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想象世界编织下的现实空间

摘要：《房间》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为创作导向，把电影探讨的主题对准边缘女性的生活状态。但《房间》在叙事形式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想象”与“童话”的视角与结构，以此完成对现实的指涉与控诉。本论文试从“房间”与“世界”的叙事情境、“童话”与“苦难”的形式风格和“肉体”与“心灵”的题旨表达等角度，探讨影片在想象世界的外壳下对现实的观照与书写。

关键词：《房间》;情境;风格;题旨

这部由兰纳德·阿伯拉罕森导演的电影，改编自爱尔兰作家爱玛·多诺霍的同名长篇小说，导演对小说到电影的文本改编完成度很高，准确的表达了这对母子在艰难环境下的肉体自救与心灵解放的历程。电影中没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但对于人物内心的细腻展现却表达出了不同生命阶段的生存际遇与个体诉求，电影对于叙事情境的选择、对于影片风格的把握以及对于整部影片题旨的思考，共同造就了一部暗潮汹涌的现实佳作。

一、情境：房间与世界的多重所指

电影《房间》可分成两个段落，前一段落描写母子在房间——狭小与世隔绝——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房间内母子每天的生活都有着固定的安排，仿佛充实而又美好;后一段落是母子出逃后外部世界——冷漠生疏——的找寻与适应，想象中的多彩纷繁的世界并没有出现，等待他们的是现实中的猜疑与冷酷。“房间”与“世界”在不同的段落有着多重意味的内涵所指，也正是通过对这两个不同情境内涵的“编码”与“解码”的过程，让观众对母子“逃亡”的不同阶段内心的情感变化有了一种直观理性的认知。

“房间”作为故事发展的重要场所或叙事空间有其物理层面的意义，这里的房间只是一个棚户改造过的客观实体，是母子生存的狭小空间或是扭曲了的最终的“家”，几平米的空间见证了Jack的成长，也见证了Joy受到的欺凌与迫害。“房间”之于Jack是整个“世界”，五年与房间的朝夕相处形成的对于“房间”的认知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以至于在后面出逃时，母亲不得不一遍遍去说服甚至强迫Jack执行计划，房间的植物、电视、桌子……在Jack的眼里是朋友般的存在，“房间内每件东西都用不加定冠词The的命名法（房间就叫Room，衣橱就叫Wardrobe，毯子就叫Rug），这赋予它们生命和灵性，杰克有这么多朋友陪伴，一点也不觉得孤独。”[1]“房间”对于现阶段的Jack而言是一个安全的“温室”，是母亲子宫般的存在，在这个母亲精心营造的房间环境下，Jack享受着自由与童年。“房间”之于Joy则是囚禁与压迫，七年的密室囚禁的环境下Joy强硬地活着，Jack的新生与降临增加了母亲生活下去的动力，虽然期间的生活所需是靠着老尼克的救济与身体的“奴性”出卖而维持，在这种卑微的生存态度下，Joy的终极目标就指向了“出逃”。

“世界”可以放置在两个叙事场域进行理解，一是房间中母子相互营造的“想象世界”，一是出逃后的现实社会存在。“世界”“一如Joy为自己的儿子编织的梦幻‘世界，一如Joy想要儿子理解的外部‘世界，一如Joy17岁前记忆里的‘世界，一如Jack慢慢了解的外部‘世界，又如Joy重新回归的陌生‘世界。”[2]不论在哪个阶段，Jack和Joy作为两个相互成长又彼此独立的个体，在对于“世界”的内涵所指上有不同的定义。一方面，房间里的狭小空间作为母亲为Jack模拟构建的“想象世界”而言，恰如影片中《爱丽丝梦游仙境》故事的外延，如Jack所言“盆栽是真的，但树不是;蜘蛛是真的，但松鼠和狗只是电视里的;山太大了不可能是真的，海也不是……”Jack把房间里的世界用“真假”来定义，这看似粗暴的定义恰恰反映出Jack在房间生活的自洽与和谐，在这个“世界”里他无拘无束，房间就是他的世界。另一方面，母子出逃后的真实社会反而显得不那么友好，现实中的世界成了问题产生的“病原体”——Jack的畏缩与Joy的自杀。尤其对于母亲而言，这种出逃后对于社会的不适感与陌生感更加强烈，17岁前建立的社交网络与美满家庭都已经不复存在;媒体与社会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于Joy咄咄相逼的疯狂盘问，从出于对真相的渴望到对事件以及受害者的猎奇与言语暴力，媒体已不能站在受害者的一方为其辩护，反而加快了Joy对自我的否定与封闭，所有的打击与对自我的不认知导致了Joy的自杀。外面的世界仿佛给母子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原本向往的宽广“世界”还不如狭小“房间”，在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中，卑微边缘的个体竟无法找到自我生存的方式。

二、风格：童话与苦难的互融交织

“创作者的本意不在于讲述一个关于暴力监禁的犯罪故事，而是打造一个心灵世界的现实童话。”[3]导演没有对母子受压迫与暴力侵害进行影像的直面表达，而是从Jack的视角与口吻中去观察与探寻他们这段令人唏嘘的过往。

儿童视角的选用不仅没有削弱影片对现实苦难的描写，反而以充满童真、温暖的儿童视角与冷酷、陌生的客观现实之间的鲜明对比成就了更加直击人心的情感表达。影片开始时平静和谐的母子生活被第一次老尼克夜晚造访打破，老尼克对Jack而言更多的是一个“怪物符号”般的存在，所以躲在衣柜里的Jack竟能完成与老尼克的对话——说明自己5岁，从这里也可以读解出老尼克对母子的漠不关心，尼克对Joy的侵犯导演采用“音画对位”的造型手段进行侧面展现，此时儿童游戏般的数数动作与衣柜外老尼克对母亲的侵犯形成一种对比与隐喻——两个不同空间内“数数”等同Joy受侵犯，可在Jack看来（听觉）他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而之后Jack又在自己世界里继续遐想。游戏般的叙述口吻与非人性的暴力侵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老尼克对母亲的奴役通过Jack的天真“想象”完成了一种错位而准确的传达。其实，在小说中这样的类似场景还有很多，Jack每次数数都代表着母亲正在遭受非人的折磨，但是导演/作者并没有正面展现，而是从“反面”进行描绘，也增加了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与冲击力。

影片注重用电影思维的方式传达日常生活“物品”的造型价值，这一手段主要体现在“牙齿”与“长发”的抽象性解读，即赋予这两个物品童话般的功能来描写母子不同阶段的成长。脱落的“牙齿”是Joy生活的见证，与完整的身体而言是一个不和谐的异类存在，牙齿的脱落或许也正预示着Joy要对这囚禁的黑暗生活进行反抗与逃脱。但，从影片对“造型性”的营造来看，“牙齿”与Jack则像是“共同体”般的存在，他们同时作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在之后的情节中“牙齿”也一直陪伴在Jack左右，是其出逃和生活的力量源泉），“牙齿”的出现与其说是困苦生活所致不如说是导演营造童话空间的有力“在场”，或者说是这两方面的结合体，“牙齿”之于Jack是亲人更是力量，像童话故事里的魔法杖给予Jack无限能量。Jack的长发同样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当外婆第一次和他商量剪掉头发时，他些许畏惧地对母亲说“这是我力量所在”，这一头长发也见证了Jack成长的过程，长发对于Jack而言是生活的一种常态，这也从侧面说明囚禁生活——即便Jack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或多或少对他产生了一些不易发现的改变。导演加强了对“长发”这一造型的艺术渲染，这种“去性别化的方式仿佛在表達孩子成长环境的闭塞，又仿佛在交代母亲对孩子的保护意识，更甚至在试图极力讽刺道貌岸然的现实社会对人权的扼杀。”[4]联系电影的上下叙事文本与前后情境可知，“牙齿”与“长发”这一对客体恰恰是母子的力量象征与力量来源，“牙齿”的脱落为下一步的反抗做出了铺垫，剪下的长发是Jack适应新环境后的自我成长，更是为拯救母亲成长的良药。“牙齿”与“长发”的造型营造充满了童话色彩，但把其放置于电影叙事场域中则完成了童话到现实的力量转接。

三、题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救赎

影片以现实为壳，完成了对自由、救赎、爱等主题的探讨，但归根到底这一系列的主题延伸是通过母子两人的对外出逃与自我心灵救赎完成的。《房间》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描写了母子两人在“房间”内的生活状态以及自我的逃脱，后三分之二的篇幅则写出了母子出逃后如何适应社会以及找寻自我的过程。不难发现，导演把叙事重点放在了母子进入“新世界”后生存状态的刻画上，母子以被动的“外来者”身份试图对这个看似美好的世界进行沟通——Jack对于新生活空间的原始抵触，Joy对生活过的世界的回溯与被抛弃——母子并不能完成对新世界的双向沟通，这就把影片探讨的主题引申到对于弱势群体（女性、儿童）的关注上来，正因为“肉体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母子两人要完成自我心灵的解放与救赎。

母子从表层身体的自救到深層心灵的救赎的本源动力则是彼此的爱，同时相互救赎的过程也是双方成长之路。Joy的出逃计划让五岁的Jack接触到了新鲜的外部世界，也让Joy自己重新回到那个久违的世界，但是影片并没有在这里戛然而止，而是进一步探讨母子两人心灵的回归之路。对于Jack而言“有妈的地方就是世界”，他最大的愿景就是与母亲陪伴左右，但是进入新世界的Jack被母亲要求用与在“房间”内完全不一样的行为方式开始生活，这就让Jack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排斥与抵触，因此他总会问母亲“什么时候回房间”，新生活的陌生感与远离“朋友”的空虚感以及最后母亲住院时离开身边的被抛弃感……外界的压抑与自己的恐惧是Jack进入新世界的内心展现。

对于Joy来说曾经生活过的“世界”更加具有威慑力，十七岁之前构建好的世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朋友、家人等已经不复存在，“囚禁的生活使女主人公乔伊不仅仅身体上被监禁，而且被现实社会所‘抛弃。”[5]她抵抗这种“抛弃”的方法必须是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肉体的社会身份与心灵的自我认知。Joy社会身份的重构很大一方面是要重新回到家人身边，重组家庭的陌生感、亲生父亲无法对Jack进行血缘与情感的指认、对母亲价值观念的反叛等，这些共同促使了Joy对原有人生观的怀疑，进而最终结果导致家庭身份无从找寻;导演以媒体来隐喻社会，一次对Joy的专访无疑又把她推向深渊，“牺牲程度”的终极拷问让她怀疑自己对Jack的爱与付出，这种尖锐的追问导致了她自我心灵的封闭与囚禁，最终致使其服药自杀。

Joy的自杀作为影片的重要转折点，也为母子的成长带来了重要的契机，母亲的离开对于Jack而言是一次“断乳”，必将推向Jack下一阶段的成长，所以Jack在母亲离开后才会主动地融入外祖父母的生活，结交新的朋友，他从心里明白“成长”的紧迫性，因为成长的力量可以用爱传达给母亲，这种力量在影片中以剪掉的“长发”作为直观呈现，也昭示着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的话别;在Joy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导演并没有展现她的生活状态，而是从侧面展现Jack的转变，其实在这段母亲“缺席”的过程中Joy已经完成了对自我的省视与认知，“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是其对Jack的歉意，更是其对自己在出逃后的所有表现的内省;另外，对“房间”的告别段落可以看成是母子两人新生活的开始，这种充满仪式感的行为以及直视痛苦的强大内心恰恰是个人成长后的最佳变现。

母子两人之间的爱与表达、搀扶与救赎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指认，正像母子两人跨出“房间”后天空的飘雪，这场飘雪冰封了他们的过往也引领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

结语：

《房间》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充斥着细腻、温暖的童话视角与想象空间，但这些并没有消解故事之于现实的观照与追问，影片叙事情境以及对主题的多元思考营造了自己的影像空间，正像片中母子用自己的爱与行动重构对于世界、个人的认知一样，这种影片内外的双重建构在想象与现实之间转化、榫接，这也印证了影片之于爱、苦难、救赎、自由等方面的指涉与映照。

参考文献：

[1]王晓俊.艾玛·多诺霍及其新作《房间》[J].外国文学动态，2012 （01）：40-42

[2][4]全芳兵，刘成新.真实与虚无的双重凝眸——电影《房间》的现实场域解构[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6 （02）：68-72

[3]黄丹.视点、动机与风格取向——《房间》与《3096天》的叙事对比[J].当代电影，2017 （09）：147-149

[5]牟善峰，张薇.《房间》的边缘女性书写与创伤修复[J].电影文学，2016 （17）：140-142

作者简介：魏涛（1994-）男，汉族，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2017级研究生，艺术学学位，研究方向：影视创意创作与影视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