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之比较优势

摘要：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呼应，在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等方面是极具时代意义的措施，把握时代发展的主题，抓住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让自由贸易港建设先行先试，关内关外联动，带动中国经济腾飞。

关键词：中国;自由贸易港;比较优势

一、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重要节点回顾

（一）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从首次建立上海自贸区以来，中国在3年多时间里先后批准了3批自贸区，在改善当地营商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开放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2015年中央批准深化自贸试验区方案。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应用，加强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应用，健全综合执法体系，以及包括类似健全国家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协助工作机制等多方面的转变政府职能的举措，在外商投资和贸易监管等层面亦有很大程度的創新。

（三）2017年5月，中央深改组正式批准全面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完善金融、外汇、投资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在贸易管制领域进一步简化，使申请手续更加简化。

二、自由贸易港的定义以及与自贸区的比较

自由贸易港指设在国家与地区境内、海关管理关卡之外的，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对进出港区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并且准许在自由港内开展货物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从国际常规上看，自由贸易港往往是港口等交通物流中心，在关税方面给予优惠，方便国际贸易船只出入港，进行装卸、储存与过境中转等。自由贸易港通常被视为开放程度最高的自贸区，在自贸港里海关一线真正放开，货物自由流动，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港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简化一线申报手续。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自由港和自贸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允许开展离岸贸易，在离岸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高端服务业，发展离岸金融等相关业务。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则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若允许离岸贸易，大量的国际商品甚至整个东亚的国际商品都会放到上海。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离岸贸易发展，大宗原材料运输存储、分拨中心、离岸金融等领域都将迎来机遇。

上海自贸区的规定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法律效力适用的地域范围仅为上海市某些地区;第二，“准入前”表明了该制度适用的投资领域的广度;第三，“负面清单”是该制度的补充。[1]仔细研究上海自贸区的实践可以发现，并无清晰的概念来明确“准入前国民待遇”一词，其可以分为两种，即“完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有限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模糊的界定为法律适用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尽快明确其含义，做到于法有据。在“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情形下，东道国政府只是承诺给予外国投资国民待遇，至于这种待遇具体落实在哪些领域，这需要外国投资者自己去了解，这就造成了投资者的内心不安，往往由于担心而搁置，因为开放的领域只是少数，更多的领域是不开放的，种种担忧最后还是限制了自贸区的发展等。相较于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其深度以及广度着实夯实于自贸区，毕竟从实践和政策方面看，自贸区的开放程度有限，负面清单没有完全落地，相应实施细则没有配套，导致其适用范围略小。

三、全球现有自由贸易港的特点

第一，本国主权范围的部分性和政策特殊性。

自由贸易港是在一国主权之下某个港口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管理体制的经济区。[2]为了避免给本国本土的贸易政策和经济稳定造成威胁以及制造不必要的混乱，自由贸易港往往在局限的地域空间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以海关隔离区的形式予以管理。在贸易、运输、投资等方面制定特殊的准入政策，也不会给国内的经济实体和企业造成过大的冲击，且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特殊的发展机遇，扩大了技术提升的可能性和管理的先进性。

第二，国家或地区特定发展时期的战略需要性。

16世纪的欧洲就已经有了自由贸易港的概念，这成为了新兴资产阶级破除封建主义障碍的利器，1547年意大利设立了里窝那自由港，这便是自由贸易港的雏形，于17世纪到19世纪，航海强国为了获得更大的贸易盈利，最大可能地进行对外贸易，在地中海沿岸的直布罗陀地区到中东、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东南亚均有设立自由贸易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宗主国为了掠夺资源和倾销工业品，在殖民地、附属国的某些港口，建立自由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出口和加工为主要功能的自由港，让发展中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中重新调整了身份，80年代建立科学工业园区，是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潮流，为了更深入参与国际分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而设立的。以自由港的建设为发展目标，是国家发展到当前阶段所必需要经历的，唯有此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中才能大放光彩。

第三，经济政策的优惠性和经济关系的国际性

自由贸易港之所以“自由”，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重点把握了“境内关外”这个核心点。自由贸易港从地理范畴来说，自然是在一国或地区境内，但从行政监管来看，则是在海关管理关卡之外。自由贸易港所在地应与其他地区保持较好的贸易伙伴关系，让以该自由贸易港为基地的出口商和投资者可以享受多重优惠。[3]是否享有区内的进关免税政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化，有的国家或是地区的完全免税，外国船只也可自由进出，有的国家和地区则是相对有限的自由政策，如香港和新加坡均属于这一类。是否要接受海关的监督或是海关实现多大程度的监督以及如何行使各国海关的权力，值得大部分的自由港研究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再深入探讨。

自由贸易港是一个窗口，建立了本国与他国的交流和开放的桥梁，让本国的实体经济和加工以及服务贸易都得以向外国推广，在自己的国家领土内即拥有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舞台，使资本市场达到了国内外的融合，技术生产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得以高度优化，也会促使外资经济也更加活跃。

第四，功能的多元性。

“空间范围和经济体量并不是自由贸易港的核心要素所在，自由港是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4]可见，自由贸易港其核心在于“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自由贸易港准许例如船舶自由靠泊、贸易结算自由、自由汇兑、投资自由等货物自由进出，对进出港区的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从表面上来，税制简易、税负低是自由贸易港吸引跨国投资者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是自由贸易港的真正魅力所在。自由贸易港对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意义，才是其魅力所在：一是通过提升有限的自由提高对货主的吸引力，提高港口的吞吐量和中转功能;其次，最大限度地适应国际贸易的灵活性要求，并促进港口从货物贸易向综合性、多功能性方向发展，使港口成为外向型经济中心;三是促进自由港及毗邻地区的就业和第三产业的繁荣等等，实现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商业旅游等功能。也就是说自由港内可以容纳自由贸易区、自工业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科学工业园区等等。自由贸易港区内可以说是全面的开放。

四、中国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意义

（一）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与已推进4年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紧密关联，也与中国持续推进的开放进程密切关联。2013年9月挂牌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目标是“具有国际水准”;在2015年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这一目标被确定为“力争建设成为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在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里，最新目标是“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全面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按此计划，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达到了历史的空前，使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繁荣高度捆绑。

（二）上海自由贸易港区将按照“负面清单+非违规不干预”的总体原则，打造更高标准的单一窗口、一站式通关和集中监管模式，实施政府监管模式的創新，自由贸易港大原则亦是如此，若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制度得以落实，肯定会活跃中国与各国的双边以及多边条约的签署，有了这个前提，经济市场更会一片繁荣。

（三）自由贸易港是面向国际市场，以国际业务为重点，产业的侧重点主要有三：一是与贸易相关的产业，比如物流分拨、跨境电商;二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比如全球协同研发和创新，基于互联网的高端加工制造等;三是围绕跨国企业国际市场布局产生的新型业态，比如贸易和服务结算中心、全球资源管理中心等。[5]以上列举，都是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视几个领域，自贸港先试先行，以自贸港带动关内市场和技术的发展，是我们极其追求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能力，提升自主创新水平，以高科技、高产能、高标准的发展态势向世界经济和技术强国迈进。

（四）对中国而言，自由港在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最大价值在于对标全球最高开放水平，形成高效率的开放型经济制度，这也契合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定位。以新加坡自由港为例，其通过电子系统处理贸易报关，绝大多数报关都能在10分钟内处理完毕，每年节省的贸易成本高达上十亿美元。基于效率提升的更优营商环境，也必将对中国经济形成更全面、更强的辐射效益。[6]

因此，自由贸易港并非空间上、规模上的扩大，而是中国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节点上，探索出一种更适宜经济增长的制度，并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这才是中国赋予自由贸易港新的历史使命所在。

五、中国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和现实可能性

（一）从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上海作为航运中心的基础设施条件最好，自贸区的实践也最为成熟，率先建立起自由贸易港的可能性最大。上海港定位为“国际航运中心”，腹地范围包括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宁波港以及最为有可能将合作建自由贸易港区的浙江舟山，这种天然的良港以及具备良好周边配套的港区必然会在先行先试自由贸易港区建设中取得不错的成绩。近些年，我国包括港口业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前五大港口中中国独占四个：上海、深圳、宁波-舟山、香港，上海自贸港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与新加坡港比肩，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广泛借鉴其先进经验，再加上国内极大的贸易市场的后盾，区内外联动，发展势头强劲。

（二）从资金优势层面分析，亚投行投资的行业已经很明确：铁路、公路、电力电网、港口以及通信。启用特别的提款权（SDR）又是另一种利好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将人民币纳入其中特别提款权（SDR）储备货币篮子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货币政策等方面又可以说为自由港区建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些政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使外资进入中国，自由港区的建设在货币和汇率层面的进出实现高度的便利化与自由化，这可使自由贸易港成为世界意义的自贸港。

银监会发布的支持上海自贸区措施包括：支持外资银行入区经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区内银行业、鼓励跨境投融资服务、简化准入方式等，这些政策在经过自贸区的运行试验后，完全可以直接进入自由贸易港。

（三）从政策领域，中国引入“一带一路”机制体制，改善全面发展的整体方针，通过技术，基础设施，使经济和文化的融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种伟大创举，在这过程涉及65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中国坚信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一带一路”的新设想，通过新型自贸区的建设达到多边贸易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在制度性权力形成的同时，坚守平等互利的准则，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及第一出口大国、最大外汇储备拥有国等，2016年，中国更是在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方面增长43.5%，达到1830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这些均为中国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对于投资者来说种种数据对其投资以及进行双方的贸易提供了信心。

“一带一路”不是限定的框架，而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理念。“一带一路”是不具有排他性，高标准的全球经济新规则。“一带一路”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倡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自由港的建成以及“一带一路”向外的扩展，国内外双重影响，会使贸易的开放程度多方面延展。随着“一带一路”对外地成功推广，中国在贸易领域的经验，全球经济的参与度方面均有极大提升，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做足了充足的准备。

六、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问题和对策

（一）落实制度配套及实施细则，发挥律所、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

截至2017年6月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新加坡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二名，香港位列第5名。《营商环境报告》是衡量影响一项商业经营的11个领域的法规，今年的营商难易程度排名涵盖了10个领域：开办企业，办理许可，获得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而若自由贸易港进一步开放除借助地缘、人文、区位等优势外，以上列举因素势必纳入其涵盖范围，香港作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自由贸易港之一，其在企业注册简便、注册条件宽松、在日常管理中不对经营活动过度约束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其成功经验值得上海自由贸易港广泛借鉴，此外香港特区对外来投资实行“国民待遇”，依据《公司法》《银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管理公司，规范和约束公司行为。除了法制管理外，香港还通过同业公会和商会之类的民间组织进行自律，行业协会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涉及国际项目时，律师事务所参与的重要性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参与合资企业和合作，清楚了解国际法是至关重要的，其可有效规避有关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纠纷以及风险。让法律法规先行，才能使经济发展与自贸港建设共同推进，一体化建设。

社会组织有助于自贸区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积极鼓励和推进社会组织建立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如消费者协会ADR、国际机构的ADR等，促使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的办法解决国际投资、贸易纠纷，这不仅程序快捷、操作简单，而且更有可能达成具有前瞻性的协议，有助于增进贸易互信，优化自贸区投资环境，提升自贸区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在涉及反倾销、反垄断以及安全审查的经贸纠纷中，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协调评估机制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凸显，这有助于提升自贸区企业在经贸纠纷谈判中的话语权和应诉能力，更好地化解国际市场贸易风险。[7]

（二）创新区域一体监管制度，进一步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金融布局。

香港政府实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但是香港的自由港提供的更多的是金融和服务的开放，一方面是地理区域的优势，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历史机遇造就了香港国际闻名的自由港地位，但是这种制度对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大陆来说，宏观层面的监管还是必不可少的，有效地政策引导，倾斜地制度关注也会使中国自由港的发展产生良性的循环。

不可否认，自2013年自贸区落地，在制度创新系统性、联动性上，我们做的还是有不到位之处，这些环节往往多集中在外国投资者的关注点，模糊地政策在招商引资层面是绝对的劣势，高效的报关程序，安全的清关手续，现代化的物流系统和条例，都是亟待出台和应用的。

对于自由贸易港内离岸金融和汇率自由化，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是被提倡和要求的，境外资金成本低于境内，自贸区内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将会低于境内其他区域，同时境内外大量资金享受区内优惠，利用自由机制的开放、政策使资本吸引汇集而来，必将在市场导向中，造成一定的金融风险，有使境外资金成为进入区外境内跳板的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预防的机制政策必须加大配套完善度。

（三）提供高标准贸易便利化，加强人才流动机制。

保障专业化、职业化队伍建设，吸引更多的人才是自由贸易港实施的必要条件。自贸港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型经济体制改革必将带来社会制度严重滞后的问题，政府的权力让渡要缓慢进行，以避免社会管理的失控和造成更大的经济风险，我们必要倚仗专门化的人才，让人才与政府管理优势互补，共建自由贸易港。

提高贸易便利化自然会和离岸税制安排联系，跨国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全球化竞争，税赋水平对企业盈利有着较大的影响。特朗普上任后的美国，在税赋改革方面采取积极的政策，世界资本去往美国的趋势日渐增长，中国的贸易港要面向世界，要与诸如美国这样的强国对话就要综合考虑税制安排问题，当然，这是个系统工程，单独税制的不良影响层面会否波及关内市场，都是值得商榷的。

贸易便利化还关系着贸易进出关、检验检疫环节以及货物配额问题，中国的自由贸易港是与自贸区配套还是在未来要设置单独港区，对于政策是否要区分，如何进行划分，都要进一步细化。

综述，建设中国的自由贸易港要从科学立法、行政执法、公正司法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同时对自贸港的日常运营情况保持行之有效的监管，使其在合法、合理的良性轨道上运营。

注释：

[1]參见：许维维《我国“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研究——以上海自贸区为视角》，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孙斌，山东省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所：论自由港的特征

[3]余淼杰，理解自由贸易港，得抓住“境内关外”这个关键

[4]盘和林，自由贸易港并非空间上、规模上的扩大

[5]冯芸，第一财经：《自由贸易港：用最高标准构建中国开放新格局》

[6]盘和林，自由贸易港并非空间上、规模上的扩大

[7]王全兴、王凤岩，上海财经大学学报：我国自贸区社会组织建设的制度创新初探，201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郑少华：《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法治新议题》，《东方法学》，2013年第6期

[2]郭利华，李海霞：《上海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竞争力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13年第7期

[3]马乐：《自贸区贸易便利化领衔贸易创新》，《法制日报》，2014年第10版

[4]徐长乐：《再造长三角》，《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3年第16期

[5]李佳霖：《“宽进”后须“严管》，《经济日报》，2014年1月7日

[6]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150问》，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

[7]陆颖：《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上海人大》，2013年10月

作者简介：

郑冰洁，（1989-），女，汉族，籍贯：河北衡水，单位：澳门科技大学，学历：博士研究生在读，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