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的“信”与“美”

摘  要：“信”与“美”作为审美体系的重要理念，在诗歌翻译中也具备重要意义。通过对比刘文飞与戈宝权对诗歌《囚徒》的两种大相径庭的中译本，不仅有利于深入解读《囚徒》的情感价值，还有利于阐释“信”与“美”的深刻内涵，体验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诗歌的翻译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信;美;《囚徒》;普希金

作者简介：赵秋玲（1995.7-），女，汉族，四川攀枝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2

一、“信”与“美”

“信”与“美”源于中国的审美体系，古代翻译家常用“信”与“美”的概念来评判译文的优劣，揭示过程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对立统一。[1]（70）“信”起源于中国传统的“忠信”观念，即强调诚信、忠实。此观念引申到文学翻译中，则强调翻译要忠实于原文，保持原文的原汁原味，使读者能够深切体会到原文的风格意境。“忠信的”译者强调“极大限度地贴近原作，‘言直理旨，不加润饰”。[1]（72）

“美”则强调译文的整体效果，翻译活动要达到“美”的效果具有一定的難度。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要再现原文的“美”，并使读者有所感悟，这对于译者而言都存在一定难度。对于“美”的理解郑海凌指出：“一是指文辞的华丽，二是就译作的效果而言，指美好，完美”。[1]（73）译者会对译文进行艺术性地再创作，改善其译文效果，使其更贴合于读者的阅读习惯。

“信”与“美”作为两种范畴，二者之间的关系模糊不定。但是早期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相互对立的状态，“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者”则讲究语言的真实可靠，“美者”则讲究语言的优美华丽，二者不可兼得。在中国，对于“信”与“美”的认识理解也是逐渐发展的，由重“信”开始意识到“美”的重要性，从马建忠的“译文与原作之间不得有丝毫出入”[1]（75）到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再到钱钟书将“达、雅”包括进“信”，由此可看出，“信”与“美”的关系逐步由对立走向融合。对于二者的关系，笔者认为其不可割裂，译者在讲究“信”的同时也并未忽略“美”的存在，只是这种“美”与原文的整体更相似。同时，强调“美”的翻译者也并未背离原文进行再创造。

本文旨在针对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抒情诗《囚徒》，对比分析刘文飞与戈宝权的不同译本，阐释“信”与“美”在诗歌翻译中的价值意义，并引发对诗歌翻译的思考。

二、《囚徒》译本对比分析

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1799—1837）俄国著名诗人、作家。《囚徒》（?Узник?1822）属于普希金创作晚期的作品，在沙皇专制的社会背景下，普希金敢于发表向往自由的诗作，因此触怒沙皇，流放南方。诗人在流放时期遭到监禁，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写下《囚徒》诗篇：

Сижу за решёткой в темнице сырой.

Вскормлнный в неволе орёл молодой，

Мой грустный товарищ， махая крылом，

Кровавую пищу клюёт под окном，

Клюёт， и бросает， и смотрит в окно，

Как будто со мною задумал одно;

Зовёт меня взглядом и криком своим

И вымолвить хочет： ?Давай улетим！

Мы вольные птицы; пора， брат， пора！

Туда， где за тучей белеет гора，

Туда， где синеют морские края，

Туда， где гуляем лишь ветер... да я！..?

1822

普希金的诗歌在中国广为流传，诸多学者将其诗歌译成中文，由于译者之间的差异性，使得诗歌译本也呈现不同的效果。我国学者刘文飞、戈宝权、谷羽等人都翻译过《囚徒》，本文选取刘文飞（以下简称刘）与戈宝权（以下简称戈）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诗歌翻译中的“信”与“美”的关系。以下为两位译者的译文：

刘译：我坐在潮湿的牢房的铁栅旁。一只年轻的鹰，在监禁中被喂养，我忧郁的同伴啊，你在窗下，啄着带血的食物，拍打着翅膀。∕它啄着，扔着，它望着窗户，好像在与我想着同样的心事。它在用目光和叫喊把我呼唤，它想说：“让我们一同飞去！∕我们是自由的鸟儿;是时候了，兄弟！飞去云外那白雪皑皑的山冈，飞去那闪耀着蔚蓝色的海洋，飞去那只有风儿……和我散步的地方！”[2]（176）

戈译：我坐在潮湿的牢狱的铁栅旁，一只在束缚中饲养大了的年轻的魔鹫，它是我的忧愁的同伴，正在我的窗下，啄着带血的食物，拍动着翅膀。∕它啄着，扔着，又朝着我的窗户张塑，好像在和我想着同样的事情。它用目光和叫声召唤着我，想要对我说：“让我们一同飞走吧！∕我们都是自由的鸟儿;是时候啦，弟兄，是时候啦！让我们飞到那儿，在云外的山岗闪着白光，让我们飞到那儿，大海闪耀着青色的光芒，让我们飞到那儿，就是那只有风……同我在游逛着的地方！……”[3]（33）

显而易见，刘与戈的翻译风格完全不同，下面通过对二者的译文细节对比分析，发现两位译者的差异所在，感受诗歌翻译的“信”与“美”的深刻内涵。

在第一节诗中，针对“неволе”的理解二者有所不同。刘译为“监禁”，戈译为“束缚”，二者皆有“失去自由”之意。但是，两种译法的情感效果不同。结合该诗的创作背景，诗人正在南方流放，身陷囹圄，用“监禁”一词主要表现的是诗人的处境，同时也描绘出“鹰”被禁锢的状态。“监禁”是贴合作者的现实环境，而“束缚”则偏向于“鹰”的角度进行描写，隐约带有一种“失去自由”之感。除此之外，对于句式的处理二者也有所不同，刘倾向于简洁的语言，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改造;而戈尊重原文，注重“信”，使译文尽量贴近原文。刘将其断为两个小句，句式显得简单凝练。戈则用多个形容词连为一个长句，译文读起来更具异域特色。

二者对第一节诗后两句的翻译大同小异，但是情感表达效果稍显差异。对于“Мой грустный товарищ”，刘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将其处理为呼语“我忧郁的同伴啊”，使句子增加诗人与“鹰”对话的效果，进而拉近两位“被监禁者”的距离。同时，也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孤独。戈采取直译的方法，译为“它是我的忧愁的同伴”，陈述句句型所表现的是诗人的自述，利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将其所见所闻描写出来。

诗歌最后一节出现了两个“пора”，刘省略了一个，直接译为“是时候了，兄弟”，而戈贴合原文，“是时候啦，弟兄，是时候啦”。刘的译文因省略一词显得短小精炼，贴合译文整体简洁的句式特征，符合中文的阅读习惯。但是，在感情上刘的译文则主要传达出一种“坚定明确”之感，使诗歌充满对未来的向往，表现诗人对生活依旧充满信心。戈与原文相同，用两个“是时候啦”重复使用升华情感，诗人内心积极昂扬的心理状态被隐藏起来，而更增添了一丝愁绪。

诗歌最后采用了三个排比句式，这也是表达诗歌情感的关键之处。戈采用三个“让我们飞到那儿”的句式，与第二节诗最后一句“让我们一同飞走吧”共同构成排比，句式整洁，有利于增强情感色彩，诗歌整体的情感效果显得单调朴实。而刘采用的是“飞去”，与前文的“让我们一同飞去”形成递进关系，递进句式扩大了诗歌的空间感——由近及远，给读者营造出一种坚定、积极的情感氛围。

对于“за тучей белеет гора”以及“синеют морские края”，戈是逐字逐句翻译，尊重原文，他译为“在云外的山岗闪着白光”与“大海闪耀着青色的光芒”，与“让我们飞到那儿”相断开，陈述的语调使读者的视野停留在近处，营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而刘的译文“飞去云外那白雪皑皑的山冈”与“飞去那闪耀着蔚蓝色的海洋”在原文的基础上加以创造，不仅使句式简单轻快，而且转变读者的视野，把读者从“牢房”带到“山冈”和“海洋”，犹如身临其境一般，将诗歌蕴含的积极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与戈的译文分别代表了“美”与“信”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呈现的效果也有所不同。显而易见，刘更加注重在原文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融入自身对诗歌的情感体验，他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结合中文的遣词造句习惯，使译文达到“美”的效果。而戈的译文注重落实原文，逐字逐句翻译，使译文更具异域诗歌的特征。

三、诗歌翻译的思考

在翻译外文诗歌的过程中，笔者主要从以下几点展开对诗歌翻译的思考：意象选取、句式结构、标点符号。

首先，诗歌中充满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相同的意象可能会具备不同的象征意义。因此，在翻译诗歌时我们首先要关注原文使用的意象、象征意义及整体诗歌所想表达的情感，结合自身文化背景，正确选取意象，使读者能深切体会诗歌的情感。但是意象选取却不是盲人摸象，要有所依据，不能偏离原文。

其次，所有诗歌都注重抑扬顿挫、韵脚、韵律等。但在翻译诗歌时往往面临着译文失去了原文的音律美，尤其采用直译的方法，译文的句式结构显得杂乱冗长，不符合中文诗歌对仗工整，整齐划一的句式特点。因此，在诗歌翻译时，要明确译文的目标读者，适当地修改译文的句式，使其不仅保持原文的韵律美，还切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最后，标点符号属于易被忽略的问题，但在诗歌翻译中扮演重要角色。感叹号、省略号、问号等标点的使用对于描绘诗歌情境有着重要作用。外文诗歌的标点符号使用比较自由，时而省略，时而连用。翻译外文诗歌时，标点符号的取舍也是一道难题。对此，黄灿然指出：“译者不应随便增减标点符号;不应把长短诗行译成整齐诗行，或把整齐诗行译成长短诗行”。[4]尊重原文的行文结构与标点使用，这也是“信”的体现。而主张“美”的译者倡导对原文进行再创造，通过增删标点符号，使其符合中文诗歌的结构特点。

结语：

诗歌翻译一直是翻译界的重难点，是注重“信言”还是“美言”成为翻译的难题。笔者认为，针对两者的关系，我们不能固守传统，将其完全对立，正如钱钟书所言：“译事之信，当包达、雅”。[1]（76）外文诗歌在创作时也是具备优雅、和谐的特征，译者在翻译时不能使译文失去原文的优美雅致，而应在“信”的基础上讲究“美”，帮助读者赏析外文诗歌。“信”与“美”的关系错综复杂，理解二者的内涵交织对于诗歌翻译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郑海凌：文学翻译学[M].文心出版社，2000。

[2]刘文飞：刘文飞译文自选集[M].漓江出版社，2013。

[3]戈宝权 刘文飞：普希金名作欣赏[M].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

[4]黄灿然：黄灿然：译诗中的现代敏感[EB].http：//www.zgshige.com/c/2016-11-17/2075192.shtml， 17.11.2016.

[5]谷羽：“囚徒”不坠凌云志——囚徒三首赏析[J].名作欣赏，2002年第1期。

[6]趙燕蕊：诗歌翻译的“真”与“美”——试比较歌德<游子夜歌>的中译本[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