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文体”的审美意义
——读钟海林的博士论文有感

美国|陈瑞琳

去国多年，烟雨学坛，终于初心不改，再回到当代文学的故园。

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近年来回国讲学的主题也是由此展开。有一次在陕西师范大学演讲结束，送我的是一位腼腆的女博士生，她来自陕北，名字叫钟海林。我们在车上讨论她的博士论文选题，她告诉我要写严歌苓，语气很坚定。我心里有些心疼她，因为深知这个选题难度比较大，但海林说她并不怕苦，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海林的导师是程国君教授，是国内投身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位开拓者。这些年国君教授一直在这个崭新的领域呕心沥血，著书立说，发表了大量具有深度的学术论文，海林受其影响熏染，深得导师的治学理念，也因此有了钻研严歌苓的底气和底蕴。

2019年，我得到好消息，钟海林的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很快，她传来了这部将近20万字的书稿——《严歌苓小说的文体研究》。我几乎是迫不及待，也是一口气读完，心里既是感动，也是欣慰，她真的是啃下了这块又大又硬的骨头。

在当代汉语作家中，严歌苓的确是一个独异的存在，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华语文坛上，她也是一个携风带雨的独行侠。在国内学界，以严歌苓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有《女作家严歌苓研究》《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严歌苓小说叙事三元素研究》《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以严歌苓的创作为例》《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及《严歌苓论》等，博士论文有《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研究》《严歌苓小说研究》《严歌苓：文学的舞者》、《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跨域书写》《严歌苓小说论》等，以严歌苓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及期刊报纸发表的论文则多到无法统计。从宏观来看，其中关于严歌苓小说的主题、人物、语言及传播、接受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却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的成果，这一点正是严歌苓小说创作所取得的一个突出艺术成就，不容忽视。

关于严歌苓的创作研究，很容易陷入斑驳复杂的迷宫，研究者需要找到一个高屋建瓴的支点，才能纲举目张。钟海林的《严歌苓小说的文体研究》，正是找到了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支点，既能展现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也能在文体学的意义上突出严歌苓小说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异域文化的参照下，来分析严歌苓小说的文体演变，无论对当代中国文学还是对海外华文文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开拓意义。

早年曾经读过郭宝亮的《王蒙小说文体研究》，钟海林认为：“他的研究重点是从王蒙小说的语言形式切入，从小说的外在形式进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而再到文化语境中文化精神的探讨。”《严歌苓小说的文体研究》一书则别具一格，作者是从严歌苓小说的宏观表现方式入手，进而找到了严歌苓小说的史诗品格和女性意识，可谓独辟蹊径。

钟海林在她的研究中这样概括严歌苓的小说：“她的小说因内涵丰富深邃、类型丰富多样、创作手法灵活多元、语言细腻清新而大受读者欢迎。和同时代作家相较，严歌苓小说的风格独具特色。她从女性立场出发对人性善恶所进行的揭示是十分犀利、深刻的。她的作品也彰显了女性、母性意识，语言常可触及人的心灵隐秘和柔弱之处，因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最难得的是，严歌苓以求变求新的精神进行着小说文体的创新。她的每一部小说作品都带有文体实验与探索的印迹。她多样化的文体展示着小说的无限可能。” 在这里，钟海林提出了“严歌苓文体”这个崭新的概念，可谓是一个创举。

关于“严歌苓文体”，钟海林先以小说内容分类，分为史诗体和女性文体两大类。她归纳的“史诗品格”小说具有反映生活内容宽广、历史跨度长、人物众多和故事曲折的文体特征；“女性文体”则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女性体验、女性的精神世界等。史诗品格和女性意识，再加上多种叙事手法的运用、丰富意象的营造、灵动的语言等，一起构成了“严歌苓文体”。她的这个概括既有高度，也有深度，确实达到了“纲举目张”的效果。

在钟海林的研究中，她认为严歌苓一直在寻求小说文体的创新。纵观严歌苓的小说，有的是多线复合结构为主，小说中套小说或者是多个故事并进；有的是将顺序与倒序交错进行；有的是叙述人称和视角灵活使用，常常采用多重人称或视角并用或自然切换；还有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动态感，有大量透析人物灵魂的大段心理描写；此外，还有的作品是吸纳多种小说文体形式于同一文本之中，成为混合性文体。这些创新的手段都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效果。

难能可贵的是，钟海林不仅揭示了严歌苓小说的文体观念和创新，还特别运用了文本细读、文化批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来分析严歌苓小说的文体特点。从体式、结构、叙事、语言等文体因素着手，以多个单篇文本案例的分析为基点，系统地勾勒出严歌苓小说文体的多样化展示及动态变化规律，从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结论。

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是，钟海林把严歌苓的小说文体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大陆作家以及海外作家的小说文体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严歌苓单篇小说文体与其他优秀作家单篇小说文体的高下优劣，以及他们各自对小说文体的独特贡献。与此同时，她也注意到了影视剧本的写作及小说改编对严歌苓小说文体的流变所起到的作用。

通读全部书稿，作者一方面全面阐述了严歌苓小说文体的脉络和意义，包括现当代小说的主题演变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努力探讨了 “严歌苓小说文体” 之所以形成的各种因素。清晰地指出了时代变迁是其外部原因，作家的创作心理以及小说文体自身的变化和发展是其演化的内部原因。有些可惜的是，在这个“作家创作心理”颇有新意的部分，作者未能继续深入探讨，从而导致了某种遗憾和不足。

在我看来，深入讨论“严歌苓小说文体”的内部因素，需要看到严歌苓创作的一个核心宗旨，那就是“直面边缘人的人生”。当年她奔走异国他乡，有新世界的惊喜，更有边缘人的失落，有挣扎，有委屈，有收获，也有痛楚。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移民作家都将面临作为“边缘人”所遭遇的尴尬境遇。严歌苓的贡献正是在于她能够穿透“边缘人”表层的喜怒哀乐，从而进入人物心理痛苦的深层，在“人性”的普遍意义上表达出更加辽远的“苦难意识”。

说到“边缘人”的“人的故事”，就接近了严歌苓在世界观、价值观的成长转变以及由此对严歌苓文体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正是因为严歌苓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不断探索，才导致她在小说中所呈现的一个个重大突破，最终抵达了“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回看轰动文坛的《第九个寡妇》以及《小姨多鹤》等作品，里面所讲的故事已不仅仅是跨“历史”，而是跨“国籍”。人们惊奇地发现，严歌苓的创作，已经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即所谓的“是非观”的判断，无论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还是《小姨多鹤》里的竹内多鹤，严歌苓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她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是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再说“文学对历史的胜利”，这个重要的命题是来自严歌苓移民之后的审美哲学。1990年，严歌苓在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学位。在那里，与其说她是在接受严谨的英文写作训练，不如说她是在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的价值判断精华，同时她也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看待“东方人类”的历史文化视点。正是这些精神源流的滋养，主导了严歌苓此后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对“人性”本色的深层关怀，挖掘着人性在各种时空磨砺下的扭曲和转换。由此，严歌苓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钟海林博士已经看到了严歌苓的人性探索与她的小说文体之间的关系，也触摸到了作家的心理世界与文体之间的隐秘纽带，例如小说家的成长个性、文学气质、哲学观念等，只是未能就此充分展开，殊为可惜。

作为最早在海外成名的中国大陆当代新移民作家，严歌苓血液里的敏感纤细，早早就积蕴了少年老成的人生感悟。海外生命的“移植”，又让她那热爱文学的深根忽然嫁接在饱满新奇的土壤之上，异域生活的切换和重塑，全面地激发了她潜在的创作才情。因为摆脱了早期创作的许多心灵羁绊，她的笔才游刃有余地步入了一个信马由缰的新天地，闪烁着一种“自由作家”所独有的精神特质。究其根本原因，是她的生命洗礼带来了心灵上的脱胎换骨。在西方，她看到了知识分子注重的是个人，他们在乎的是对个人的关怀。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严歌苓，遂使她后来的创作不仅浸染了西方小说的细腻和流动，而且在审美判断上走向了一个新境界。

一个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必然来自她独有的人格建构。人格建构中有她所经历的时代的熏染，更重要的是来自作家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严歌苓的人格建构中，鲜明地刻着两个烙印，一个是生命的苦难意识，另一个是她对情爱世界的悲观体验。在我看来，前者来自于她所经历的时代，后者则来自于她个人苦涩迷离的情感经历。

回头看严歌苓的小说，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客观、冷漠，暧昧而充满歧义，她很少表现人生的“柳暗花明”，她的笔下虽然也是“风情万种”，但终极的归宿依然是忧伤深重，只是这“忧伤”如此冷静、如此博大、如此凄艳美丽。她笔下的人物，无论身份如何，却都是“清醒逃离的出走者”，他们满怀希望，他们顽强生存，他们梦醒破碎，他们无助哀叹，甚至绝望失忆。

此外，人生之苦莫过于“情”苦。在严歌苓看来，红尘碧海，无非男女，“爱既是快乐也是痛苦”，所以严歌苓笔下的爱情大多都是“痛苦”的产物，例如她的短篇精品《无非男女》和《女房东》。她笔下的爱情，总是在表达一种两性相隔的绝望，在一种“不可能”中展示人性所具有的强烈张力。《非常男女》表现的是现实中人与人无可逾越的障碍，《女房东》所表现的则是两性之间的遥不可及，其中的“冷静”和“忧伤”可谓深入骨髓。严歌苓赞美“爱情”，但她认为女人对“爱”的体验与男人并不相同，她笔下的“女人只有通过自我牺牲后才能得到爱情”，所以，在“情”与“欲”的挣扎中，女人更多具有悲剧的色彩，如《人寰》中的“我”、《扶桑》中的扶桑等。她在小说中对“情感悲苦”的种种探讨，归根到底还是对人性内涵的终极关怀。

当然，关于严歌苓的研究，目前还在开拓期，也可说方兴未艾。在此特别祝贺钟海林博士在严歌苓小说文体创新领域取得了如此不凡的好成绩。她的这个研究不仅对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而且对汉语新文学如何走向世界，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陕西师大李继凯教授在他的《近代文体嬗变》一文中曾指出：“文学文体也是有其‘生命’的，需要不断吐故纳新、磨合再造。”此话真是切中要害，一个好的作家，首先就应该是一个“文体”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严歌苓的“文体”实践，最突出的就是一个“变”字。她是如此渴望与众不同，在汉字组成的方阵里，她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