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团结

陈喜庆

摘 要：人是以群体方式生存发展的，生存发展任务繁重与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矛盾，团结合作是破解这一矛盾的永恒选择，并且人类社会实践的时间和空间延伸到哪里，团结合作的历史和范围就拓展到哪里，团结合作影响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此即“团结影响一切”。本文分析了利益、领导、批评或斗争与团结合作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这当中无论哪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团结合作产生影响，总之，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团结，此即“一切影响团结”。

关键词：团结;统一战线;影响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04-08

我們都知道，“团结”作为名词是和睦、友好的意思，作为动词是联合的意思，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鲜为人知的是，“团结”一词古时是军事组织的称谓。据《资治通鉴》载，唐代大历十二年，“定诸州兵，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这是唐代初期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事制度。所谓“官健”，就是由官府负责吃穿，犹如官府所养健儿。而“团结”则是古代居住在本地的土人，春夏时在家务农，秋冬闲时招募到军队中，发给军粮，类似于后世的民兵。由此可见，“团结”一词最早指临时招募而来的民兵，后引申为集结、联合，再引申为同一组织之内的和睦、友好。

我们又知道，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不同的社会力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盟，其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其工作就是团结工作。显然，这里的“统一战线”与“团结”虽然是两个词，但意义是一致的。因此，“团结”与“统一战线”这两个词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有时常常互相作为代名词。这也决定了，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道理与实现和发展团结的道理是相通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统一战线是一门学问，实际上就是“团结学”，如果说统一战线是一种理论，实际上就是“力量论”。

谈论团结，有几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即人类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能够实现团结，为什么团结合作中要有领导者，为什么团结中有批评或斗争。

一、团结是人类解决力量不足问题的必然选择

很多人都读过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符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但未必知道鲁滨逊确有生活原型，他就是亚历山大·塞尔柯克。塞尔柯克1676年出生于苏格兰，青年时当过海员。1704年塞尔柯克担任英国“五港同盟”号领航员时，由于担忧在同西班牙舰队海战时被击沉，于是在同船长激烈争吵后，留在了荒无人烟的叫做马斯蒂拉的小岛上。塞尔柯克在这个距离智利西海岸675公里的小岛上野人般地生活了4年之久，直到1709年才被路过的英国船只救起。据说获救后，塞尔柯克同他人语言交流时都发生了困难。这也难怪，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荒岛上无人交流，语言功能自然退化了。这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科学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如果说塞尔柯克作为成年人，其故事还不够典型的话，印度狼孩的故事则更能说明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了。1920年，印度加尔各答辛格夫妇所办的孤儿院，收养了两个女性狼孩，他们给七八岁大的取名卡玛拉，两三岁大的取名阿玛拉。不幸的是，阿玛拉第二年夭折，卡玛拉也于9年后的1929年死亡。辛格夫妇根据抚养狼孩的经历，写出了《狼孩与野人》一书，于1947年出版和1966年再版，曾经轰动一时。书中记述了狼孩刚刚收养时的情况，不会直立而是用四肢行走，不吃素食只吃肉，不会说话只会引颈长嚎。辛格花了很大气力都无法使她们很快适应正常人的生活，卡玛拉直到两年后才学会直立，7年后才学会了45个词，死亡时已是十六七岁了，其智力水平仅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这个故事进一步说明，人是社会的人，是以群体方式生存和发展的。一旦脱离社会，则人将不人，至于发展进步、实现价值等等，更是无从谈起。

人类为什么必须组成社会，以群体的方式生存和发展呢？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不难发现，这是由人类生存发展任务繁重而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决定的。原始人出现后便面临着安全与生存两大课题，不过这两大课题主要是自然界方面的罢了，而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作为个体的原始人是无能为力的。就安全方面而言，且不说地震、火山、洪水、火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就是面对凶狠的狮虎等猛兽，原始人个体也是无法抵御的。再从生存方面来看，原始人的食物来源相对匮乏，而在狩猎过程中，人的气力、奔跑速度等方面远远逊于一些动物，故而仅靠原始人个体是很难捕获猎物的。

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自然界，还来自人类社会本身。而作为个体的人，甚至单个的社会组织，也是力不从心的。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逐渐增多，由氏族形成胞族、部落，部落与部落在交往过程中，为扩展势力范围，或者掠夺其他部落的财富，或者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常常导致武力冲突或大规模战争，而无论对于哪个部落特别是弱小的部落来说，要想取胜，经常会感到势单力薄。

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部分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进程中，无论作为单个人，还是作为单个社会组织的家庭、社区、地区、集团、阶层、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等，依然会感到力量不足。即便当今世界富翁比尔·盖茨十分热衷慈善事业，但仅靠自身力量也解决不了全球的贫困问题。即便当今超级大国美国，也不能为所欲为，常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至于像解决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更是单个国家做不到的。因此，完全可以说，力量相对不足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

如何有效破解人类生存发展任务繁重与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呢？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给出的唯一答案就是两个字：“团结”。当原始人面对猛兽威胁生命时，就“以群的联合力量和群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恩格斯语）;当原始人个体狩猎困难时，就采取群体团结的方式来克服;当弱小部落取胜无望时，就联合其他部落，炎黄两个部落结盟打败强大蚩尤部落就是明证;当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强大秦国的吞并威胁时，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实行“合纵”团结策略，推迟了秦国扩张步伐，而六国最终未逃脱被吞并命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秦国采取“联横”策略，成功瓦解了六国的团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美英法等国团结而成同盟国，打败了强大的德意日法西斯;今天，世界各国成立了联合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总之，惟有团结才能凝聚力量，惟有团结才能改变力量对比，惟有团结才能取得胜利。正如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所唱：“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十分重视团结、善于团结的政党。党成立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就是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胜利的历史，进一步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的真理。党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36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员仅剩三四万人，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力量明显是不足的，于是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与苏美英法等国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后，党员数量尽管已发展到100多万人，但相较推翻三座大山的艰巨任务，力量也是不及的，因而建立了人民民主統一战线，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团结起来，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员由400多万发展到几千万，现在已达近亿人，但在全国14亿人民中仍属少数，相对于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繁重任务，力量仍然是不足的，因而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都团结起来，使我国迎来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因为如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再到习近平总书记，都反复强调，统一战线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二、共同利益是实现团结的决定因素

生存发展任务繁重和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加强团结是人类破解这一课题的永恒选择，这是无条件的。但是，人类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一次具体的团结时，又是有条件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条件是具有共同利益。周恩来同志指出，所谓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各方统一起来。这里的“共同点”，最主要是的就是共同利益。

什么是共同利益？这首先需要搞清什么是利益。有人一讲到“利益”，总以为就是吃穿住行之类，这种理解窄了。利益是在需要基础上产生的，凡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可以构成“利益”，因而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所涉及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严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总括地说，就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都属于利益范畴的内容。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利益可以区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从利益实现范围划分，可以区别为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从利益实现时间划分，可以区分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从利益主体划分，可以区别为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等。而个体利益就是不同个体所特有的利益，也就是特殊利益;群体利益就是多个个体利益重合的部分，也就是共同利益。这里的“个体”与“群体”都是相对的，如家庭对每个家庭成员而言是群体，但每个家庭对其所属社区而言又是个体;政党对其所属党员而言是群体，但每个政党对其所属国家而言又是个体;国家对其所属国民而言是群体，但每个国家对世界而言又是个体等。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同样，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则同他们所具有的共同利益直接相关。共同利益是实现团结的基础，它不仅决定着团结的达成与破裂，而且决定着团结的范围大小和时间长短等。这就是说，人类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团结不是随心所欲的，总是依共同利益的变动而变动，当具有共同利益时才有可能实现团结，而没有共同利益则绝无可能实现团结;当共同利益属于局部利益时，绝无可能实现全局团结;当共同利益属于短期利益时，绝无可能实现长期团结;当共同利益不复存在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团结的破裂。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同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实现团结，结成联盟，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利益。对此，马克思曾做过具体分析：“这个和资产阶级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与1789年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反对，反而完全报有容忍的态度。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这些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以手工工场所必须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状况相适应。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亨利·巴麦斯顿在解释资产阶级这种做法时说：“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

我们还可以看看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例子，共同利益在加强团结中的独特地位作用就更清楚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就是因为全国人民在抗日救国这一点上是有共同利益的，这才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局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能与此前积极剿共的敌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实现团结，就是因为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成为国共双方的共同利益，这才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起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尽管有分歧、有摩擦、有斗争，甚至国民党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双方团结合作的局面仍能维持，这就是因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共同利益长期存在，这才有了长达14年之久的全民族抗战。为什么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就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已经被赶出中国，双方在这点上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建立独裁政权，并且不惜发动内战，使阶级矛盾再次上升，双方也再次成为敌人。由此可见，团结背后的根本问题是利益问题，共同利益是实现团结的决定因素。

没有共同利益就没有团结，更谈不上巩固发展团结，但有了共同利益是否就一定能够实现团结、巩固发展团结呢？回答是：“不一定。”即共同利益是实现、巩固、发展团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中国有个“三个和尚”的民间谚语，后来还被改编成了儿歌，其中的一段歌词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你说这是为什么？”人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认为这里的团结合作出现了问题。三个和尚是有共同利益的，就是都要喝水，具备了实现团结合作的基础，但为什么没有实现团结合作呢？其中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没有建立与团结合作相适应的共同利益共享机制，这才出现了人多反而没水喝，或者说人多力量不大的怪现象。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无数事实表明，就是合作共赢，这应当作为实现、巩固和发展团结的重要原则。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参加团结合作的一方不能合理分享共同利益，势必会影响合作的积极性，甚至会退出合作，从而削弱团结，或者导致团结破裂。

三、加强领导是实现团结的根本保障

为了解决生存发展任务繁重与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不同社会力量必须在具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团结合作。同时，人类在长期团结合作实践中意识到，要使团结合作有序有效进行必须要有领导。所谓“领导”，顾名思义，就是领而导之，其中“领”即统领，“导”即引导。领导是一种普遍现象，大雁高飞头雁领，羊群走路头羊导，就是其在自然界中的具体体现。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是在团结合作的群体活动中，领导意识更强，领导行为更自觉，领导作用更突出。比如，原始人群在团结合作、共同围猎时，就需要有人进行指挥，这就自然产生了领导。尤其在部落之间发生战争，不同部落结成联盟时，更需要產生军事首领进行协调和指挥。至于人类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团结合作范围日益扩大，更加需要加强领导。可以说，人类要生存发展，社会要团结合作，都要建立某种领导关系，都要进行某种领导活动。没有领导，就不能始终保持正确共同奋斗方向，就不能有效分工合作，就不能协调一致行动，就不能实现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他还进一步用乐队为例解释说：“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团结合作中的领导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那么，什么人或群体能够成为领导者呢？这实际上是个领导资格问题。纵观人类团结合作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团结合作中成为各方拥护的领导者，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关键条件，即特质、实力和贡献。所谓“特质”，就是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殊品质，如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宽广的胸怀、奉献的精神、巨大的魄力、卓越的才能等等。所谓“实力”，就是所具有的实实在在的力量，包括看得见的有形的硬实力和看不见的无形的软实力。所谓“贡献”，就是在团结合作中所承担的责任和做出的业绩。团结合作中的领导者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谁具备了这三个关键条件，谁就具备了领导资格，获得领导地位，反之就会丧失领导资格和领导地位。

我们都知道，我国是多党派国家，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结成的政治联盟中，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政党，为什么是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而不是民主党派领导共产党呢？按照上面提出的领导资格三个条件来分析，就很容易理解了。

先从特质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具有不同于民主党派的特质，就是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先进性具体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具有先进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自觉以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反映革命、建设、改革规律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比如具有先进的阶级基础，以最先进、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优秀分子所组成;比如具有先进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结合起来，切实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始终具有凝聚力、战斗力。

后从实力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始于抗日战争时期，而各民主党派正式宣布接受中共的领导，则是在1948年中共提出“五一口号”之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与国民党战略决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实力空前强大了。这种强大实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硬实力，中国共产党目前拥有近亿名党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党，是执政党，并掌握着全国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软实力，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再从贡献方面来看。按照合作博弈理论，合作收益分配是按合作各方的贡献来决定的。这也是确定在多党合作中政党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团结合作中居于领导地位，也是与中共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一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其中仅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2.6万名共产党员献身，几乎占当时共产党员的半数，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使中国站起来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入侵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们在长时间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起任何政党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二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虽然经历了曲折，但经过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40年的艰苦奋斗，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贫困人口即将实现全部脱贫，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富起来了。三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盛中国。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产品产量都位居全球第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1944年6月5日，美国艾森豪威尔上将指挥美、英、加等同盟国的36个师，近300万士兵，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在法国诺曼底成功抢滩登陆，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6月6日，作为诺曼底登陆行动总指挥的艾森豪威尔在电台发表获胜演讲后，工作人员在收拾讲演稿时，无意中发现了艾森豪威尔为此登陆行动准备的另一份演讲稿，内容却截然相反：“我悲伤地宣布，我们登陆失败。这次失败完全是我个人决策和指挥失误造成的，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艾森豪威尔的两份讲话稿，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领导者在团结合作中的领导，既可能是正确的、成功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失败的。怎样实施正确的领导，避免错误的领导，是领导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总结团结合作领导实践，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条。

要发挥率先垂范作用。在团结合作中，领导者要履行领导职能，创造好的领导效能，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就是以领导者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激励和感召被领导者，它是领导者的一种无形力量，能够使领导者的意志潜移默化地为被领导者所接受，使之成为双方的共同意志，起到同心协力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时所说的：“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求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领导者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要求合作者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合作者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要坚持民主协商。1975年5月，周恩来同志病重期间，还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不妥），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周恩来同志和我们党为什么如此重视和强调民主协商呢？就是因为坚持民主协商既是团结合作中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领导的基本方式。因为领导者与参加团结合作的各方面进行民主协商的过程，既是沟通听取意见的过程，又是被领导者了解领导者主张的过程，从而更有助于形成共识，并自觉地贯彻实施。这种领导方式，就是寓领导于协商之中。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建设的意见》，完善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民主协商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每年亲自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协商座谈会就有四次之多，有力地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领导。

要照顾同盟者利益。共同利益是建立统一战线、实现团结合作的基础，照顾同盟者利益是领导者实现领导的重要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共享共同利益，就是建立合理的合作收益分享机制，使参加团结合作的各方，都能够根据自己职责和贡献，分享共同利益。二是照顾特殊利益，就是充分认识参加团结合作各方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特殊利益（如在我国爱国统一战线中，信教群众同其他统一战线成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方面有共同利益，在宗教信仰方面又有其特殊利益），必须尊重、维护、照顾其合理的特殊利益，这有利于激发其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奋斗的积极性。三是舍得自身利益，就是领导者要有奉献精神，特别是在同团结合作各方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舍弃一部分自身利益，这样更能提高领导者的威望。正如美国著名领导学专家马克斯韦尔所说：“当领导一定得牺牲，而这种牺牲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并非只是一次的付出而已。”“越伟大的领袖，需要付出的也越多。”

四、批评或斗争是实现团结的必要手段

先看一个故事。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一贯同情革命、赞助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1948年与宋庆龄等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49年3月，柳亚子先生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受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建工作，但对自己的安排感到不满，于是于 3月28日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表示要回家乡隐居。毛泽东同志4月19日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对他的消极态度和情绪进行批评和规劝，特别写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接到毛泽东同志和诗后，柳亚子先生深受感动，打消了回乡隐居的念头，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和建设工作。这个故事说明，团结不是没有批评，团结离不开批评，批评是实现团结的必要手段。

为什么团结中有批评或斗争呢？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的社会力量因具有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但在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奋斗过程中，围绕如何实现共同利益、如何分享共同利益，会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如合作各方所处地位、所承担任务是什么，实现共同利益的道路、步骤是什么？分享共同利益的原则、办法是什么，等等。同时，参与团结合作各方除了共同利益，还有各自的特殊利益，这些特殊利益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尽合理的，有的甚至与共同利益是矛盾的。由此，决定了合作各方在回答和处理这些问题时，不可避免会产生分歧、摩擦、冲突，对团结合作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导致团结合作的破裂。如何有效弥合分歧、减少摩擦、化解冲突呢？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开展必要的批评或斗争。团结合作中的批评或斗争，态度做法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效果作用有积极与消极之别。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正确有效地开展批評或斗争，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首先，正确把握批评或斗争的目的：维护团结。共同利益是实现团结的决定因素，团结合作是实现共同利益的可靠保障。团结合作与共同利益的这种相辅相成关系，意味着维护团结就是维护共同利益，巩固团结就是巩固共同利益，发展团结就是发展共同利益。因此，团结合作中开展批评或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团结。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总结党成立以来加强党内团结、统一战线团结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开展批评或斗争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从这个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出，一方面，团结是批评或斗争的出发点，就像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团结是批评或斗争的落脚点，就是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这也是检验批评或斗争是否正确有效的标准。总之，在这里，团结是目的，批评或斗争是手段。切不可混淆了，更不能弄颠倒，把批评或斗争当成目的，为批评而批评，为斗争而斗争，那样只会损害团结，最终损害共同利益。

其次，自觉拿起批评或斗争的武器：敢于批评或斗争。团结合作中会有这种情况，有的合作方为了维护团结，对出现的分歧、摩擦、冲突等采取和稀泥的态度，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不敢表态，更不敢批评或斗争，这是一种无原则的团结，从最后的实际效果看，不仅难以维护团结，还会损害共同利益、根本利益。这方面，我们党有过惨痛的教训。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开展了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革命运动，但在后期犯了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错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行为无原则妥协退让，担心坚决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结果不仅没有阻止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而且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及至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党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不仅维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且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惨痛。”“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并强调，这是一条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我们党近百年团结合作历史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所以，在团结合作中必须自觉拿起批评或斗争的武器，对损害团结和共同利益的现象，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该斗争的斗争。

再次，努力掌握批评或斗争的艺术：善于批评或斗争。团结合作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批评或斗争的勇气，不讲批评或斗争的方法，发现问题瞎批一气，乱斗一番，其结果很可能不是维护团结，而是损害团结，进而损害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这说明仅敢于批评或斗争是不够的，还要善于批评或斗争。所谓善于批评或斗争，就是区别不同合作对象，区别不同性质矛盾，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做到批而不破，斗而不裂。这里面，特别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所谓“有理有利有节”，用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我们党抗日战争时期对皖南事变的处理，就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经典范例，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其中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压。面对如此严重局势，我们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斗争，及时公布事实真相，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迫使蒋介石公开表态，“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团结影响一切，一切影响团结。本文所论述的第一个问题，集中分析了人是以群体方式生存发展的，生存发展任务繁重与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矛盾，团结合作是破解这一矛盾的永恒选择，并且人类社会实践的时间和空间延伸到哪里，团结合作的历史和范围就拓展到哪里，包括从氏族、部落、民族、阶级、政党到国家，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到生态文明建设，团结合作影响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此即“团结影响一切”。后三个问题，集中分析了利益、领导、批评或斗争与团结合作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这当中无论哪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团结合作产生影响，此外还有许多未及论述的或大或小的问题，也都对团结合作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总之，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团结，此即“一切影响团结”。

责任编辑：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