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无法确定,我能够忆起的自己最初的经历是在几岁,在哪一年?那时候我的确还很小,有一天下午,父母带着我去乘黄浦江上的轮渡,乘到对岸,我不肯下船,于是又乘回来,接着再乘回去,在我执拗的请求和顽强的抗争下,我们来来回回,连续乘了无数趟轮渡,直到,比如说,听说在黄浦江上还会有一种更好玩的“诗歌船”可以乘,我这才不再坚持,这才在满天星斗和霓虹灯的夜色里回家。那个上船和下船的地点,正是金陵东路码头,那个日子,现在,我愿意认为恰好是8月25号。
从出生开始,我就没怎么离开过上海。黄浦江上的轮渡,属于我和上海的一项最初始的记忆,它也成为后来不断改变着的我对上海之感受和定义的一项最根本的依据。将一件漂移之物当成最根本的依据显然离谱,然而用之于上海,我倒觉得并无不妥。二十多年前,有一个下午,我坐在临近外滩的办公室里,黄浦江上汽笛的圆号持续震颤着炙热的空气,一位来自北方的诗人到访。他说起他对上海的观察:上海,你只要给它一双翅膀,它就会立即飞离中国。然而我说其实相反,上海,它是飞来中国的一座都市。如果我说舶来,一定会更确切一些。
上海并不建立在一块坚实的文化大陆上,而是处在这块大陆变动不羁的边缘,它那码头般的文化形态一方面急于启航远行,去历险、去发现、去寻获,另一方面则是迎候,是接纳和搬运。说这种码头般的文化形态有种守望的姿势,应该也蛮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