分析工具。它不仅支持語言教学辅助,并且支持免费下载与应用,这对广大授课老师而言极为便利,老师只要结合授课内容搜集相关语料并稍加整合即能够应用于课堂教学。

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库为两个自建小型语料库,分别简称为CRWG和CSU。其中,CRWG收录了2012至2016年的《报告》译文(由新华社发布的正式文体,共计57,426字);CSU收录了2012至2016的《咨文》原文(共计34,658字)。根据研究需要,两者都经过Tree Tagger词性赋码器进行处理并运用AntConc3.2.1版进行检索,从类符/形符比、高频词、数词、人称代词、词串等角度阐明二者的异同点,本研究以2014年中美发布的政治报告为研究对象,通过评价理论框架展开全面而深入的对比研究,以此明确他们如何利用评价系统进行语法衔接。

本文以2012-2016这5年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CRWG)和国情咨文(CSU)为自建语料库,通过语料库方法,全方位对比分析了这两份报告在形符/类符比、高频词、数字、人称代词、词串等方面的异同。主要目标在于分析他们如何利用评价系统实现合理的语法衔接。

一、评价理论

(一)评价理论的定义。上世纪90年代,著名研究学者马丁首次提出了评价理论,它是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而形成的一种全新式语法框架,主要被用于分析人际意义。在马丁认为,评价理论即指的是:“评价理论的主要是进行评价,侧重对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进行评价。”评价是面向态度而进行的评断行为,而态度正好是一种蕴含人际意义的语言资源,所以评价系统从根本上来讲是面向“态度性”的一种分类。

(二)评价理论的内容。评价系统主要由三大次系统构成:一是介入;二是态度;三是级差。同时,这三个此系统还能够进一步此系统化,其中介入可通过自言与借言而实现,态度包括情感、欣赏以及评判;级差侧重于语势与聚焦。具体来讲,介入系统阐明了言语主体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它不仅能促使演讲者在其所谈到的各种立场中明确个人立场,并能够和提及的各种立场持有者之间形成一定联系。态度指的是心理在受到各因素干预之后对文本、参与者等形成的评判。级差是一种对态度介入程度进行分级的资源。

二、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与美国国情咨文的对比

(一)类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TTR)。为避免文本长度对本研究造成影响,我们采用标准TTR来计算词汇密度。我们计算出了两个语料库每10,000字的TTR,并将所得到的TTR进行均值处理。通过计算得出CRWG的标准TTR为0.196,而CSU的标准TTR为0.212,说明《咨文》相比《报告》的词汇密度略大。

(二)高频词。通过AntConc中的Wordlist工具,本文从CRWG和CSU中检索出50个实词,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两表格中均出现的高频词有economy(economics)、people、government、reform、education、high等词。由此可见,两份报告都非常重视国内的经济教育等领域及其变革,且这些领域面向基层大众而非特权阶层。CRWG中的development、rural、system、social、yuan、investment等高频词在CSU中并未出现。此外,countryside、yuan、investment等词的频繁出现也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经济偏重投资的国情相符合;同时,CSU中出现了的jobs/job、tax、deficit等CRWG没有的高频词,这说明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面临国民就业、税收、财政赤字等方面的压力,需要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做出必要调整。

(三)数字。运用AntConc统计出其文本中的数字的频率后可知,《报告》中的数据量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在整个语料库中占比都有明显优势。此外,通过Antconc中的concordance工具我们发现,CRWG语料库中的数据涉及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投资、政府转移支付、住房、交通、金融、耕地、教育、医疗、社保、贸易等不同领域;而CSU中数据引用主要来源于就业、预算、税收、信贷、外交、贸易和医疗等部门。在对CRWG和CSU的数据引用情况进行对比后发现,《报告》引用数据更多,且其覆盖面更广,使报告在内容是更有深度、厚度,而《报告》以更多数据呈现,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四)人称代词。经分析发现,《报告》与《咨文》中人称代词的总频数分别为2,501和2,830,两者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对“I”“We”“You”這三个典型人称代词进行分析时发现,它们的频数存在差异。“I”在《报告》和《咨文》中所占比例分别为0.052%和.1.02%,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可能是由文本本身造成的。《报告》是中国的一种公文形式,较少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I”以表明文章的客观性;而《咨文》是总统演说,理应更具有说服性。“You”在《咨文》中所占比例为0.453%,而在《报告》中只出现了5次,究其原因,“You”的使用可以使作为总统演说的《咨文》更具有鼓动性和互动性。“We”在两个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比例近似,说明二者都运用“We”让听众感觉到自身的参与感。

(五)词串。在通过AntConc中的N-grams工具对《报告》和《咨文》的词串进行检索后发现,前者出现较多的词串,且出现频率较高。CRWG语料中常出现“we will+动词”、名词短语、动词短语等词串。其中,“We will continue to”出现频率最高,为75次,其次是“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出现频率为51次。综合两者,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所实施政策的一贯性以及政府工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视。“we will+动词”

词串的高频出现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是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外,《报告》中也常出现有关中西部(the central and western)、农村(rural areas and farmers)、合作医疗(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system)的词串。这些词串与中国国情息息相关,也是政府所关心的问题。相比之下,《咨文》中词串较少且出现频率较低,该语料中出现最多的词串为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以及the United States of,在34,658字的语料中分别出现16次和15次,这使得发言者(总统)能够较好地调动现场气氛,增强国民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值得注意的是,《咨文》中出现了几个以I为开头的词串,如“I ask Congress to”、“I ask this Congress”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呼吁,十分具有号召力,与《报告》中以“we”为主语的词串形成鲜明对比,也反映了两个国家政府组织形式的不同。

三、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与美国国情咨文的评价对比分析

(一)介入。基于评价系统理论可知,介入和态度的来源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它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实现的:一是自言;二是借言。除此之外,主位人称的运用以体现了态度的来源,本文拟从下述两方面入手对中美报告展开研究,对其所存在的人际意义差异展开比较。1.主位人称的选择。主位人称的选择与应用体现了态度的来源,在编写报告中,尤其是在逐字逐句的编写的过程中,应该基于国家层面还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应该选择哪一种代词思虑久久。尽管第一人称单复数均表达了态度的主观性,不过其所蕴含的人际意义是存在区别的。第一人称复数的选择与应用能够拉近和受众群体的心灵距离,让受众感到和报告演讲者属于同一立场的人,容易形成共鸣,继而实现“合意”目的。此处所讲的“合意”指的是演讲者与受众者无论是在利益方面还是在情感方面均属同一立场。而第一人称单数就无法获得这种“合意”效果,不过它能够着重强调报告发言者的立场与态度。在中美两种报告中,第一人称单复数作主位的具体选择和应用情况如下表所示:由此可知,相

第一人称复数 所占比率 第一人称单数 所占比率

政府工作报告 41处 7% 2处 3‰

国情咨文 170处 40% 104处 24%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国情咨文擅长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和第一人称单数作主位,其原因在于政府工作报告侧重于对中国各行业领域在去年的成果总结以及对下年发展的规划与期许,可以说一个回顾往昔、展望未来的报告,充满了客观性与权威性。国情咨文不仅是一种惯例,亦是彰显总统执政理念的主要方式,不仅充满了浓郁的官方色彩,亦汇聚着浓重的个人色彩。频繁使用第一人称复数能够进一步拉近总统与广大民众的距离,更好是实现“合意”目的。不过其内容往往会受到总统主观意志的干预和影响,从文中反复使用“I”就能够看出了,这从侧面体现了奥巴马的权力和地位,文中多次出现“我怎样怎样”的字句,比如,“I took office amid two wars”等。这种基于个人角度进行阐述的报告,不仅展现了其英雄主义精神,亦体现了美国一成不变的演变风格。2.自言和借言的运用。介入系统借助两种语言形式实现:一是自言;二是他言。其中“自言即表示排除对话性,不存在任何投射现象。”讲话中仅出现了报告讲述者自己的“声音”,代表了个人立场,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借言则是运用对话性,通过间接投射或者直接投射等方式进行实现。”讲话中可包含不止一个人的“声音”,报告讲述者可通过他人之口来表达个人意愿,但却无需承担责任,并且令其所言充满了客观性。通过对中美两国报告的比较分析可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基本上所有评价性语言都运用了自言形式,其原因在于该报告是在总理积极调研、举行各种研讨会、耐心聆听广大干部群众心声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严谨性,自言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报告的一致性,亦体现了其较高的权威性。继续来看国情咨文,它也基本上运用了大量的“自言”形式,不过在文中有11个地方运用了借言形式,多集中于阐述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人民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出现了5处借言形式),奥巴马借来自5个不同岗位的普通工作者之口表述了他们对当前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坚信政府有能力渡过和应对金融危机。在论述经济刺激计划时,奥巴马亦运用了借言,它通过经济专家之口对此计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了阐释。在谈论核武器时出现了2处借言形式,奥巴马利用前届总统曾经所言再次表达了美国始终坚持遏制核武器扩散的立场与态度,并从国际协定入手对朝鲜以及伊朗当前所推进的核计划予以了强烈谴责。除此之外,在谈到和阿富汗、伊朗这两个国家的外交时,有2处运用了借言形式,奥巴马首先通过阿富汗妇女极度希望和渴求能够上学接受教育对该国的民主现状进行嘲讽,然后通过描述伊朗妇女希望能够拥有平等权利对该国的民主现状进行嘲讽。国情咨文所涉及内容往往会受到总统主观想法的影响,一般会和总统的政治愿望以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利益集团需求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合理运用“他言”有利于提高报告的可信度与客观性。

(二)态度。态度系统是一种基础性系统。在该系统中,评价语言的功能是创建态度定位,“通过‘态度实现对潜在受众的‘操控,具体来讲指的是需要借助判断、鉴赏资源等方式诱导潜在受众和报告陈述者在情感、认知等方面形成共鸣达成一致,继而成为同一立场的人。”在运用态度资源构建人际意义时一般会运用大量的表态词汇,而情态动词主要被用于阐明和体现报告陈述者对某事或者某话题的态度与立场。所谓的情态即表示发言者对其所述命题的合理性进行评断,或者直接通过命令的方式明确对方需要担负的责任或者在提议中阐明自身想法与态度。情态不仅体现了态度的强弱,亦直接表明了语气的轻重,在表达过程中,可能、希望以及必须是一个语气逐步增强、态度逐步强硬的过程,对其在情态动态中所使用的频率即能够发现其态度的不同。英语中所使用的情态动词其实和汉语中的能愿动词相类似。本文对两者的使用次数进行了比较分析,具体可参考下表: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主要由572个句子组成,其中,应用到能愿动词的句子达到了70句,占比高达12%,而美國政府工作报告则由429个句子组成,涉及情态动词的句子达到了166句,占比高达39%。由此可见,这两份报告最大共同点是使用了大量能表达意愿的动词,进一步阐明政治类报告无需太直接、激烈的情态。不过通过语气态度表达强度,以及能愿动词与情态动词的对比来看,国情咨文的情感表达较为强烈,其原因是它具有较为浓烈的演讲色彩,激情昂扬的用词可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使现场气氛更活跃,从而达到煽动性效果。

(三)级差。稽查系统是一种分级资源,主要根据态度介入度来判定。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力量(force);二是焦点 (focus) 。就焦点这个子系统而言,它指的是发言者有意识地明确或模糊的语义焦点。本课题主要针对人际意义差异上的焦点表现展开深入探究与分析。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两份报告都将经济作为主题进行了重点阐述。奥巴马在报告中大谈经济问题,占全文的三分之二。而我国政治报告则通过125个代表性数据对经济危机后取得的一系列成绩进行了集中反映。美国用了35个数据来体现。前者涉及的数据为后者的四倍之多,政治报告用大量权威数据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应对经济危机所取得的优秀成果,提高广大民众对政府执政水平的自信。而基于聚焦方面看,美国常用焦点模糊化进行表达,比如李克强指出:“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好环境下,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多新突出成果。国内GDP超过了33.5万亿元,与去年相比上涨了8.7%;财政总收入达到了6.86万亿元,同比上涨了11.7%;粮食产量超过了53082万吨,已连续6年持续性增长,不断冲刷记录;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了1102万;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了17175元,同期相比上涨了9.8%,农村收入超过了5153元,同期相比上涨了8.5%。”奥巴马:“And one year later, the worst of the storm has passed.”

通过上述案例可进一步了解到,在谈到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情况时,我国已经完全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干扰与影响,经济开始稳定恢复与发展,是全球第一个在短时间内快速摆脱经济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李克强总理通过大量权威数据来进一步说明经济的确在稳步恢复与增长,突出了政治报告的底气和自信。再看美国经济危机后的国家发展情况,经济形势不是太明朗,且奥巴马也没有拿出强有力的数据,只是通过模棱两可的“the worst of the storm has passed”说辞来安抚广大民众的心情,将经济成果的评估放在进展方面,这种不明确、不清晰的策略成功转移了民众视线,原因在于在政治报告开讲之时,已临近总统中期选举,在经济这一重大问题上采用模糊策略不会对总统的支持率造成太大影响。

四、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2份报告无论是在介入方面,还是在态度方面等均显现出显著的人际意义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政治体制差异。当对外表达人际意义时,作为我国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建设、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因此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只要向广大人民群众真实阐述客观实际发展状况以及发展方向即可。反观美国,因为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需要通过激烈的竞选才能够成为总统,所以其国情咨文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奥巴马“功利”目的,这种充满激情、振奋人心的报告风格不仅能够拉近总统与广大民众的距离,还能够提高民众支持率,继而在激烈的大选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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