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境遇

摘要： 基于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视角，探讨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境遇，对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是一个深受内外部环境影响的组织，时代变革、国家盛衰、市场兴替与社会稳定无不强烈地影响着大学的办学行为，也在形塑大学的发展理念。大学作为一个复杂性组织，在实现一流的过程中需兼顾教育本质与社会需求，在自觉与他律中协同并进，实现多元、有特色而又不失灵魂的卓越。作为后发外生型组织，我国大学在成为世界一流的过程中面临单向度发展、自主权受限、片面模仿追赶、盲目崇拜量化的现实境遇，出现了浅层技术优先达成、深层制度文化滞后的“脱序”现象。

关键词：一流大学;“双一流”建设;复杂组织;内在逻辑;现实困境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2-0033-06

过去二十年，各界对建设一流大学的呼声愈加强烈。虽然，关于什么是一流大学可谓见仁见智，难以达成普遍共识，也缺乏公认、客观的评价标准，但这并不影响国家和民众对一流大学的神往。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重高教，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转型发展期。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效显著：全国普通高校2 663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 831.03万人，当年招生790.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毫不讳言，一流大学建设已然成为国家意志。

一、一流大学建设的复杂性

作为组织的大学最早起源于中世纪行会，而最初的大学就是模仿中世纪的其他机构建成，甚至包括大学概念本身也是从其他法人组织的称谓中得来。在此之前，不同国家（地区）也存在着各种类似的高等教育形式，如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或中国，但都难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组织，因为它们尚不拥有特许状这一构成法人组织的关键要素。“大学是12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产物，这不仅仅体现在大学的组织方面，而且表现在大学从教皇和国王那里获得的特权和保护方面。”[2]（P9）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西方中世纪大学就是现代大学的起源。

作为组织的大学，其形成过程无疑是复杂多变的。我们很难判断大学具体诞生于何时，也不清楚大学最初成立的标准是什么，更遑论大学的初始性质与使命。大学在变与不变之间挣扎，也在冲突与紧张中成长，我们很难为大学绘制一幅清晰的发展图像，大学的历史过于悠久，这份厚重的历史积淀为大学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使之有了超凡脱俗的“象牙塔”的隐喻。在克拉克·科尔看来，传统的大学不过是“一个僧侣居住的村庄”，现代大学是“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当代大学则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3]（P26）。科尔的这番描述对我们把握大学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很難说足够准确。

大学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组织。首先，大学秉持的理念时移世易。大学理念作为大学的基因码，往往决定了大学未来的发展趋向。但大学理念的演进并非总是遵循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反，作为理念的大学可以永恒，而作为大学的理念却总是变动不居。不同的大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其实质反映了不同的大学在不同时代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与超越。故而，当我们讨论大学是什么、可能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给出的答案大多是相对的。其次，大学的内外部关系纷繁复杂。一部大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抗争史，“高等教育的历史，大多是由内部逻辑和外部压力的对抗谱写的”[4]。从外部环境来看，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实体，已难以致力于单纯的教学活动，它需要对周遭的社会问题予以回应。显然，今天的大学已难以规避世俗社会带来的影响。就内部环境而言，大学最大的挑战源于权力的分配。但无论是大学的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其存在方式始终是不对等的。作为组织的大学，其内部多数时候并非均质、整合，多样性是大学发展的真实内在诉求。大学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并不具有一个清晰而统一的愿景，其内部成员之间分歧多于共识，无序胜于有序，松散而非密切。这些决定了一流大学建设的复杂性。

二、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逻辑

任何大学都并非创校之初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总是要历经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因循一定的内在发展逻辑，才能逐步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

（一）一流大学建设需立足教育本质与社会需求

从大学的职能来看，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基本职能决定了教学在高校工作中居于中心地位，“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就在于其培养各种类型、层次的专门人才，否则就不称之为大学而应称为科研机构或其他文化机构”[5]。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大学重科研、轻教学，出现了基本职能倒置现象。也有的大学受市场因素影响，热衷于满足消费者需求和维系公共关系。大学无论是基本职能倒置，还是过度市场化，究其实质都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2015年，《什么是美好生活——哈佛75年研究报告》发布。该报告调查发现，在构成美好生活的所有因素中，最关键在于健康的身心和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而非财富与成功。这一研究结论不禁让我们感慨今日大学教育与“促进个体不断成长”的初衷已然渐行渐远。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发布《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对高等教育的使命与责任作了明确界定：“培养高度合格的毕业生及有责任的公民以满足人类各方面活动的需要。”[6]一流大学的教育本质并非抽象、空洞的，它往往内化于具体的培养目标。这些目标能够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科学的指引，帮助他们形成在未来发展中所必备的关键品质。德里克·博克认为，这些“关键的能力”至少包括懂得表达、善于思考、品德健全、具备公民素养、能够生活于多元化校园中、可以适应全球化社会、兴趣广泛以及具有明确的自我职业生涯规划[7]。

一流大学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机构，需要主动回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需要。从大学起源看，我们很难说是大学塑造了社会，还是社会孕育了大学[2]（P10）。但大学的诞生、发展无法与社会需要相割裂。无论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教师与城市之间的激烈斗争，还是洪堡将大学宗旨界定为服务国家发展需求;无论是《莫雷尔法案》所倡导的赠地学院致力于服务当地的农业、机械工业，还是范·海斯在执掌威斯康星大学时倡导的社会服务理念，无不彰显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联愈加紧密。无疑，一流大学的建设需依托并主动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探索、传授与应用知识的过程中寻求有机结合。

（二）一流大学需注重质量提升与多元发展

文化与价值观的多样性既是社会多样性的重要表征，又为个体创造力的发挥培育了社会土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和评估生活的基本层面。[8]”大学职能的演化是对社会文化变迁的积极反应。作为一个特殊性组织，大学的变迁轨迹与知识的创造、流动休戚相关。无论是多元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是多元的知识形态，都需多元的大学予以支撑。正是因为世界多样性的客观存在，我们难以凭借单一的标准与固定的概念来描述或概括世界的真实样态。今天的大学形态已远非中世纪纯粹的“学者行会”，也不尽是纽曼神往的“作为理念的大学”，甚至很难说是弗莱克斯纳笔下的“现代大学”。它的类型更加多元，功能更加分化，俨然成为一个“知性复合体”。我们难以断定这种复合体的特质究竟是天性使然，还是后天生成，但不断发展的事实无不在或隐或显地诉说着大学从单一向多元的形态变迁。

一流大学必然是多元的一流。多元不仅是一流大学的应有形态，也是一流大学必备的土壤与气候。就外部而言，一流大学需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一流大学必须辅之以多元的标准为指引，因为多元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保障。“一个合理的高等教育系统犹如一支乐队，既要有钢琴的演奏，也需要大、小提琴等的参与，如此才能奏出完美的乐章。每一种类型的院校都各有所长，都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只是‘一流的标准不同。”[9]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与性格特质，因此任何单一的标准都难以全面反映大学的真实样态。就内部而言，大学作为一个探究的场域，应为多元价值的形成与发展涵育宽松的文化生态，大学“既是参与性的，也是远离性的;既是服务性的，也是批判性的;既需要社会支持，也为社会所需要”[10]。多元的一流大学意味着大学需秉持开放的态度，公正地对待并接纳不同的观点。

一流大学应致力于实现有灵魂的卓越。中世纪大学能够得以存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自身的稳定性。激进的大学常有，而稳健的大学长存，卓越而有灵魂的一流大学必然是在稳健基础上的永续发展。诚然，卓越并非一种客观的“评判尺度”，因为“卓越不是一个固定的判断标准，而是一个在与其他事物相比较时含义固定的限定词”[11]。我们不妨把卓越视为一种自我激励的梦想，有灵魂则是一种矢志不渝的追求。毋庸置疑，实现卓越需要大学具备超凡的能力，并采取积极的行动;守卫灵魂要求大学在面臨多重价值时作出理性抉择。概而言之，一所有灵魂的一流大学当以“尊严和尊重人性”为价值指导，以普遍主义等为行动原则，鼓励创新与发现，重视培养学生的生活哲学观，倡导学术自由，并为实现卓越而不断探索。

（三）一流大学建设需兼顾自主发展与外部监督

世界上最早的大学诞生于欧洲，也昭示着大学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为其他机构所难以比肩。欧洲学者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知识传统孕育了大学及其所需的知识与方法，这有力地揭示了为何世界上最早的大学诞生于欧洲。可以说，大学是欧洲学者自由探寻知识的产物，这些大学几乎都是自然生长而成，并在此后自行运转。

长期以来，大学凭借“闲逸的好奇”，自觉探究高深学问。一流大学无一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诉求自主探索的结果。无论是纽曼眼中的“知识本身即为目的”[12]，还是洪堡倡导的“由科学而达至修养”[13];无论是弗莱克斯纳提出的“伟大的大学”[14]（P7），还是克拉克·科尔首创的“多元巨型大学”[3]（p1），这些都反映不同时期的大学大多历经较长的累积发展过程。价值的选择、时间的分配以及发展重心的偏好，往往反映了一所大学的个性特征。在面对复杂的环境、多重的任务和无尽的诱惑时，大学难免会同自身及其内部产生冲突，乃至斗争，但无一不是基于自身的使命与价值追求做出的主动抉择。不断演变的大学理念，反映不同时代大学所秉持的价值追求与趋向，但对于任何个体而言，所做出的抉择都是自发的行为。大学的自觉意味着主动探寻基于自身传统且符合发展愿景的治理机制，为未来发展排除制度性障碍。

任何组织都存在惰性，因而需要借助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外部力量予以监督与规范。一方面，大学若未能秉持自身独特的价值理念，就容易变成另一种机构;另一方面，大学过于沉溺于理想的“象牙塔”，难免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单纯由理想提供的“疫苗”难以提供充分的“免疫”功能。纵观大学发展史，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如果没有德国政府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和组织支持，以“修养”“科学”“自由”等为精髓的古典大学观恐难以为继;20世纪初的牛津、剑桥，如果不是来自英国上议院的那场大辩论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无法适应新时代的社会需求;二战后的美国大学，如果不是源于“二战”期间德国反犹主义的猖獗，就不可能出现短期内数以百计的杰出科学家移居美国，而这对于美国科学界，尤其是对于发展中的美国研究型大学而言无疑大有裨益。

大学作为一个组织难免存在发展惰性。大学自身的惰性要求大学需主动借力政府、社会及市场的评估与监督。政府需在保障资源供给和政策规范的同时，对大学进行合理、有效、科学的监督与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就政府而言，在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应扮演“监督”的角色，而非控制甚至包办;就社会而言，大学应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建立健全高校理事会制度;就市场而言，大学要审慎地借鉴竞争与高效的优势，使之更好地为一流大学建设服务。

（四）一流大学建设需平衡全球标准与特色发展

各国推动一流大学建设的动机是多元而复杂的。“每个国家都希望拥有，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15]无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遵循全球共同的标准，但究竟什么是一流大学却莫衷一是。阿特巴赫和萨尔米认为，一流大学应“能够持续有效地扎根于当地和国家环境，并拥有全球形象和知名度”[16]。潘懋元总结了一流大学的三个基本标准：具备独特、卓越并能一以贯之的办学理念与实践，拥有一批大师级的教师，培养了一批具有突出贡献的著名校友[9]。本研究认为，一流大学需在如下多个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成就与声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办学经费，开放、自由而又不乏创新的治理机制，国际化的视野与水平，以及师生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流动。一流大学建设需要参照标准，以便为观测和评价大学的发展成效提供适切的依据，但这种标准应具有相对的弹性，能为不同的大学实现自主与特色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

不可讳言，当前评价一流大学的主流标准由发达国家制定。然而，世界本是多元的，它由一个个具体的、独立的主体构成。这意味着，如果不对作为具体的、独特的且不断变化的主体予以足够关照，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标准就容易抽象化、程序化，就会被动地把个体国家纳入全球标准，从而丧失独立意识。如果所有的大学都盯着数量有限的大学排行榜，都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无疑是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一流大学的建设固然需因循一定的全球标准，但更要对本国的历史、文化予以充分关照。中国教育传统中的许多特色，如传统儒学倡导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各家学派在不断争鸣中共同进步的学术传统，以及传统书院的相对自治等等，都可能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所裨益。一流大学建设的精髓在于构筑一流的办学理念，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往往是大学在国际标准、国家需求与区域特色的持续互动中生成。

三、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面临的现实境遇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大学努力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不断进行新的高等教育改革。但由于中国大学缺少制度累积，现代大学制度尚未成型，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一）单向度的路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一流大学建设涉及技术、制度和理念三个维度，且三者呈现交互式螺旋发展形态。换言之，一流大学建设需以一流的设施和技术为前提，并对一流大学的制度与理念展开同步探索。当前，中国大学在创建一流的过程中普遍陷入“单向度发展”的泥淖：单纯追求充裕的办学经费与一流的技术设备，盲目以学术论文、科研经费和课题作为学术研究的量化指标，片面以“项目制”方式选择性资助若干所大学创建一流。我们需要的不是固化的发展指标，而是科学而灵活的评价制度。乔纳森·科尔认为，大学要建设成为“卓越之塔”取决于十三种要素的组合状态——科研产出、研究质量、基金项目、荣誉与奖励、高质量的毕业生、卓越教学、先进设备、捐赠基金、学术系统、学术自由、地缘优势、公共服务和卓越领导[17]。

（二）模仿追赶型思维容易导致发展“脱序”

大学通常需历经漫长的演化过程。“历史的积淀赋予大学制度以独特的内涵，需要长时间涵养才能获得，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18]。一流大学建设不能简单地模仿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尤其当我们片面地关注经费和技术的一流，而疏于对制度与理念的关照时，往往容易引发“脱序”[19]现象。作为后发外生型模式，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长期处于模仿追赶状态，学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现象，并由此诱发“主体性迷失”。当前，国际学术话语权仍为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控制，国际学术文化基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以此形成极不对等的发展格局。对此，有学者认为，“亦步亦趋，终为‘奴仆;借鉴超越，方成‘主家”[20]。我们需要超越单纯的模仿路径，“舍本逐末地简化标准及不自量力的模仿竞争，不但不能达到国际一流的学术地位，反而会将本身的学术发展引入歧路，把原本要追求真正的国际学术水平的原意也彻底破坏掉”[21]。我们需要反思中國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总结既有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审视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格局，分析现存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再认识与重构大学的使命，反思自身存在的短板与不足。

（三）自主发展权受限有碍一流大学建设

作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精神圭臬的自治与学术自由，因受特许状保护得以存续。但这种发展模式由于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导致大学在发展中颇受掣肘，尤其是在办学经费方面影响甚深。这可以从近年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国多数高校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发展日趋式微中窥见一斑。中国高等教育同属自上而下的办学体制，高校享有一定的办学自治权，但这种自治大多限于大学内部。相反，美国在建国初期，虽然前六任总统都曾支持建立国立大学，但至今仍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这一“历史遗憾”却因美国联邦教育机构无权干预大学内部事务，为保障大学高度自治夯实了基础，更为美国孕育多元、灵活而又不乏竞争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提供了法理根基。据此不难发现，高校办学自主权受限难免会对一流大学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四）绩效评价盛行与一流学术背道而驰

各国一流大学建设催生了全球科研评估运动，世界高等教育正深陷史无前例的科研“军备竞赛”之中。这种全球性的大学排名对学者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显著负效应，乃至无人能逃脱这种“标准化”“同质化”乃至“商品化”的指标控制。大学作为自治性组织，应基于自身的理念、需求和目标作出变化，“大学应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4]（P3）。受管理主义影响，当前大学普遍盛行基于表现的绩效评价体系，陷入“追逐排名”[22]的迷思，其本质是学术资本主义逻辑在大学大行其道，即实行基于外部物质主义激励的量化评价体系，“政府问责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控制，存在灵活性、实效性、针对性不够的问题”[23]。当前，各种基于“量化指标”形成的大学与学科排行榜固然可提供一定的参照，却难说全面、客观，因为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可以量化，也不是所有可以量化的都有价值。

四、结束语

一流大学不仅代表国家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而且象征着国家科学与文化软实力。一流大学建设的愿景不应仅限于建成几所位居世界排行榜前列的大学，更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富有强大生命力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声誉卓著的研究型大学，也有特色鲜明的行业型院校;既有深厚底蕴的古典大学，也有锐意改革的创业型大学;既有致力于引领世界发展的常春藤盟校，也有聚焦地方发展的应用型院校。一流大学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在相互竞争与合作中实现联动发展;一流大学不是在世界排行中竞夺霸主，而是为培养卓越人才共同创建平台与营造氛围。建成一流大学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更取决于良性的学术环境与条件，以及对卓越理念矢志不渝的坚守与践行。同时，一流大学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身份固化，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建设中的发展平台，可进可退，灵活调整。

一流大学的根本在人。大凡声誉卓著的一流大学，无不拥有一批基于内在动力与精神追求，富有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学者、科学家，他们是一流大学建设的中流砥柱。历经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力资源环境得以有效改善，但如果高校的人才选聘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发展服务环境未能充分契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不能让高校学人在自主的学术环境中自由探索，充分发挥其想象力与创造力，人力资源大国就难以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因此，如何激发高校学人的学术潜质与探索激情，让他们在扎根中国、服务中国的过程中有获得感、归属感、成就感，从而让一流大学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这是值得国家、政府与高校共同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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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and Realistic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CHEN B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realistic circumsta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build a strong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is an organizatio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un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rket，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all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the running behavior of universities， and also shape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s a complex organization， and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needs， cooperate with others consciously， and achieve the excellence of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oul. Since late-developing exogenous organizations，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facing the reality of unilateral development， limited autonomy， one-sided imitation and pursuit， and blind worship of quantitative re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Besides， the phenomenon of "out-of-order" in which shallow technologies are prioritized and deep institutional culture lags behind.

Key words： world-class university;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complex organization; internal logic; realistic situation

（責任编辑  黄建新）

收稿日期：2019-11-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一流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及其促进机制研究”（19YJC880005）。

作者简介：陈斌（1988- ），男，江西南昌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学术职业政策研究;厦门，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