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便利化及其效应：来自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证据

廖佳 潘春阳 雷平

摘要：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程度及特征，进而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程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GDP以及投资便利化总指标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进一步考察分区域和分指标效应，发现不同区域投资便利化的效应不同，其中技术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区域都很显著。中东欧国家除了技术因素效应明显外，其微观营商环境的便利性也对吸引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南亚国家除了技术效应外，双边产业园区的建立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关键词：投资便利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Its Impact： Evidence from Chinas OFDI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LIAO Jia1，PAN Chun-yang2 ，LEI Ping1

（1.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1620，China;

2.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made some research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it is mostly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it is less analyzed for the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ccording to this topic，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is constructed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indicator system measures the degree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urthermore， the extended gravity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host country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on China's OFDI.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ost country's GDP and the general indicators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attracting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ased on this argument， the sub-regional and sub-indicator effects are examined.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s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differ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technology is significant in all regions. In addition to the obvious technical factors，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FDI of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technical eff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bilateral industrial park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and accordingly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OFDI

0引言與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式，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其覆盖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和北非、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地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在多边框架内逐步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透明的多边投资体制，符合中国及各国的利益，具有深远意义。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以来，相对于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研究都较为不足。[1] [2]

作为旨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沿线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其重要目标。然而，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各区域投资便利化程度如何，制约因素主要在哪里，如何有序推动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在经典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投资便利化指标以及代表政策导向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和合作产业园区（industrial zone）两个指标。其中，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以2010年美元的不变价格计算。关于是否相邻、共同语言及距离等指标来自CEPII的引力模型数据库。为避免数值为0或为负，本文采用FDI存量代替FDI流量，数据来自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BIT及产业合作园区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构建基准引力模型如下：

（6）

其中是系数，代表FDI来源国，这里指中国， 代表目的国，这里指51个“一带一路”国家，表示年份（）。为消除经济体规模对我国OFDI的影响，本文因变量采用中国对国的OFDI除以该国的人口来表示，为减少异方差，我们采用对数形式。表示中国与目的国首都的距离，它代表企业境外投资的障碍，本文采用绝对距离是为了消除采用经济指标带来的多重共线性影响。是虚拟变量，代表两个国家是否具有共同边界，如果具有，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也是虚拟变量，代表两个国家是否具有共同的官方语言，如果具有，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代表中国与该国是否存在双边投资协定，如果存在，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表示官方认可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建立产业园区的数量。代表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指标，代表国家固定效应，是随机误差。

2.2理论推断

根据引力模型和国际投资理论，假定国对国的投资与两国的GDP成正比，与两国的距离成反比，因此预期符号为正，符号为负;同时，两国相邻或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意味着两国有更相近的风俗习惯，更容易产生经济联系，因此预期和的符号为正。双边投资协定和产业园区的建设代表了两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两国投资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则预期和符号亦为正。投资便利化因素中基础设施质量一般认为对吸引FDI有积极的正面作用[6] [8]，因此预期其符号为正。制度因素对于FDI的作用尚无一致结论，多数研究发现制度越完善，规则越透明越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7]。金融环境为跨国企业在国外面临的融资和技术转移条件，理论上而言应该对FDI的流入会起到正面的积极作用。营商便利性衡量企业从开办注册到破产清算所经历一系列过程的容易程度，一般也对吸引FDI具有正面作用，预期其符号为正。因此投资便利化总指标的符号预期也为正。

2.3回归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回归一般采用混合OLS、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混合OLS回归假设不存在个体效应，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都假定存在个体效应，随机效应模型假设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而固定效应模型则假定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本文对模型的设定进行了统计检验。表3分别给出了使用混合OLS、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主要基于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同时列出混合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以便比較和参考。

表3中模型（1）、模型（3）在经典引力模型中加入投资便利化指标IFI、双边投资协定BIT、海洋面积Sea area以及制度质量（System quality.SQ）等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投资便利化指标在三个模型下均显著为正，可见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条件的改善对我国OFDI的流入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出不随时间变动的变量系数，因此我们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OLS模型可以看出，距离的负效应也很显著，东道国距中国距离每增加1%，会导致中国对其人均OFDI下降约2.4%，说明距离是阻碍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重要因素。

3结论与政策建议

3.1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套系统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因素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沿线51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特征，并通过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这些因素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地区OFDI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一）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将显著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项投资便利化措施（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金融效率、营商环境）的综合改善，可以产生显著的投资创造效应。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要求较高，营商环境的效应显著为正，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所能感知到的营商便利性也是吸引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综合水平有较大差异

从2011-2017年沿线地区投资便利化综合指数的均值变化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便利化综合水平有较大差异，各地区的投资便利化程度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改善的趋势，其中中亚地区和属于独联体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程度改善最明显，各地区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

（三）我国OFDI的政策导向作用明显

从实证结果来看，双边投资协定（BIT）和共建产业园区等代表政策导向的因素，在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中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双边产业园区的建立对我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东欧国家和西亚国家则由于目前已建立双边产业园区的国家数目太少而尚未发挥显著效应。

3.2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论，我们得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作用，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鼓励跨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建设产业园区，以降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不确定性，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并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系统性提高中国跨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更好地适应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并进一步提升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水平，应鼓励我国跨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设施联通”，从而帮助“一带一路”国家更好的吸收中国的直接投资。最后，充分发挥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的作用，增强“一带一路”这一多边合作机制的认同感，推动区域内投资便利化机制建设。在“一带一路”发展至新阶段，政府要积极探寻沿线国家的经济战略诉求，利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优势差异，通过对话沟通的方式将我国产业发展意愿与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将建设“共同体”推至一个新阶段，在促进中国企业投资积极性的同时提升沿线国家的社会福利，实现“一带一路”的共赢发展宗旨，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中美贸易战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張亚斌.‘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J]. 国际贸易问题，2016（9）： 165-175.

[2] 刘镇，邱志萍，朱丽萌.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便利化时空特征及对贸易的影响[J]. 经济地理，2018（3）：11-20.

[3]孙玉琴， 苏小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东欧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欧盟出口影响的比较[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8.25（1）：29-36.

[4]才凌惠， 朱延福. 国家规模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9（2）;1-10.

[5]Zhang J ， Li F ， Liu Y ， et al. An Assessment of Trade Facilitations Impacts on Chinas Forest Product Exports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rnary Margins[J]. Sustainability， 2019， 11（5）：1-18.

[6] Katja. Z. Investment liberalisation and firm selection process： A welfare analysis from a host-countr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1， 20（3）：357-377

[7] Geginat C， Ramalho R. Electricity Connect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183 Countries[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2015

[8] Grosse R. Trevino L. J.2005.“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FDI Loc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 MI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5（2）：123-145

[9] Iimi A. 2008. Effects of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Quality on Business Cost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24（24）

[10] 张建平，樊子嫣.‘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状况及相关措施需求[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1）： 23-29

[11] 崔日明，黄英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J]. 广东社会科学，2017（3）： 5-13.

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