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感知、依法办事水平与政府公信力

陈永进 祁可 何宁

摘 要：党和政府多次强调廉洁性及依法行政对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究竟如何还未可知。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的数据，探讨了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以及依法办事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公众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清廉感知越高，政府公信力也越高;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越小;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其中，依法办事水平可正向调节清廉感知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但其在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以上发现为新时代政府公信力建设提供实证支撑和启示。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清廉感知;依法办事水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升‘民生三感的新时代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18BGL2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新时代民生三感提升与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关系研究”（2018CDJSK01PT05）。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3-0068-016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3.006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以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等要求[1]。可见我党对政府公信力的重视。加强政府公信力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巩固，促进政治稳定，而且也对新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顺利解决，建设和谐社会起一定的推动作用[2]。近年来，我国关于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成果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具体看来，现有研究多从现实经验或理论角度探讨我国的政府公信力建设，相对缺乏实证研究进行支撑和验证[3]。另外，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内容仍集中于群体性事件本身、信息传播及政府应对方式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缺乏新的内容来源。且研究多集中于政府公信力的浅层面，对政府公信力的内在机制研究还尚不全面[4]。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有效增强了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5]。但学术界关于政府廉政建设、依法行政与政府公信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这为政府公信力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有学者认为，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以及廉洁性会影响公众政府信任[6]。且有研究表明，公共腐败对公众政府信任起阻碍作用[7]，而清廉作为腐败的相对概念[8]，则可能对政府公信力有影响。此外，权力分立和制衡学说表示，政府依法行政可以有效约束政府权力，防止行政权力的僭越，减少腐败[9]。但是清廉感知、依法办事水平和政府公信力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究竟如何还未可知。因此，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年以及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17年的大数据，本研究将探讨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以及依法办事水平的调节作用，为政府公信力内在机制研究以及寻求政府公信力提升路径提供实证支撑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政府公信力

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随后，“社会契约论”的出现使得政府公信力的概念被更多人知晓[3]。20世纪末，由于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增强，西方国家公众对政府信任逐步下降，政府公信力的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10]。而国内学者们对政府公信力的探讨最早依托于诚信相关的研究，最先以政府公信力为题进行学术研究的是何显明等人，他们主要论证了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以及行政成本的上升[11]。目前国内关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学者们对政府公信力的界定还是主要从政府、公众和二者的双向互动三个角度出发。从政府角度出发，学者们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施政时通过合理、有效地履行职责来获取公众信任和支持的一种综合能力[12-13];从公众角度出发，学者们认为政府公信力体现了公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可，对政治合法性的信仰[14]，也即是，政府为巩固其合法性和威信，采取一定行为以提升公众信任度和满意度的一种能力[15-16];而从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角度出发，学者们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行政能力和公众满意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体现两者之间的相互信任[17-18]。综合以往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政府公信力的概念内涵在主客体方面，均存在很大分歧。本研究综合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观点，认为政府公信力是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以及对政府行为产生的信誉和形象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倾向，体现了公众对政府工作效果和效率的满意度。

关于政府公信力前因变量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政府和公众两个角度。从政府角度出发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绩效和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政府绩效正向作用于政府公信力[19-20]。陈永国等人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公共服务的改善都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2]。除此之外，Curtin指出政府公信力中的诚实维度就是指政府不刻意向公众隐瞒信息，并且真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其实质说明了政府透明度和政府公信力之间的关系[21]。随着时代发展，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电子政务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22]。而从公众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有学者从社会公平感、收入差距等方面探讨了新时代政府信任的來源[23-24]。综合以上，关于政府公信力前因变量中极少有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具体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CGSS 2015和CSS 2017的数据，对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展开探讨。

（二）清廉感知和政府公信力

清廉感知就是公众对政府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廉洁程度的认知及评价[25]。目前学术界关于清廉感知的研究还不多。有学者探讨了公众对不同级别政府清廉感知的差序格局[26]。还有学者研究探讨了政府反腐败力度、政府治理绩效等变量与清廉感知的影响[27]。此外，关于清廉和政府信任，虽有文献指出，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以及清廉程度会影响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6]。但关于清廉感知和政府公信力的关系的实证研究还是寥寥无几。由于清廉和腐败是相对的概念，政府清廉度评价即腐败测度，因此，本研究从腐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中推断出清廉感知和政府公信力的关系。Yahong Zhang等人在其研究中指出公共腐败会塑造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和认知，反腐败虽不会快速影响政府信任，但是会在三四年后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28]。还有不少研究表明公共腐败对政府信任有阻碍作用[7]，腐败观念与政府信任负相关[29-30]。因此，本研究推断，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并提出假设1：

假设1：公众的清廉感知正向作用于政府公信力，清廉感知越高，越倾向于认为有更高的政府公信力。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公众对政府腐败行为的感知会显著降低其清廉感知[25]，由于一般公众很难知晓政府机关如何运作，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有发生，因此，了解及理解到的政府腐败行为及其他方面信息有限，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公众丰富了自身知识，懂得从更多的途径获取政府相关信息，从而可能了解及理解到政府更多的负面信息，降低清廉感知，也会降低对政府其他方面能力的认可度[31]，降低政府信任。且根据托尔曼（Tolman）的认知理论，随着个人素养的提升，个体对事物的认知会在头脑中形成认知构想，并产生一定期待[32]。高教育程度的公众，其政治社会化进程会加深[33]，政治认知提高，权利意识更加浓厚[34]，对政府抱有更高的期待，一旦期待落空，公众心理上产生落差，会对政府产生更多的不满[35]，降低其对政府的信赖感。事实上，确有研究表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逐步下降[3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公众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存在受教育程度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影响越小。

（三）依法办事水平的调节作用

依法办事水平就是指政府公职人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履行本身职务所承担职责的法治化程度。目前学术界关于政府依法办事严重缺乏实证研究，将依法办事水平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其对清廉感知和政府公信力的作用的研究更是为数不多。但确有研究表明，政府的法治化水平对腐败行为有显著影响[37]。廖永安等人也指出滥用以及异化公共权力会导致政府的腐败行为[38]。而根据权力分立和制衡学说，依法行政可以有效制约权力，防止行政权力的侵权和越权[39]。因此，若政府透明度低，依法办事水平低，那么对政府的权力约束就会下降，无法有效地对政府进行监督，这将会导致政府腐败行为增加，降低公众的清廉感知[40]。相反，政府依法办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府滥用权力，使得无所不能的政府转换为有限的以法律为基础、透明和有效的政府[9]，可减少腐败，提高政府的廉洁性[41]，巩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42]。即，政府高依法办事水平可以增强公众的清廉感知，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同时不少学者提出清廉感知和政府公信力均存在差序格局[26，43]，即公众对中央政府的清廉感知相较于地方政府更高，中央政府公信力相较于地方政府公信力也更高，这种情况可能会使得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弱。因此，本研究认为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和其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并推出假设3a。

假设3：政府依法办事水平调节了公众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具体而言，高依法办事水平可以强化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假设3a：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和其对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

总体上，本研究调节模型如图1。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CGSS 2015数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CSS 2017数据，两项调查均采用多阶段和分层抽样方法，其中CGSS 2015调查了除西藏、海南、新疆全国28个省（区、市）的478个村居，共完成有效样本10 968份，本研究在剔除变量的缺失值和无效样本后，得到可供使用的有效样本2 205份。而CSS 2017共调查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1个区（市、县），604个村（居委会），完成有效样本10 143份，本研究在剔除变量的缺失值和无效样本后，得到可供使用的有效样本7 281份。

（二）变量及测量

1.因变量

因变量是政府公信力，根据其操作性定义，本研究在CGSS 2015调查问卷中选取题项B15“您对政府在下列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呢？”对因变量进行测量。该题项下共包含9项内容，即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为老人提供生活保障、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捍卫国家安全、打击犯罪、公平执法、政府部门秉公办事、环境保护以及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每项内容均采用Likert五点反向计分，即1表示“非常满意”，5表示“非常不满意”。本研究采用SPSS 21.0对该9项内容得分进行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最终变为1表示“非常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因变量政府公信力最终由该9项内容加总求均值后表示，得分越高政府公信力越高。而在CSS 2017调查问卷中，本研究则根据操作性定义中包含的另一层涵义，即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选取题项F1a2“请问，您信任下列机构吗？”来测量因变量。其中，本研究将题项中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视为中央政府公信力，将对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视为地方政府公信力，该题项采用Likert四点计分，即1表示“完全不信任”，4表示“非常信任”，8表示“不好说”，结合公众对政府公信力评价相对比较谨慎的特点，也为了样本能够合理利用，本研究根据王晓莹等人的观点，将8“不好说”看作公众对政府公信力持中立态度，并赋值为3表示“一般”，从而使得Likert四点计分转化为五点计分[44]，重新赋值1表示“完全不信任”，5表示“非常信任”。地方政府公信力由區县政府公信力和乡镇政府公信力加总求均值得到，而政府公信力则由中央政府公信力和地方政府公信力加总求均值得到，得分越高政府公信力越高。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公众的清廉感知，即公众对政府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廉洁程度的感知及评价。因此，在CGSS 2015的调查问卷中选取题项F24“对于以下各类党政公职人员的清廉程度，您的评价如何？”对政府的清廉感知进行测量。该题项包含了公众对四种类型公职人员的清廉评价以及对各类党政公职人员的总体评价。其中，将公众对各类党政公职人员的总体评价视为公众对政府整体上的清廉感知，即自变量。该题项采用Likert五点计分，1表示“普遍非常腐败”，5表示“普遍非常廉洁”，数值越大表示公众的清廉感知越高。而在CSS 2017的调查问卷中，本研究则根据操作性定义选取题项G3-6“您认为政府在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方面做得好不好？”来对自变量进行测量。该题项采用Likert四点反向计分，1表示“很好”，5表示“很不好”，8表示“不清楚”。类似因变量政府公信力的计分方法，本研究将“不清楚”重新赋值为3表示“一般”，并将四点反向计分通过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转化为五点正向计分，即1表示“很不好”，5表示“很好”，分值越高公众的清廉感知就越高。

3.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依法办事水平。根据依法办事水平的操作性定义，在CGSS 2015调查问卷中选取F13“您认为在以下各个方面的社会治理工作中，依法办事的水平如何？”对依法办事水平进行测量。该题项主要包含公众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城市建设治理、道路交通治理、社会治安治理、食品安全治理以及市场秩序治理这六方面工作的依法办事水平的评价。这六项内容都是采用Likert五点计分，1表示“非常低”，5表示“非常高”。调节变量最终由F13题项的六项内容加总求均值后表示，得分越高，表示政府的依法办事水平越高。而在CSS 2017调查问卷中，本研究根据其操作性定义选取题项G3-7“您认为政府在依法办事，执法公平方面做得好不好？”来测量调节变量。该题项采用Likert四点反向计分，1表示“很好”，5表示“很不好”，8表示“不清楚”。本研究同样将8“不清楚”重新赋值为3“一般”，同时将Likert四点反向计分通过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转化为五点正向计分，即1表示“很不好”，5表示“很好”，分值越高依法办事水平就越高。

4.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控制变量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外，个体的家庭经济状况、收入公平感、公共服务满意度以及政府工作效率也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影响。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本研究将上述提到的变量纳入控制变量以控制其对模型的干扰。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的题项及解释描述见下表1。

（三）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1.0对CGSS 2015以及CSS 2017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期望得到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的结论。由于自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皆为五点Likert量表变量，因此可直接运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同时为保证模型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Ordered Logit回归模型对其进行验证。

（四）描述性统计结果

通过对CGSS 2015和CSS 2017各个变量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如下（表2）。CGSS 2015中没有区分中央政府公信力和地方政府公信力，总的政府公信力得分为3.43，高于理论平均分3，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公众对政府整体上的清廉感知得分为3.36，高于理论平均分3，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依法办事水平得分为3.09，稍高于理论平均分3，暂处于中等水平。而在CSS 2017中，政府公信力得分为3.88，其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得分为3.61，中央政府公信力得分为4.42，远高于理论平均分3;公众清廉感知得分为3.27，也高于理论平均分3;依法办事水平得分为3.36，同样高于理论平均分，因此，清廉感知、依法办事水平和政府公信力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通过CGSS 2015和CSS 2017数据中自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均值的对比（图2），可看出，CSS 2017数据除了公众清廉感知略低于CGSS 2015，依法办事水平和政府公信力均高于CGSS 2015。这可看出，在一定程度上2017年我国政府依法办事水平以及政府公信力相较于2015年有一定提高。

四、结果分析

本部分我们首先选用CGSS 2015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分析，然后选用CSS 2017数据对部分研究结果进行补充并验证，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在回归之前，本研究对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清廉感知、依法办事水平和政府公信力显著相关，VIF值均在1左右，远低于10，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一）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首先，本文基于CGSS 2015对筛选后的样本进行OLS回归分析来检验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同时用Ordered Logit回归来进行验证，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1仅放入了控制变量，从OLS回归结果来看，模型1可解释政府公信力27.5%的变异量。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准化系数均为正，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均不显著;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化系数为-0.138（P<0.001），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公众越倾向于认为政府公信力低，解释力度为0.138;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标准化系数为0.401（P<0.001），说明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公众越愿意相信政府有更高的公信力，解释力度为0.401;政府工作效率的标准化系数为0.079（P<0.001），说明政府工作效率越高，公众越倾向于认为政府公信力越高，解释力度为0.079;而收入公平感的标准化系数为负，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但由于该变量为反向计分，因此，对政府公信力依旧是正向影响，即收入公平感越高，政府公信力越高，解释力度为0.169。而Ordered Logit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无明显差别。

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即公众对政府整体上的清廉感知，根据OLS回归结果，该模型可解释政府公信力31.2%的变异量。在引入自变量清廉感知后，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均有变小，显著性基本无变化;而自变量清廉感知的标准化系数为正，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越高，感受到的政府公信力越高，解释力度为0.206，假设1得到验证。该模型Ordered Logit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无明显差别。

（二）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受教育程度差异

本研究该部分使用CGSS 2015和CSS 2017数据着重采用分项回归的方法探讨公众的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受教育程度差异。考虑到样本中小学及以下学历和大专以上学历比例都比较低以及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本研究参考学者何兴邦等人的观点[45]，将公众受教育程度分为高中及以上（高教育程度）和初中及以下（低教育程度）两类。由于受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因此，本部分采用Ordered Logit回归来验证假设。根据回归结果（表4），CGSS 2015和CSS 2017数据中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公众的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均在受教育程度上有显著性差异，低教育程度的清廉感知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067和0.062，高教育程度的清廉感知標准化系数分别为0.040和0.055，低教育程度的系数值均高于高教育程度的系数值。因此，低教育程度的公众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更大，假设2成立。

（三）依法办事水平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部分首先采用CGSS2015数据，根据Baron等人推荐的层级回归的方法进行研究[46]。回归之前，先对清廉感知以及依法办事水平进行中心化。对调节作用进行层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控制变量及控制主效应后，清廉感知和依法办事水平的交互项对政府公信力有显著正向影响（b=0.039，p<0.05），说明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和政府公信力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

为了明确调节作用的方向和趋势，选取调节变量均值正负各一个标准差处的数据绘制调节效应图（图3）。在高依法办事水平条件下，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正向影响比低依法办事水平条件下更加显著（斜率更加陡峭）。因此，假设3得到验证。

为了确保上述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使其更具有说服力，本研究使用CSS 2017数据并参考MacKinnon等人的观点[47]，采用Bootstrap方法，运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对调节效应进行补充验证。结果显示（表6），主效应中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系数为0.248，p<0.001，置信区间CI=[0.158，0.199]，不包含0，因此，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解释力度为0.248，假设1得到支持;而依法办事水平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系数为0.193，p<0.001，置信区间CI=[0.124，0.168]，也不包含0，依法办事水平对政府公信力也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依法办事水平和清廉感知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70，p<0.001，置信区间CI=[0.029，0.053]，不包含0，调节效应显著。我们同样选取调节变量均值正负各一个标准差处的数据绘制调节效应图。如图4，在高依法办事水平条件下，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斜率更加陡峭，影响相较于低依法办事水平条件下更加显著。该方法下CSS 2017数据调节效应结果与上述CGSS 2015数据层级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和政府公信力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即高依法办事水平可以显著增强公众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假设3再次得到验证。

此外，由于CSS 2017数据中，政府公信力具体细分为中央政府公信力和地方政府公信力，因此，本研究同样采用Bootstrap方法，运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来探讨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清廉感知对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是否有差异。结果显示（表6），当因变量为中央政府公信力时，主效应中，清廉感知的系数为0.065，p<0.001，置信区间CI=[0.023，0.063]，不包含0，因此，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解释力度为0.065;依法办事水平的系数为0.139，p<0.001，置信区间CI=[0.074，0.118]，也不包含0，主效应均显著。而依法办事水平和清廉感知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22，p>0.05，置信区间CI=[-0.001，0.024]，包含0，因此，调节效应不显著，即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不存在调节作用。当因变量是地方政府公信力时，主效应中，清廉感知的系数为0.272，p<0.001，置信区间CI=[0.220，0.272]，不包含0，因此，清廉感知对地方政府公信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解释力度为0.272;依法办事水平的系数为0.180，p<0.001，置信区间CI=[0.143，0.198]，不包含0，主效应均显著。而依法办事水平和清廉感知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76，p<0.001，置信区间CI=[0.040，0.071]，不包含0，调节效应显著，即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由上可知，清廉感知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要高于其对中央政府公信力的影响。而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其对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确实存在差異，依法办事水平可正向调节清廉感知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不可调节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假设3a得到验证。

五、结论及讨论

通过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公众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清廉感知越高，越倾向于认为政府有更高的公信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以往学者的理论阐述，即公务人员的道德状况及清廉程度会对政府公信力有影响。且从清廉感知的相对概念“腐败”的角度来看，这同以往学者们针对腐败感知和政府信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是由于赢得民众满意和信任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十分关键[48]，而满意和信任来源于其直接感受，基于感知的政府清廉状况对民众能否信任政府有重要影响[49]。清廉感知提高，公众更真心实意地相信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认为政府工作具有高效率，对政府更加满意，因此政府公信力提高[50]。基于此，在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时，应着重加强政府的廉政工作，强化正风肃纪，同时加强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服务型政府的观念，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的提升提供坚实的保障。

其次，公众的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高教育程度的公众，其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更低。究其原因，相关学者表明，公众信息获取状况及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其对政府清廉程度的评价[51]，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公众自身知识的不断丰富，公众会从更多的途径了解并理解到政府相关信息，尽管有些信息是小道消息。因此，公众会感知到政府更多的负面信息，从而降低公众的清廉感知，以及对政府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公众期望被满足的程度会影响其对政府的满意度。随着高教育程度的公众政治认知的提高，其对知情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也更加渴求。公众民主及权利意识的诉求会提高其对政府的期待，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期待，公众出现心理落差，会降低对政府的评价，影响政府公信力。高教育程度的公众，由于其自身政治素养的提升，他们对政府的运作模式有一些构想，一旦政府没有按其构想作为或施政，他们会出现认知失调，对政府产生许多不满。因此，政府在加强公信力建设时，要着重公民社会的培育，加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从而使政府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约束，并强化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执政能力，不断改善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再者，保证公众的参与权，让其更加深入认识到政府运作模式，建立合理期待。此外，还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利用政务新媒体展示政府治理成果，减少不实消息的扩散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出现，让公众充分了解到政府的作为和绩效，巩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公信力。

最后，政府的依法办事水平在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政府高依法办事水平可以强化清廉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唐铁汉的理论阐述，即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会影响公众的政府公信力评价[52]，同时也验证了政府的法治化程度及政策的规范程度可作为政府公信力评价指标的观点。究其原因，政府依法办事可以有效约束权力，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减少权力滋生的腐败，有利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增强公众对政府的清廉评价。而且，政府依法办事有效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质量，提高政府公信力。此外，由上述结果可知，依法办事水平可调节清廉感知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但在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却不存在调节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公信力和清廉感知的差序格局。公众在政治参与中对中央政府接触较少，且受威权主义的影响对中央政府作为普遍比较认同，比较信任，使得清廉感知对中央政府公信力的影响较小，依法办事水平在二者之间也基本不存在调节作用。而公众在政治参与中接触到的更多还是地方政府，对政府的了解也更多来源于地方，地方政府的清廉程度和法治化程度等一系列作为，深刻影响着公众心目中地方政府的形象，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自身法治化程度，依法行政，提高其依法办事水平，尤其要加强地方政府的廉政建设和提高依法办事水平，以公正树公信;减少腐败，以廉洁赢公信;提高政府管理质量，以效率立公信，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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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Lawful Affairs Level and Government Credibility：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 2015 and CSS 2017 Data

Chen Yongjin  Qi Ke   He Ni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incorruptible and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to enhance th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but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is still unknown.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5 data and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2017 dat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on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lawful affairs leve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ublic's 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The higher the 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is， the higher th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is; the impact of 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on th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is different in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the higher the public's educational level， the less influence 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has on th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the lawful affairs level has a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on th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the lawful affairs level can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impact of the 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but it cannot regulate the impact of the 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Government credibility; Incorruptible perception; Lawful affairs level

（責任编辑：许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