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馆

高勤

老物件的老，不在岁月的包浆有多厚重，是它曾经与人们有过的耳鬓厮磨，积淀下一种叫情感的东西，挥之不去。

老理发馆是在一九九几年时拆掉的。改革开放伊始，人们逐渐冷淡了剃头、刮脸、剪短之类的“顶上功夫”，代之以烫、染、美的“毛发生意”日渐兴隆。当大大小小的“美发店”“千丝屋”像雨后蘑菇般钻出地面，占据县城制高点的理发馆只好黯然退场。等到深街浅巷里不断涌现的“发廊”遍地开花时，估计老祖宗就是把眼睛瞪圆也搞不懂那究竟算是啥东西了。

在早，叫“理发馆”的，全县就那么一个。没有莺歌燕舞的名字，简单个“理发馆”——直白却又端庄，性质属国营单位，服务公司管辖，坐落在縣城中心。当时若能在理发馆谋得一份差事，也是件很牛气的事。

所谓县城，不过弹丸之地，四条马路从东西南北推上来，便有了最高处的“阁底下”。站立于此，大概没有“一览众山小”那样的壮怀激烈，爬坡的过程每每都像是在替生活向人们索要谦卑。可当你从坡顶飞驰而下时，所带来的那份愉悦又昭示着高处的诸多美好。诱惑总是带着它特有的香甜味儿，在空气中游走。

理发馆几乎就在坡顶上，坐北朝南。在我的印象里，它就像一座旧教堂，自带威仪。牙白色木门，漆皮已然暗淡，门脊上粗大的黑色弹簧牢牢把持着开合，看力道，还是一副正当年的样子。推门进来，豁然开朗，屋虽不是很大，但是很高，上下两层窗户，矮处可以望见街景，高处有阳光打进来，既温暖又多了几分神性。靠南墙有两张木条椅，坐上去“吱扭扭”响，上边常坐满等候理发的男女老少，每张脸都是街头上熟的或半熟的，拉呱起来也许海阔天空，也许家长里短，是个纯粹的“百家讲坛”。沿西墙到北墙再到东墙分列十几把太师椅，一样的牙白色。负责升降的摇柄从椅子下边探出头，理发师傅一只脚掌踩上去，“咕哧”“咕哧”两下就找到了可意的操作位置。每把椅子对面的墙上都挂着面大镜子，镜框也是牙白色。加上每位师傅的白大褂、白帽子，白色成为理发馆里绝对的主色调，除了飘落的黑发分外抢眼，其它一切颜色似乎都淹没在白色的汪洋里。这铺天盖地的白，到底区别于医院里的肃穆和阴郁，它像是深井里的水，在我们的生命里流淌，又将生活加给我们的污秽和累赘带走，还你一个新生般的轻盈。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时，人的毛发是不可以随便剃除的，男女及至成年，行过“加冠及笄”礼之后，便将长发束起，不同性别有不同的束法，而理发这个行当所做的是为人“沐发”与“梳栉”。满清入关后，为达到长期而有效的统治，清政府曾颁布“剃发令”，将汉民族的束发为髻改成金钱鼠尾，有过“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朝廷派出若干工匠，挑着剃头担子，随走随停，强行剃去男子额头与顶上头发，只蓄脑后一根独辫。沿袭下来，那个一头挑着小火炉一头挑着板凳和工具褡裢走街串巷的人便是剃头匠，也是俗语“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出处。边走边敲的铁音板名叫“唤头”，悠悠地响在岁月深处，而放褡裢的地方最初挂的是一柄明晃晃的砍刀……简单一捧头发，今天去留随意，可在封建时代的道德框架内却有着不简单的纲常、伦理、朝政等等多种属性，甚至时有性命之忧。

理发馆里的场景要温情得多。一架大铁炉子雄踞屋子中间，被那些宽大稳重的椅子围绕，炉火上坐着铁壶，氤氲的水汽，壶盖轻磕，光看这局部，犹如一座深山古刹的清晨。炉子旁边的条凳上摆有三四只白瓷盆，热水浸着白毛巾。理发不只是剃头或修剪头发，还包括洗头、修面和挖耳。修面俗称刮脸，之前，一碗事先调好的肥皂水必不可少，给客人涂抹擦净后再用白毛巾热敷，等毛孔完全打开，修面的过程才能细致流畅。据说，早年间的理发学徒，拿新摘的冬瓜练手，用一根小拇指做支点，捏刀悬腕，刀过如春风扑面，既不能伤到瓜皮，又要把白霜剃净，那份敬业的基本功如今已难觅踪影。

辛亥革命爆发，宣告清王朝灭亡，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随着临时政府《剪辫令》的颁布，那条作为异族统治标志的辫子也到了革除之时。然而，这个“以二十天为期限，务必剪除干净”的法令下达后，直到一九五○年——新中国到来后才算真正剪除干净。汉族人的头发与发式，可以说是从血雨腥风中冲杀过来的，是从历史的车轮下挣扎出来的，而理发这门行当作为亲历者，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跌宕起伏。

剃须、刮脸，连眉毛和鼻孔都要修整一番。最后师傅拿过一面圆镜，在客人身后，跟对面的大镜子一对脸儿，左照照右照照，你不露出笑脸都不必给钱。时至今日，偶尔迎面碰到位鼻孔里杂草丛生的男士，眼前不禁浮现出流年里的岁月……不能说如此就有碍了观瞻，可粗鲁了的不仅是一副面相，也粗糙了我们对生活的感觉。

老理发馆的颓势，看上去缘起那间简易理发室的开张。它没有名字，就在理发馆旁边，里面的杨师傅原本也是馆里人，说老不老，说小也不算小了，从业有十五六年的光景，长得人高马大，却斯文儒雅。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松动，街头巷尾个体经营的小小理发店逐渐多起来，这些小店熬的是时候，挣的是辛苦钱，不像理发馆那么“大牌”，到点儿上班，到点儿下班，该休息休息，铁板一块。服务公司领导洞察到这一新情况，经研究后决定就在理发馆的东侧另辟一间，时间上灵活一点，以留住老顾客，工资上也灵活一点，以鼓动从业人的积极性。当这一决定在员工大会上宣布时，遗憾的是并没有一个人响应。

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后拨过去了老实厚道的杨师傅。刚开始，杨师傅的小屋里人并不多，尽管一早一晚他都在，比这边理发馆的营业时间要长。好在一应活计都是他一个人，有的干就干，没的干就闲待着，不用着急忙慌，也没多大压力，放低的这个身段是整个理发馆的，于他似乎并非你情我愿。

我带孩子走进杨师傅的小屋，有点迫不得已的味道。儿子那时两岁，给小孩子理发是件挺麻烦的事，搞不好要哭闹，鸡飞狗跳的，所以常常会遭到理发馆的拒绝。想不到杨师傅的小屋里备有幼儿玩具，耍耍这个摇摇那个，孩子很快安静下来，玩具还没玩够，头发就理完了。

到后来，杨师傅这边越来越忙陆续增人时，他旁边的理发馆已是一副岌岌可危、似乎一碰就要倒下去的样子了。又支撑几载，终于被一家银行的营业厅挤出了局，理发馆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街心向东一扩再扩，大街小巷各式各样的美发店越开越多，个儿比个儿的富丽堂皇。理发师傅大多是些青葱样的小伙儿，白皙的手臂上纹着一枝黑玫瑰，后脑勺上扎着个小揪揪，挑染成黄的、红的、灰的甚至是白的颜色，就像一只只短尾巴兔子，引领着时尚。

我在小区附近一家额外搭出的棚子里看到过杨师傅，门口的砖墙上用毛刷写着“理发”两个红字，简单、随意，又古风尚余。说不上门庭若市，但老主顾常有，他这一干又是好几年。后来街道规整，简易棚拆除，不知道杨师傅又搬去了哪里。

这两年，小公园门口出现了支摊儿理发的流动三轮车，简便易行。从最初试探性的一位到两位、三位，到不同地方的不同面孔。简陋的折叠椅、白大褂、白帽子，一面老式镜子挂在栏杆上……旧情旧景扑面而来，拂去人们记忆上的灰尘，露出旧时光的边角。人是有记忆的动物，老景致、老物件是人生四季里一帧温暖的图画，陪伴着我们，在流年里暗香浮动。

那天，上班路过小公园，老远望见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在三轮车旁等着理发，我的心里顿觉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