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的着力点

2020-04-05 18:50张书林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20年2期
关键词: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

[摘 要]基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要聚焦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这四个着力点展开。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围绕着善于集中正确的意见和正确地集中意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等展开;健全科学决策机制,要围绕着坚持民本决策、强化决策调研、深化决策论证展开;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围绕着健全“三执政”的制度体系,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等展开;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要紧扣为官“不想为”“不敢为”“不能为”,着力解决担当作为的深层次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 执政能力 ; 领导水平制度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2-0003-0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1]。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一个老问题,但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则是一个新问题。对于如何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四个着力点,即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

一、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制度,也是党的领导制度,既关系着党的静态组织结构,也关系着党的动态运行功能,更是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升的重要制度安排。据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指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1]。

(一)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

何谓民主集中制?从属性上讲,民主集中制是集中制的一种类型,其本质上是“集中制”。“集中制”有两种类型:民主的集中制、专制的集中制,或曰民主集中制、专制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少数服从多数;专制集中制的实质是多数服从少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就是民主集中制。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清晰地界定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2](P77)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也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运转起来,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党章第10条指出:“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2](P83)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形成涵盖党内党外的组织领导体系、政治领导体系,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

(二) 民主集中制落实的困境

一是过分偏向集中搞成个人专断。如果民主集中制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过分偏向集中甚至搞集权,就很容易出现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个人专断、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一般说来,个人专断有两种形态:明目张胆搞个人专断和精心包装搞个人专断。精心包装搞个人专断,也就是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

二是过分偏向民主搞成极端民主化。民主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

民主是形成集中決策的一种手段,它是为集中决策之目的服务的。如果民主集中制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过分偏向民主,不追求集中,不能形成最终有效决策,而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为民主而民主,那就很容易出现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的实质是“议而不决”。极端民主化表面上热热闹闹,激烈地、群情激愤地、无休止地发言讨论,实则无法集中,形不成最终决议;讨论发言的过程看似很民主,实则是不解决问题的所谓“无效民主”。

三是将个人分工负责搞成私家领地。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领导干部不准把分管工作、分管领域和地方当作‘私人领地,不准搞独断专行。”[3](P36)将个人分工负责搞成“私人领地”“独立王国”,其实质就是党内层面的“政治权力苏丹化”。“政治权力苏丹化”最早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是指某些领导者将自己分管统辖的领域当成了独立王国,把公共权力当成了自家私有财产,行使权力时随心所欲甚至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进而形成不受约束控制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政治集团之倾向性及可能性的现象。

四是挑战中央权威而妄议妄为。其涵盖妄议中央、胆大妄为、阳奉阴违、不当抢跑这四个方面。妄议中央,就是对党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没有根据地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胆大妄为,就是指党内一些野心家的各种行径;阳奉阴违,就是口是心非、言善行恶,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当抢跑,就是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该中央统一部署的却抢跑了、该试点的却仓促推开了、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却急于求成了、该得到法律授权的却超前推进了。

(三) 民主集中制落实的重要举措

1.善于集中正确的意见和正确地集中意见。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要最大限度和可能地集中正确的意见;若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前提是必须在程序上保证正确地集中意见。其一,集中正确的意见,是指民主集中制的实体性规则。即民主集中制在坚持落实的过程中,要有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把握,要有对事物内在本质联系的认知和揭示,它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所追求的理想结果、最佳状态。其二,正确地集中意见,是指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性规则。即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在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集中整合大家的意见,进而形成最终决策决议决定。虽然作为程序性规则的“正确地集中意见”,并不必然导向作为实体性规则的“集中正确的意见”,但是,程序性规则毕竟是实体性规则得以实现的基本要件。因此,将“集中正确的意见”和“正确地集中意见”统一于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过程中,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2.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民主集中制内含了“四个服从”原则,其中,首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就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何体现?从制度层面看,要特别体现在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健全上。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2019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该条例自2019年1月31日起施行。其中,特别强调:必须把请示报告和履职尽责统一起来,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负责的必须负责,该担当的必须担当。

3.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毛泽东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中指出:班子内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二者不可偏废”[4](P1341)。集体领导,集中体现在重大问题由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个人分工负责,集中体现为集体决定的问题由班子成员按照分工去抓落实。一方面,个人分工负责离不开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是集体领导之下的分工负责。离开了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就会失去舵手和“靠山”。另一方面,集体领导也离不开个人分工负责。集体领导、集体意志的实现,需要借助个人分工负责为之提供行动力量。离开个人分工负责,集体领导必然空心化、空壳化。

4.提高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党中央担负着为治国理政、执政兴国、治党管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任,

也理应着力在这些方面提高综合能力素养。《韩非子·物权》有云:“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为着力提高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落地了两个重大举措。

一是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中央名义召开各种会议来推进各项事业开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地。例如,党中央密集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等,强化了对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保证了对各项事业推进把关定向。

二是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成立了聚焦专门性工作的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以中央的名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推进各项工作和事业发展。设立各种领导小组以统领统揽党的事业发展,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与创造。1958年6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五个小组直接领导国家五个大口的工作,就是这种探索的开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大了领导小组的设置力度,

赋予领导小组更大的领导权限。根据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2018年3月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等等。

二、健全科学决策机制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是管方向、管决策的。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不是高強、是不是过硬,最根本的要体现在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上。如果党的决策能力、决策水平不达标,不能在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等多维导向的基础上形成科学决策,那么,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可能成问题。正是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必须“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1]。

(一) 坚持民本决策

所谓民本决策,就是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决策,决策形成的全过程都要最大限度地做到对民声的回应、对民生的维护、对人民利益的谋求。其一,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都要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决策形成过程中,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其三,以代表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的精髓主线贯穿其中,健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健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其四,开展覆盖重大决策从动议到出台全过程的群众满意度测评,防止近年来各地频繁出现的基于“邻避效应”、群体性利益受损引发的心理压力叠加等因素所导致的重大决策中途流产、难以落地问题。其五,通过实体空间收集整理社会民意,通过网络虚拟空间收集整理网民意见,在此基础上描画出虚拟网络民意辉映现实民意的最大同心圆。

(二) 强化决策调研

欲谋求科学决策,所依据的决策材料素材就必须是准确的、真实的,而要获得准确真实的材料,必须依赖于调查研究。由此,凸显了调查研究在科学决策中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5]

从为形成科学决策之目的需求出发开展调查研究,要着力把握三个基本要点。其一,在调查研究的准备阶段,要做到找准问题、有的放矢。调查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意识、问题思维,带着问题去、带着答案回。调查研究不是走过场或走形式,而是要踏踏实实地研究分析解决问题。所以,调查研究开始之前一定要对所要调查的问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头脑装着问题去搞调研,做到心中有数、胸中有谱,绝不能在调查研究之前头脑空空如也。其二,在调查研究的实施阶段,要做到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要务求深、实、细、准、效。要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深入实际,以求眼见为实;深入基层,谋求第一手材料;深入群众,力求精准把控。其三,在调查研究的总结阶段,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查研究就是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原则。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摸清事实、摸透真实情况。如果通过调查研究知悉了事实所在、掌握了真实情况,但基于各种考虑顾虑疑虑而不愿意将真实情况反映出来,或在反映真实情况的过程中遮遮掩掩、有所保留,那么,通过调查研究搞清事实、解决问题的价值目标就无法达到。

(三) 深化决策论证

科学决策本质上就是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对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论证、整合综合的过程。从科学决策的角度审视,当下深化决策论证要聚焦三个“相结合”。

1.坚持专家、领导、群众共同参与决策论证相结合。专家是从专业的角度为决策形成提供专业性、专题性、专门性意见建议;领导是从整体利益、战略利益、全局利益角度为决策把方向、管大局;群众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判定决策实施给自身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其一,专家。党的决策不是盲目性的决策、不是外行性决策,必须契合专业性要求,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按规律办实事,由此,决定了专家意见对科学决策的不可或缺性。其二,领导。党的决策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决策,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和层面,需要领导为之把关定向以防走偏、为之协调各方以凝聚共识。其三,群众。党的决策最终要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贯彻落实,最终的受益者也是人民群众。因此,决策制定必须经历民意检验这一关,广泛深入地听取群众意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可见,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坚持专家、领导、群众三结合,對制定形成科学正确决策,以及对实现决策科学化是非常重要的。

2.坚持环评、稳评、安评、风评的重大决策风险评估相结合。从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安全性、共识性,以及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规避决策风险入手,在重大决策形成之前要深入开展决策的环评、稳评、安评、风评,对决策制定和实施可能要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综合评估。环评,就是决策的环保风险评估,是对决策的环境承受力、承载力的全方位评估;稳评,就是对决策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的评估,以有效规避重大决策出台实施可能会引发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社会危机乃至社会动荡;安评,就是对决策安全性的评估,以评析判断决策制定实施对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思想安全等方面影响的强度;风评,就是社会舆论、媒体舆论、网络舆论等对决策出台的影响力程度,即评判重大决策实施在舆论层面上的认同感、认可度。

3.坚持传统决策论证与合并大数据论证相结合。传统决策论证局限于现实空间,主要根据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信息数据材料就决策的可能性、可靠性、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但是,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在收集整理决策素材、决策依据中的特殊价值凸显。

据此,开展决策论证的空间要从单纯局限于现实空间同时拓展到网络虚拟空间,实现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收集整理民意、开展重大决策可行性论证的常规化。其一,利用大数据分析,能够“一揽子”梳理掌控与决策关联的方方面面的基本情况,分析掌控决策从制定到落地的基本走势,以规避片面决策的“盲人摸象”、模糊决策的“黑箱效应”。其二,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群众决策意向的真实走向、真实心声,以保证最后形成的决策与对民声的回应相契合。其三,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迅捷地检验各方对决策出台和贯彻落实的满意度,并据此对决策过程作出不同程度的适应性调整。

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既有其实体内容性、结构性要求,也有其形式性、方式性要求。这就涉及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和执政内容得以落地的方略、方法、手段、程序、规则等的总称,其本质是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任务目标得以落地的形式要件。据此,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就要致力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1]。

(一) 基本走向:健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三执政”方位,确立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变革的基本走向。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因此,在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之下,我们必须将“三执政”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并不断健全完善支撑“三执政”的制度体系,推进“三执政”制度体系的创新发展。其一,科学执政制度。科学执政就是按规律执政,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三大规律,按规律推进党的各项领导和执政事业、活动、工作。健全完善科学执政制度,就是要把这三大规律上升到制度安排、制度规定层面,形成“规律制度化”的格局,使“按照三大规律办事就是按制度办事,背离三大规律就是背离按制度规定办事”的理念成为全党共识。其二,民主执政制度。民主执政就是要在执政过程中善于发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协商民主、社会民主、舆论民主,最大限度地凝聚形成执政兴国的各方力量、群策群力,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健全完善民主执政制度,就是要把在执政活动中的民主过程、民主行动上升为一种制度性操作,使之成为执政过程中的常态性、稳定性“规定动作”,以防止执政过程中民主程序和规则的随意变动、人为处置。其三,依法执政制度。依法执政就是与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相适应,要求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法律,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行事、行权。健全完善依法执政制度,就是要以明文制度规定的形式把按照宪法法律办事载入党的领导和执政过程中,从制度上保证党的任何领导和执政活动都要坚持做到与法有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自觉把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二) 价值追求: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6]。

这指明了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价值追求。其一,增强政治领导力,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治国理政、执政兴国、治党管党定好向、把好关、掌好舵,以保持党的长期领导并巩固执政地位。其二,增强思想引领力,就是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始终保持全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纯洁性。同时,坚持以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为导引,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不断实现以先进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群众。其三,增强群众组织力,就是要通过坚持走好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地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等行动方略的推开,保持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政治优势,规避党容易脱离群众的最大政治危险,最大限度地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助推形成党群连心、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形成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其四,增强社会号召力,就是通过不断深化党与社会的联系沟通,通过不断推进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深度内嵌,不断扩大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动员力、凝聚力,凸显党在社会中的组织权威、领导权威、执政权威。

(三) 坚强后盾: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新时代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所能够达到的程度,与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紧密相关。这同时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坚强后盾。所谓政治功能,说到底就是各级党组织要充当好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目标的“政治工具”。所谓组织力,就是各级党组织对内组织动员党员、对外团结凝聚群众的综合性能力指数。对党中央而言,其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就要在全党服从中央的前提下持续强化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党中央必须为制定出台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大决策决议决定把方向、定调子。对地方党组织而言,其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就要承上启下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决议决定部署的层层贯彻落实,全面领导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治党管党各项工作。对基层党组织而言,其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就要明晰政治站位,提升对内组织动员党员、对外团结凝聚群众的综合能力。对党组而言,其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就要在其所在的单位和部门中真正成为能够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主心骨、定盘星,以真正保证各级党委的决策部署在单位和部门中得到不折不扣且创造性地贯彻落实。

四、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1]。健全完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关键在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如果缺乏担当、无所作为,也就不会尽心尽力干事创业,也就不会去有意识地推动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性提升。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乏力或担当作为缺失,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为官不为”。习近平指出:“当前‘为官不为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7]。据此,完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要着力把握三个基本面。

(一)聚焦为官“不想为”,解决想不想担当问题

想不想担当,本质上反映的是担当作为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担当作为是一种实践行动,其落地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想干事、想担当的欲望和冲动。换言之,必须先要有担当的“想法”,否则,就不会有付诸实践的担当“做法”。总的看来,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从内心里是想担当的,是希望在岗位上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做事以对得起组织信任、群众认同,是力求有所建树的。

当然,也有少数党员干部头脑中缺少担当作为这根弦,在其位不谋其政,从内心里所想的就是得过且过,开展工作满足于规定动作、公事公办,局限于过得去而不是过得硬,只想着60分的及格过关,而不去想100分的优秀卓越。究其因由有三个方面。

其一,有的人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岗位工作无足轻重,或认为取得卓越的工作绩效后与个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政治发展进步关联性不大,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的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缺失,岗位自豪感淡化、职业成就感倦怠,出现了干事创业的“内卷化”。其二,周期性、年度性、日常性的工作考核“雷声大雨点小”,流于形式、流于表面,起不到真正督促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效用。其三,支撑担当作为之健康向上的良性环境氛围不浓厚,使得有的党员干部没有将“人人想干事、人人争上游”的职业荣辱观内化于心,进而不认为不干事、消极干事是一种耻辱,反而认为是一种从众行为,是在“随大流”。

由此,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就要把握三个要点。其一,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之心灵大拷问,以此释放他们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深层潜力。其二,大力践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激励党员干部主动自我反思、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破除担当作为的思想壁垒、扫除思想障碍、消融思想僵化。其三,组织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掀起一场“当初入党是为了什么,现在在党内应干什么又干了些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大讨论,将党员干部的思想认知进一步统一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工作总基调上来。

(二)聚焦为官“不敢为”,解决敢不敢担当问题

敢不敢担当作为,关乎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进取状态。有的党员干部虽然想干事、有干事的愿望,但缺少干事创业的胆识魄力,基本上处于不敢担当作为的“前怕狼、后怕虎”之萎缩胆怯状态。归结起来,主要是“四怕”。一是怕困难。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总是会遇到一些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困难、问题、考验、挑战、风险。有的党员干部一遇到困难和问题就畏手畏脚、退避三舍。

二是怕出错。有的党员干部过于“爱惜羽毛”,忧虑担当作为的过程中一旦失误、出错,就会影响自己今后的政治进步或政治前程,

因而觉得还是少干些更为稳妥。三是怕担责。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做事,干好了当然好;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好,把事情搞砸了、出事了,就要被问责、就要担责任。所以,多干,多责;少干,少责;不干,无责,俨然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

四是怕麻烦。有的党员干部认为,自己现有的岗位工作维持现状本来是能过得去的,如果再绞尽脑汁地思考謀划工作中的开拓进取、创新创造,那就是没事找事、给自己找麻烦。

我们从根治“四怕”入手,有针对性地解决“不敢担当”问题,就要着力把握四个基本点。其一,认清事物曲折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对于担当作为中可能会出现的困难风险保持清醒理性认知,释放直面困难的勇气担当。其二,拿出敢闯敢干的最好状态来。邓小平指出:“没有一定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8](P372)所以,党员干部要在工作岗位中建功立业,就要拿出敢闯敢干的最好状态来,看准了的就要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自缚手脚。其三,健全完善对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容错纠错机制,坚决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即“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6]。

其四,要深刻透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认清权力与责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权力就必然有责任,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始终牢记有权必有责、用权须担责、失职必问责、滥权要追责的法则。

(三)聚焦为官“不能为”,解决能不能担当问题

担当作为的要害是“能不能”担当,这是对担当作为综合能力素养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着力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八大本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1]在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增加了一个“斗争本领”。归结起来,我们要着力增强领导干部的九大执政本领。

由此,着力提升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能力本领,就要综合考虑六个原则方法的运用。其一,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坚持“缺什么就补什么、哪里弱就强哪里”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开展覆盖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的业务能力、专业素养提升培训,突出精准滴灌式培训、避免大水漫灌,并适时开展培训效果综合评估,力求不花冤枉钱、达到培训效能最佳化。其二,做到抓重点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统筹兼顾“弹钢琴”,不能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陷入顾此失彼、疲于应付状态。其三,坚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始终做到“抓紧”不松劲、“紧抓”不放手,规避“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烂尾工程。其四,担当作为既要尽力更要尽心。尽力就是满足于“过得去”,尽心就是追求“过得硬”。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要确定更高的工作标准,不能仅仅止步于尽力,而要追求尽心。其五,辩证地处理好不折不扣抓落实与创造性抓落实之间的关系。以此促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与各地具体实际产生“化学反应”,切实转化为造福社会、造福群众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业绩。其六,善于驾驭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将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辩证思维、精准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充分运用到担当作为中去,以目光对焦、思维对路、方法对头共同支撑起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能力本领之提升。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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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篆

The Focus of Perfecting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the Partys Governing Ability and Leadership Level

Zhang Shulin

Abstract: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order to perfect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the partys governing ability and leadership level, we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adhering to democratic centralism,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govern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aking on responsibility.

To adhere to democratic centralism,

We should focus on how to collect right opinions and collect opinions correctly, focus on how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an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we should focus on adhering to people-oriented decision-making, strengthening decision-making research and deepening decision demonstration. To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methods, we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three governance” and enhanc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ower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aking on responsibility, we should focus on “dont want to do it”,“dont dare to do it” and “cant do it”, and strive to solve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of taking on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governing ability, the system of leadership level

收稿日期:2019-11-20

作者简介:

张书林(1974-),男,山东冠县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山東济南 250103

本文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2020年度创新工程科研支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治理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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