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环境史有约：我的历史研习之旅

梅雪芹 吴羚靖

采访时间：2019年12月

采访地点：清华大学历史系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吴羚靖

问：您通过多年的探索、积累，在2016年策划、主持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您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策划、研究的目标以及目前的研究进展吗？

答：2018年，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中期检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资助。这一次的资助主要是用来研发环境史数据库的，我们已经与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合作，具体落实这项工作，试图在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和数字化方法的运用上做出点新意——或许可以开辟出“数字环境史”新领域，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实践，我们也会有所推进。

这个项目的策划，与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前面提到，环境史曾被列入2006年度十大学术热点之中。这说明，环境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跟进，是那些年不少人努力的结果，也表明我国史学界研究环境史的队伍初具規模。对于这些情况，2009年我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作了初步总结：“今天，中国的环境史著述层出不穷，不仅环境史论文大量涌现，而且环境史著作也逐年增多。由此，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范围在扩大，主题在推陈出新。同时，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队伍也在扩大，一批环境史专门人才正在茁壮成长。”其中每一条都附上了具体内容;对新生代环境史学人的成长和发展，还特别以中国人民大学的侯深博士为例作了细化。

2009年以来，我国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势头更加强劲。就在这一年，世界环境史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项目，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加以建设，我想，这与老所长于沛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些年，世界史所环境史研究持续良好地发展，除了王旭东、徐再荣、高国荣等同仁的不断精进外，也得益于俞金尧兄的鼎力支持。也是在2009年，云南大学的周琼老师几乎以一己之力成立了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并坚持下来，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这一年，我在原单位北师大也捣鼓了一个环境史研究中心。2010年，河北师范大学在戴建兵校长的领导下也成立了环境史研究中心，已做出自己的特色。2012年5月，人民大学夏明方老师和侯深那边与卡森中心合作成立了生态史研究中心，是我国环境史或生态史研究与国际接轨的一个界标。该中心主办的每年一次的国际学术会议，已成为国际环境史学界一个透亮的视窗。北大包茂红老师多年来一直为构筑世界环境史学完整图景而艰辛努力，2012年，不仅出版了代表作《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而且成立了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5年、2016年连续举办了“世界环境史研究前沿”精品课程班，对于扩大环境史的影响并培养环境史新人具有不可言喻的作用。而早于上述各中心，2008年6月成立的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也在稳步发展。该中心成立后不久即设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环境史专业学科点，下设“中国环境史”“外国环境史”“灾害、疾病和公共卫生史”3个研究方向，采用跨学科的培养方式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现已初步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环境史研究队伍。南开大学在环境史领域的有力推进，离不开老院长陈志强老师多方面的支持，包括他身体力行，多次发表环境史研究成果。

最近十多年，前面提及的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徐再荣，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世界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社科院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发表了许多非常有分量的环境史作品。南开大学付成双和辽宁大学滕海键在环境史领域也是硕果累累，北师大贾珺在军事环境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社科院日本所陈祥对日本环境史的研究也成气候。与此同时，国内培养的很多以环境史为方向和志业的博士生纷纷毕业，还包括为数不少的中国史专业尤其是历史地理口的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其中，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的博士学位论文还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不仅成为他个人的代表作，也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追踪环境史兴起、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赢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的费晟，更是年轻一代环境史学人中的佼佼者，在国际环境史学界已享有声誉。

有感于这些喜人的成绩和良好的基础，在环境史作为史学新领域在国际上发展日趋成熟之际，综合考察国内外环境史研究现状，我认为，系统、全面地探讨和总结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如何促进古老的历史学的创新，并以我们自己凝练的话语来表达，可谓正当其时。一方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国际环境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为分析和总结环境史对史学的创新问题提供了颇有分量的思考文本，为考量和应对现实社会因环境问题而滋生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智慧。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已走过“有研究无概念”的初始阶段，正在“有概念无学科”的境况下奋力开拓，同时出现了“立学科谋发展”的大势（参见拙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研究寻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4日）。当此之际，探究环境史已解决和待解决的问题，总结环境史已实现的学术初衷，展望环境史的方向，对于未来环境史研究事业在我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在2016年初策划、提交了这个重大项目选题，年中选题顺利获准列入指南，年底竞标成功。这个选题的基本思路很快以《环境史：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光明日报》2016年8月27日）一文发表，其中有我关于环境史的规范定义：“环境史是一门以特定时空下人类生态系统为基本范畴，研究系统内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发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统摄性和跨学界特征的新学科。”

至于这个项目研究想要实现的目标，从选题策划之初，就确定了有限原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最主要的考量是聚焦于国外的环境史研究，暂时不涉及我国的环境史研究——这一块留给国内专注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朋友去梳理、总结，我知道中国史学界已有朋友着手做了;即便是国外这一块，我们的关注暂时也很有限，譬如没有专门涉及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学者为主的大洋洲环境史，这方面，包老师及其弟子已有很好的研究。而在聚焦的目标中，拟探讨的核心问题则是，当代学者在从事环境史研究时“究竟制造了些什么？生产了些什么？”换句话说，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给古老的历史学带来了什么新气象？为此，本课题计划从新知识和新观念两大层面加以把握和总结，这即是本课题的主要内容。在总体研究框架的厘定和子课题的设计方面，分总论卷和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四个子课题，打算以名为《环境史与新史学》的多卷本著作，集中回答课题锁定的核心问题，意图实现本课题的总体研究目标。

为了统一认识又体现各卷特色，课题组在开题会议之后，又多次召开不同规模的工作会议，并建立了各卷负责人常态沟通机制，以具体落实、推进问题研究。我作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同时负责总论卷的撰写工作。高国荣负责美国卷，由他整合国内外美国环境史专家一同研究、撰写。国荣值得信赖，我一开始接触环境史时就认识了他，这些年我们一直相互支持，可以说是一起走过来的。张弢负责德国卷，具体整理并思考欧洲大陆德语区环境史研究成果及其对历史学的创新问题。张弢从德国留学回来，原本专长于中世纪史和欧洲大学历史，近几年积极拓展德国环境史研究，可以很好地弥补国内世界史学界相关研究的不足。贾珺负责英国卷，陈祥负责日本卷，他们分别在英国环境史和日本环境史方面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包括与国外相关学者的良好交流与合作，很值得期待。

这里重点谈一下本项目想要实现的目标，及其对未来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现在，整个项目研究工作基本按计划开展，但各分卷进度不一。2020年，是我们必须取得突破的一年，年底要见到各卷初稿。我自己负责的总论卷已按调整后的新目录在撰写。2018年在《史学月刊》发表的《从关注一条鱼谈环境史的创新》一文，是我自己多年来关于环境史创新问题的认识纲要，其中凝练了五句话：以自然为题;拜自然为师;量自然之力;以自然为镜;为自然代言。它们对应的是我关于环境史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历史动力观念、历史评价观念，以及历史研究宗旨观的基本看法，是我自己的有关认识的提升。而将这五个方面综合起来，“想表达一个意思，即以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史为对象的环境史研究，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好如何对待自然这篇大文章”。

在一篇即将发表的题为《上下求索——环境史的创新精神叙论》的文章中，我专门介绍了以“上下求索”概括环境史的创新精神的缘起和内涵，据此还对环境史总纲、研究路径等问题作了更加简约的阐述：“环境史学者以‘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史为总纲。具体研究时，他们聚焦于因这一关系所结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既从人类一方去把握人类社会的方方方面与自然世界联结的内容和方式，也从自然一方去了解自然世界的万事万物影响并制约人类社会的现象和渠道。”这篇文章算是我对环境史创新问题的最新思考：环境史作为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建构起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我概括为“一体多维的历史解释模式”。“一体”指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相互关联所构成的整体，也即社会-生态系统，或者如Don所强调的“生态球体”（eco-sphere）;“多维”指的是从人类社会或自然世界的各个方面切入这一整体并加以探究的具体路径。与其他历史门类相比，环境史研究和著述的最大特色即一体多维的历史解释，进而历史的时空观念、史识、史實、史料等都得以别开生面，从中可以理解并把握“自然入史”之后历史研究所揭示的一切“过往”（the past）的整体性和错综复杂性。

这样思考、总结环境史的创新问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我们今后从事历史研究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以环境史视野和思维在世界近现代史、国别史和英帝国史方面做出创新性的成就，包括如何旧题新作，如何挖掘新题，等等——并不是要在题目中加上“环境史视野和思维”字样，而是要以这一视野和思维来指导选题，或者说以论题本身明示环境史视野和思维。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环境史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乃至整个历史学发展的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一直是坚信不疑的，而且也日益看到了这一意义的呈现。这里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是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对环境史的重视。该中心是2004年由刘新成教授倡议成立的，现任中心主任是刘文明教授。自成立之初，该中心就非常重视环境史主题与全球史的融合，经常举办环境史专题讲座，仅我自己就被请去讲过好几次。不仅如此，中心的诸位老师也积极开展环境史研究实践。刘文明教授有关克罗斯比研究的两篇专题论文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乔瑜博士明确从事世界环境史研究;施诚、夏继果等教授也在积极拓展与环境史相关联的全球史课题。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中心在它逐渐形成的全球史理论以及各专门研究方向中大都包含了环境史内容;中心刊物《全球史评论》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从首师大全球史研究中心的作为中，无疑可窥见环境史之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意义之一斑。

另外一个必须提到的例子，是2019年12月7-8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共同举办了“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研讨会。据向荣老师介绍，他们之所以开这样一个会议，是因为2018年世界史教研室在讨论世界史学科发展方向时，年轻教师夏洞奇提议，复旦要做一点更接地气的研究，一定要重视环境史。他们接受了夏老师的提议，很快策划了这个研讨会。参会学者20余人，来自全国十余所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大家分别围绕提交论文所涉及的“英美世界的环境”“环境史理论与方法”“水与环境”“环境与社会思想文化”“医疗社会史”“气候与环境”等六个主题，各自介绍了最新研究成果，并积极研讨互动。在我看来，本次研讨会除了实质性的问题研讨外，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可能意味着，从1987年世界史学界前辈侯文蕙老师初次发文探讨美国环境史算起，环境史在我国世界史学界已过而立之年，现在，环境史学者可以更加稳健、从容地立足，并与世界史学界同仁比肩开拓——这是年轻学人的呼声，也有赖于年轻一辈的进取。

此外，在我国世界史学界，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致力于世界环境史研究，譬如，新近调入上海师范大学的张瑾老师在拓展非洲环境史研究，湖北大学巴西研究中心的程晶老师在拓展巴西环境史研究。不管怎样，我本人一直坚信，环境史在我国历史学界一定大有可为——因为我们的发展方向对头，我们的个人努力持续不断，我们的研究队伍在日益扩大。

就我个人来说，从研究环境史一开始，就不断思考环境史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和历史学发展的意义问题;在本次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环境史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再认识”的发言。之所以说“再认识”，是因为在2010年底我应北师大郭小凌老师笔谈之邀，写了《环境史研究与当前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一文。文章特别谈到，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明转型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本着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心，认真思考世界史学科如何发展的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被称为21世纪“新史学”的环境史可以给予一些启迪，指出环境史有助于世界史观念的转变、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及世界史与现实需要联系的加强。同时强调，这样发展的世界史，有助于回答时代提出的为什么要追求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每一个公民如何行动等问题，从而在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从经济运行模式、科技到制度和观念的全面转变中发挥更加有益的作用。

打那以来，我又将有关思考融入研究生专业基础课“世界近现代史专题”，以及本科生基础课“世界近现代史”和“世界文明的历程”等课程的教学之中，并发表了两篇小文，分别是《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生态学思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7年），以及《“一沙一世界”：环境史与生态世界观刍议》（《光明日报》2017年1月9日，理论版）。我非常同意厦门大学钞晓鸿老师说的一点，即“从呼唤环境史重要，到以研究成果来体现其重要”（《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晓鸿老师深耕明清社会经济和环境史多年，对环境史的理论和方法也有独到的见解，2018年11月在厦大主持成立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关于环境史的某些观点，但是我理解，他作为环境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来谈环境史的理论与实践，的确是发自肺腑并且可以引领方向的。与他“以研究成果来体现其重要”的指示相呼应，我在复旦会议上强调新形势下再认识环境史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意义时，特别介绍了以“生态世界观”为指导编撰《生态世界史》，在世界史学科范畴内整合人类史和自然史，以及努力弘扬世界史的公共价值等内容，这是我自己近些年的努力所在。

总之，通过这个重大项目研究工作，系统地梳理并总结环境史兴起、发展的贡献，可以更好地规划和指导未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这可概括为“上下求索，情系自然”。其中有些心得体会，包括接触环境史后带来的个人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尤其是环境史思维习惯的养成，可以跟学界内外的朋友分享——这也是我致力于发挥环境史的公共价值的驱动力所在。

问：多次听您谈及环境史思维习惯，感到深受启发。请您再具体谈谈您是如何形成这一思维习惯的。

答：关于环境史思维习惯的认识，不是我的原创，我只不过是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思维习惯，并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它。具体来说，环境史的“思维习惯”（habits of thought）是美国学者威廉·克罗农在《环境史功用》（William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 17， No. 3 （Autumn， 1993）， pp.1～22.）一文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这是体现环境史功用的重要所在，并成为了环境史学者的信条。其具体内涵有四条：1.人类历史皆存在于某种自然环境之中;2.无论自然还是文化均非静止不变;3.环境知识皆属文化建构并具历史偶然性;4.历史智慧通常以寓言而非政策建议或确定事实之形式出现。对其中每一条，克罗农都作了深入阐释和重点强调。限于篇幅不展开，有兴趣的学人可以找来看看。

克罗农是美国环境史大家，我虽然与他接触不多，但读他的环境史著述不算少。而我在读他此文时，特别关注了他环境史思维习惯的提法，并把它作为个人开展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起点——这可能是我的一點创见，我也一直是这么思考跨学科方法问题并落实研究的。在2009年参与环保部委托项目“中国环境通史”近代部分的研究工作，2010年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近现代华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环境史研究”之后，我又不断思考如何从事中国近代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发表了《环境史思维习惯：中国近代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起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第011版）一文。这篇文章在引述和分析克罗农关于环境史思维习惯的内涵的基础上，特别阐述了我自己的认识。其中有这样几段话，这里想重复一下：

归结起来，上述思想（指克罗农的有关论述）的核心在于强调，文化与自然两大系统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态学意识和历史学本质，或者说是它们二者的结晶。

……

由此观之，环境史思维习惯综合了生态学意识和历史学本质，其着力点，即是“根据那相互作用来阐述变化，也就是关注在自然与社会秩序之间起作用的同时发生的相互的影响”。环境史思维习惯强调，“物质层面的环境变化的历史，同时就是精神层面的人类意识的历史，也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环境变迁史、人类思想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决不可能相互分隔的。……

上述环境史思维习惯，必须贯穿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各个主题，并具体落实到资料搜集、整理以及问题分析研究之中。……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这对关系的变动不居以及针对不同时期所做研究之侧重点的不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展开中国近代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

后来，在许多场合，我反复谈到环境史思维习惯问题，并将其概括为“环境史研究中体现的整体的、有机联系的和相互作用（互动）的思维方式”。至于如何养成环境史思维习惯，我自己的体会和做法是，从日常生活中加以培养。比如，当你漫步时看到一棵大树，就脑洞大开，想一大堆与这棵树有关的问题：是什么树？树龄可能有多长？谁种的？为什么种这棵树？这里为什么选这种树而不是别的树作行道树？等等。这是我经常做的一种思维游戏，几乎是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当然，对于这些问题，不一定都能找到答案，也没必要去一一回答。不过，这样思考问题，思考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和提高我们自己观察自然的能力、思考自然与人如何关联的能力。久而久之，你就会养成环境史思维习惯，习以为常。

因为养成了环境史思维习惯，我也越来越体会到，可以将自己儿时的乡村田园生活、早年的历史研习与现在研究中的所思所想整合起来。这是因为，它们都是我可以从中理解人、族群、社区及其生活、生产方式如何与自然关联的节点。不仅如此，从事环境史研究，还让我学会了如何超越“小我”——包括我自己、我家庭、我村庄、我城市、我学校、我国度，甚至我种类（人类），等等，去神游大千世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而有可能也有机会将个人生活、工作和事业高度融合，并且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关联起来。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钟情于环境史的根源所在。

问：您参与了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工作。您如何认识环境史在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答：我2012年9月开始到清华任教，一年后正式调入。来了之后，除了在历史系上课外，也很快与同在人文学院的哲学系的卢风教授取得联系。我在北师大时，就已经认识卢老师了，是在参加京师科学与人文论坛关于“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活动中认识的——这是我与北师大哲学学院田松和刘孝廷教授联合举办的一个活动，是我那时参与跨学科活动的一个领域和场所。到清华后，通过卢老师结识了环境学院的钱易先生，以及钱先生的大弟子陈吕军老师，还有温宗国老师（后来知道他是张坤民先生的弟子）等人。当时，卢老师正在策划筹建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他恳请钱易院士出面主持这项筹备工作。因为钱先生在环境科学界和环保口的崇高威望，她一出面，校内外很多单位和人士纷纷响应。2016年4月，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人文学院、低碳能源实验室等单位共同发起，作为交叉学科科研机构的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心的定位是：进一步发挥清华大学学科交叉优势，广泛联合工科、理科和文科的一批学者进行深度合作，建构完整、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探讨生态文明的建设途径，力争推动清华大学成为生态文明研究的高校智库，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决策贡献智慧和力量。我因为有些相关的思考和研究与成果，就顺理成章地应邀加入了这个中心，作为中心骨干成员，参加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教育教学和课题研究工作。

我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一些思考和探讨，是从环境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及社会实践中生发的。在这方面，我曾经指导的博士生毛达对环保行动的重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甚至教育了我，不仅要将“专业生僻的环保知识写成最通俗易懂的文字传播出去”，而且要学会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参见《活跃在环保一线的博士后环境研究者毛达》，《京华时报》2013年11月11日）。毛达原本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学习环境学（Environmental Studies），回国后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工作了一段时间。“地球村”是一个致力于公众环保教育的民间环保组织，是我国老牌的环保非政府组织之一。毛达在工作中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产生了很多困惑，感觉有必要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问题。于是，2006年他主动联系我，恰好我那时读过一篇署名大象题为《敬畏自然——正确自然观的表达》（《环境教育》2005年第3期）的文章，见面后才知道是他的作品，聊得很投缘。2007年春，毛达顺利通过博士生入学面试。在毛达和“地球村”的朋友参与和帮助下，我策划了北京市“百人工程”项目“北京市危险生活垃圾的废物流分析”，并顺利立项。2007年整个暑期，我们一直在跑北京市的社区、垃圾转运站、填埋场、焚烧厂等单位，调查北京城区的垃圾产生、转运、填埋，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问题，最后写成将近7万字的调查报告（梅雪芹、毛达、池田武：《北京城市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状况调研报告》，《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3、4期）。2007年10月29日，我们邀请与调研工作相关的各方面代表人士，召开调研研讨会，一起讨论了几个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北京市有害垃圾管理的问题与危害分析》，被作为“百人工程”学者调研课题优秀成果推介（见2008年4月21日《北京社科规划工作简报》）。2010年，该成果获得了北京市第九届优秀调查研究成果奖三等奖。2007年秋季学期，毛达同学入学就读世界史专业环境史方向的博士生。读博期间，他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去美国休斯敦大学环境史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师从美国环境史和公众史学专家马丁·梅乐西（Martin Melosi）教授，从事美国废弃物问题及其处理历史研究，2010年顺利毕业，博士学位论文已收入《环境史探索丛书》第一辑出版，即《海有崖岸：美国废弃物海洋处置活动研究（1870s—1930s）》（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博士毕业后，我又介绍他到北师大化学学院，跟随著名的环境友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专家刘正平教授做博士后，研究二 ■英问题认知的历史。出站后，他自创自辟，参与成立或主持成立了几家环保非政府组织，很快成长为受国内外同行高度认可的环保达人。除了毛达，还有我指导的硕士生陈阳，毕业后也专门从事公民环保教育活动。他们的成长、成才，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环境史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一条新路子，即“绿道”的开拓——以前，我们常说高级人才培养和成长有三条道：“黑道”，即学术之路;“红道”，即从政之路;“黄道”，即经商之路。现在，我们开拓了环境史人才培养和成长的“绿道”，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

因为毛达的关系，我也与“地球村”和“自然之友”等国内几家环保非政府组织，以及“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建立了联系。亲身参加社会调查以及与环保一線的朋友交流，促使我将环境史学术研究和生态文明教育联系起来。2010年10月20日，我在京师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作了题为“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讲座，围绕生态文明主题，从史学前沿领域、历史学观念的更新方面对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关联做了一些比较宏观的思考。2010年11月，我应邀在《绿叶》杂志上发表题为《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从历史学者纳什的环保行动说起》一文，在结尾说道：“或许，环境史学者并不能直接提供一套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但是他们的思考和分析，无疑可以帮助与环境相关的实际工作者更好、更充分地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人类在面对生态灾难时，如何更好地认识自身的行为及其影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待的自然的态度。……以纳什为代表的一群美国历史学者，正是将环境史的这些教谕践行到公共行动和个人生活中去的典范。他们在面对环境危机时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定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能做什么‘我该怎么做，都当有真切的体会和启迪。因此，‘最终要消除这些基本问题，关键在于人心，而非机械。”这段文字表达了我对历史工作者尤其是环境史工作者如何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发挥作用的基本认识。简单地说，即是要用环境史研究成果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以培养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人才，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前面在谈环境史对于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时也涉及这一点。2011年，我还特别制作了教育部视频公开课“历史与环保”，既讲述了英国工业化、城市化以来，以泰晤士河为代表的河流污染危害及其治理情况，又讲述了英、美历史学家的环保事迹与情怀，由此认识历史工作者在环保领域的作用。

现在，我对这方面的认识更加系统、明确，这也是来清华之后的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成绩的一部分。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我参与了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生态文明十五讲”的教学工作，课程同名教材很快出版（《生态文明十五讲》，科学出版社，2015年），我也参加了编写。这门课是在学校教务处的支持下由清华绿色大学办公室组织的，担纲授课的是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14位来自工程、人文、艺术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多方面、全方位地论述生态文明建设。除了在校内参与开设这样的课程，我也多次受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委派，去其他单位开设“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讲座。与此同时，我不仅参与了由钱易先生和温宗国老师主持的有关生态文明研究的课题，而且主持了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优先引导专项课题“环境史与生态文明行为研究”，有机会更加系统、深入地思考、讨论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和实践问题。

我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能简单化约为生态环境保护，因为建设生态文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过程。要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则面临着来自许多领域的问题与挑战，包括生产、消费、城镇化建设、天然生态系统、文化教育和法制管理等领域的工作。而无论哪一领域、哪一方面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人，都有赖于人的活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德国政治学者伊林·费切尔在1978年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并强调“迫切需要生态文明”时特别提醒说：我们渴望的生态文明，是以社会主体对于这一制度的自觉意识为先决条件的;它唯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的改变，尽可能多的人的行为的改变才能实现。

所以，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人的生态文明化（或人的绿化）;要恰当地理解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着重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明确地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新人，一种首先具备生态世界观（ecological perspective or worldview）的人。我所说的生态世界观，原本指的是“环境史学者在从事历史研究时，以生态学的方法观察和分析整个世界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总的看法和观点，它是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主张和生态意识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运用，其特征表现为整体性、多样性和有机联系性”。在这种生态世界观的视域下，“世界”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土地共同体或生态共同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不仅有人类，而且有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进而言之，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的”和“你们的”，也是“它们的”，没有“我们”和“你们”，它们照样生息繁衍;而没有了它们，“我们”和“你们”只能坐以待毙。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不争的事实，已经为许多环境史研究成果所揭示。从这一事实中，可以深刻地体悟自然的巨大力量以及人类和自然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些话是在《“一沙一世界”：环境史与生态世界观刍议》中首先表述的。

对于人类来说，生态世界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持续不断地培养和塑造的。因此，为真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指标并实现其愿景，就需要下力气坚持培养和塑造人们的生态世界观。人们只有首先具备了生态世界观，然后才有可能秉持环境伦理观（environmental ethics）——人类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经长期实践建立起来的一种约束自身行为的新秩序，并有望在现实生活中自觉践行绿色行动观（green initiative）。对于具备这样的世界观、伦理观和行动观的新人，不妨称之为“绿色公民”（green citizen）。

绿色公民培养，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大重任。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社会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是令人欣喜的变化。2018年6月5日，也即第47个世界环境日，我国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确立为环境日的主题。当日，在国家主场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这一环境日主题的确立和《行为规范》的试行，无疑切中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点，即公民如何行动的问题。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即是进一步促进《行为规范》落实的有力指南和部署。从《实施纲要》的内容看，进一步指明了生态文明新时代公民行动的方向、目标、举措和路径，不啻是针对公民进行绿色行动总动员。那么，如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如何“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诸如此类的问题，既需要学理上的深思和探究，更需要结合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宣传教育实践中加以讨论并努力解决，这包括环境史教育。

所以，你问我如何认识环境史在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我想归结为两句话：环境史是生态文明新时代所需要的大历史;绿色公民培养是环境史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履行历史教育功能的体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建议，从领导干部到社会各界都要读读环境史书籍，包括我们之前出版的《直面危机：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科技出版社，2014年）。我这是在模仿十多年前Don在《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一文中的说法：“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说道：‘总统需要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植根于过去。可喜的是，杜鲁门与其继任者们大不相同，他为了工作读了很多历史著作。但是他没有读到任何一部环境史。在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读到。当时这个学科尚不存在。但是假如他今日在位，我们可以给他一张书单，并且说，总统先生，自然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中。阅读新的歷史，吸收它的观点，然后，在智慧与同情中为地球的利益而行动。”（《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Don的这个说法，肯定可以代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环境史学者的心声。这就是，希望各方面人士，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能读一读环境史。这样，他们就有可能真正懂得发展的意义是什么，他们的决策如何举足轻重，如何才能更好地平衡发展与环保的关系——环境史学者并不反对发展，而是不断思考和研究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所以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当下环境史作品可以很好地发挥资鉴功能。

问：2019年，您主持成立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致力于环境史与公众史学的发展，这是“绿色公民培养”的一部分吧？您能进一步谈谈这方面的思考和发展规划吗？

答：2019年10月20日，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成立及其工作宗旨的厘定，是我多年来有关思考和整合多方面力量的结果。我前面提到过，2009年我在北师大捣鼓了一个环境史研究中心，现在这个中心依然存在，由郭家宏书记负责。当时，这个中心得到了环保部政策法规司、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朋友的支持，也有杨共乐院长领导的历史学院作强大后盾，历史学院许多老教授和中青年教师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这虽然是一个“三无”——无编制、无经费、无办公室的虚体中心，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包括与哲学学院、化学学院、环境学院开展跨学科团队建设和研究工作，翻译了《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等。2011年6月16日《人类环境宣言》发表纪念日，中心在京师大厦举办了两周年纪念会，与80余名与会者分享了两年间的工作业绩。

2012年9月我到清华后，想再搭建一个能够按自己的思考和设想发展环境史学术、培养环境史人才的平台，这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念头。考虑到清华大学的特色，以及历史学在这里的真实处境，我更倾向于在公民环境素质教育和跨学科服务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开始关注公众史学。2015年暑期，我利用时任学院副院长的彭刚教授引介的学校教育基金会的资源，开设了为期一个月的“环境史与公众史学”暑期班课程，学生来自清华大学各院系，Don、波尔·霍尔姆，以及印度学者兰扬·查克拉巴蒂（Ranjan Chakrabarti）等国际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前来授课，同时也邀请了国内颇负盛名的环保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走进课堂，分享一线环保故事。这一教学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让我看到了按这个思路筹备中心的希望。之后，我带着几位研究生通过互联网广泛调研了世界各大学建设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的情况，并草拟了一份中心筹建方案，然后一直在等待机会。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这是我多年来与马来西亚一位华人朋友良好合作的结果。这位朋友就是李达华，是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常年致力于公益环保教育事业。他创办了马来西亚第一本环保与生命教育杂志《环环相扣》，带着这份杂志走进校园、社区进行环境宣导，尤其是让中小学生从小就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大概在2008年左右，他想使用我发表的一些文章作为环保教育的素材，发邮件给我以征得同意。据他说，他当时给很多中国专家学者发了邮件，我是少有的热情回复并答应的学者。他后来聘我为《环环相扣》杂志的现代环境史学顾问，纯粹是尽义务，我乐于从之。

由于李达华的引介，2017年10月12-15日，我应邀赴吉隆坡参加“绿色世界国际高峰论坛”。该论坛由马来西亚TGV绿色事业公司（The Green Venture，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檀香种植企业）旗下的公益组织“绿色世界”（Green World）举办，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行业但共同热衷于环保的600多人与会，并参加包括绿色世界年度颁奖盛典、绿色世界环保马拉松等在内的多项活动。10月14日上午，我在这个论坛上作了题为“树木与树人——环境史与公众史畅想”的主旨报告，引起熱烈反响。其间，该论坛组织者、TGV执行董事、马来西亚华商杰出代表拿督钟岩般和他的夫人对我的演讲和我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表示想要寻求合作，以推动环境史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服务于环保事业。

2017年，我也在参与筹备由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世界生态高峰理事会协办的“2017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12月17-18日），我提出邀请李达华参加这个论坛的青年分论坛并得到了中心的批准。这期间，李达华还与我合作，创作了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主题曲《生态文明之歌》（这个歌名是陈吕军老师给取的），随后在这个论坛上唱响，并在论坛之外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区流播开来，让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合作推动环保事业的巨大潜力。2018年3月，钟岩般先生又亲自来清华大学，与我进一步商谈合作业务、搭建合作平台事宜。几经交流，我们达成共识，由我代表清华大学历史系，联合钟岩般代表TGV绿色事业公司、李达华代表《环环相扣》生态文明传播中心共同发起，TGV绿色事业公司全额资助，成立“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Green Public History， CGPH，简称“绿史中心”）。

2018年10月19日至21日，在清华大学近春园第三会议室，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历史系协办的“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环境保护与公共历史”论坛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环境教育界、环保实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部分研究生共110余人与会，见证“绿史中心”的成立，畅谈环保、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会后，我们也专门写了《共建共享生态家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综述》，近期将由浙江大学陈新教授和李娜教授主编的《公众史学》登载。他们俩都应邀参加了绿史中心成立大会，陈新教授还在有关公众史学发展历程的大会发言中指出，需要借助公众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促进环境史和公众史的融合，推动绿色公众史学的发展。

在中心成立大会的主旨报告中，Don应邀作了“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的发言，令我大为感动。他开宗明义：“我对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向梅雪芹教授及清华大学致以衷心的祝贺。无论大家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它的成功与否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因为它的成功将构成我们时代所需要进行的人类意识的巨大变革中虽小而重要的一部分。”并给出了六条理由，全面回答了“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的问题（详细内容参见唐纳德·沃斯特：《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写在绿史中心成立之际》，侯深译，《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2期）。

中心成立大会上，我自己也有一个发言，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三观不正，何以保护环境？三观不正，又何以建设生态文明？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思考：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有感于此，这个发言稿中有如下的文字：

一定意义上，“绿色公众史学”是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思考“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之后交出的答卷。……“绿色公众史学”，要言之，即以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变化为主线，对各个时期人类关注环境、呵护自然、参加环保的思想观念、政策法规和行为实践的研究。……明确地说，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新人，对于这种新人，我称之为绿色公众或绿色公民（Green Public or Green Citizen）。致力于培养这样的新人，是“绿史中心”工作的宗旨。（全文参见梅雪芹：《共建共享生态家园——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畅想》，《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2期）

“绿史中心”成立后不久，我阅读TGV绿色事业的开创者钟老先生的传记《我的檀香缘》，并应邀为它的再版作序，这给了我深入认识檀香这个物种以及这家檀香种植企业的机会，由此也理解了其愿意捐资的深层次缘由。檀香是自然大地上的瑰宝，并在人类古代和近现代历史上充分展示了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当代，檀香的环保或生态价值也并日益显现。我想，对这一宝物之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本身的非凡价值的认知，是钟老在迟暮之年废寝忘食研究它，矢志不渝亲手种植并打造其“王国”的基础。他的这一举动，绝不是一般的植树造林，而是在创建一种新型企业及文化。这种新型企业，我们谓之绿色环保企业，这是一项绿色事业。对其企业文化之精髓，钟老先生则概括为“创新”和“利他”。因为创新，使得这家绿色环保企业具备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利他”，使得这项绿色事业日益聚拢起志同道合的追梦人。这样的企业及其文化，显然值得大力推介和弘扬。更难能可贵的是，钟老先生还积极将他的实践经历和感悟记载下来，从而在创造事业的同时，留下了反映事业发展的传记，不仅记事，而且传神。正是从钟老先生的事迹及其蕴含的精气神中，我看到了马来西亚华族奋斗和国家建设的一段历史，以及人与自然互动的一种见证。从钟老及其同道倾心经营的“檀香王国”神游到檀香联起来的大世界，谈古论今，可以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许多相关的问题。譬如檀香及其知识体系建构本身，檀香所联结的全球、区域、国家和地区关系网络，檀香种植所代表的新型企业的社会与环保责任等方面，都值得系统思考和深入探究。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是“绿史中心”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绿史中心”是一个沟通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的平台，根本宗旨是致力于绿色公民培养，具体将通过博士后合作研究转化环境史成果、相关课程开发、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等来落实推进，这是环境史公共价值的体现。中心成立一年来，基本按计划开展工作。目前，已有三位博士后进站，开展计划中的环境史学术成果转化研究和服务工作。“绿史中心”还多次举办工作坊，邀请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社会环保人士前来讲学、交流，为绿色公民培养献计献策。2019年9月17-19日，邀请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公共史研究中心首位主任马丁·梅乐西教授做了有关城市环境史与公众史学的精彩讲座。10月10日，中心还邀请了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徐刚先生来人文学院做了题为“我與自然文学”的讲座，讲述他与自然文学的因缘。他出生于崇明岛，童年是在这座岛上度过的。彼时的崇明岛还没有摩天大楼，只有花鸟鱼虫与之为伴。正是这些最原始、最淳朴的自然风光赋予了他对自然特殊的感情。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态环境的急剧破毁坏，尤其是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彻底点燃徐刚先生内心热爱自然的熊熊火焰，使他走上自然文学创作之路。同年，他先后前往武夷山、天目山、海南岛、广西热带雨林、大小兴安岭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当地的护林爱林人士促膝长谈，与他们一起目睹了国家的森林破坏现状。这种愤懑促使他以呐喊的笔调写成《伐木者，醒来！》这部生态文学作品。作品出版之后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受到林业部的高度重视，对于促进当代我国环境思潮的变化、发展功不可没。徐刚先生的讲座，不妨概括为“以山川大地为题，诗性地史性地写作”。环境史的研究和书写也包括自然文学的内容，徐先生的讲座启发我们思考如何以山川大地为题诗性地写史。

同时，我个人也在绿色公众史学理论建设和绿色公民培养实践方面有所深入和落实。不久前接受《信睿周报》年终特辑访谈，当被问及这一年我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想去推动这件事的时候，我说，我这一年投入精力最大的事，即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努力转化环境史学术成果，积极参与生态文明教育，以推动绿色公民的培养。然后，我总结了2019年所做的11件事：

（1）1月8日，参加《环境教育》杂志社举办的第六届环境教育年会（天津），作了题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公民培养”的主旨演讲;

（2）在3月3日也即“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这一天，发布“创设‘生态文明日”倡议书，提议以5月19日，即我国第八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闭幕的日子作为“生态文明日”;“5·19”谐音“我要久”，象征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持续长久，以及中国人民持之以恒，迈向生态文明的决心;

（3）3月20日，接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采访，谈及直面环境危机，要倾听不同的声音;

（4）4月7日，应邀在“首都科学讲堂”作了题为“我们需要一个生态文明日——从‘地球日说起”的讲座;

（5）4月23日，参加由生态环境部主办、中国环境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18—2019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推选暨“生态环境好书连接你和我”图书赠阅活动启动仪式;11月27日参加“2018—2019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初评会议;

（6）7月15日，参加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公众史学高校师资培训，为学员作了“作为公共历史的环境史”的讲座。在此基础上，撰写《绿色公众史学——环境史与公众史学在我国的发展》一文;

（7）与马来西亚朋友一道策划“世界绿色行动日”，带领撰写《世界绿色行动日宣言》，并在10月9日于吉隆坡举行“世界绿色行动日321”推介礼暨绿色状元国际绘本大赛上，由多国代表用不同的语言宣读;

（8）11月15日，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作了题为“环境史思维习惯的养成与生态文明教育”的讲座;

（9）12月6日，应邀在上海师范大学作了“史学家的乡土之恋——论霍斯金斯对英格兰景观的历史与公共价值的挖掘和弘扬”;

（10）12月7日，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环境史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再认识”的报告，其中特别谈及如何发挥世界史的公共价值，以便更好地为培养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人才服务;

（11）12月9日，以视频方式参与马来西亚绿色事业集团年会，倡导树立生态世界观、环境伦理观和绿色行动观，以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绿色公民。

上述工作的主旨即是要积极推动绿色公民的培养，这在已写好、尚未发表的《绿色公众史学——环境史与公众史学在我国的发展》一文中，有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举措。其中写到：绿色公众史学融合了环境史的思维习惯以及公众史学的要务，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史学实践，它涉及如何理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具备生态世界观、环境伦理观和绿色行动观的“绿色公民”;致力于培养绿色公民是绿色公众史学发展的目标。这至少可以在环境史故事撰述、环境教育人才培养以及院外合作等方面加以推进、落实，由此可使公众史学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得到发展。而一门内涵和外延如此发展的公众史学，必将在现实关怀上使古老的历史学获得新生，促使全体公众学会以生态世界观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

问：《历史教学》做这个中青年学者访谈计划，特别注重学者对历史教育的看法，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认识？您认为环境史在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融合方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和实践？

答：因为我毕业于北师大，曾经在北师大工作了很长时间，主管过北師大历史系的教学工作，也参与了历史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因此与中学历史教师和管理者打过很多交道，对历史教育自然也有自己的看法。

历史教育，一方面是传授历史知识和探索真知，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育人。现在的历史教育必须思考，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该育什么样的人。我刚才也谈到了，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绿色公民。我还认为，中学教育是培养绿色公民的关键起步阶段。因为对于更低年龄段的孩子，是要带他去自然中进行熏陶和感悟，这个阶段的孩子热爱自然，但还不懂什么理论，所以只要引导他们愿意到自然中去，喜欢自然就够了。到了中学阶段，就可以开始跟学生讲道理，告诉他们什么是生态世界观，什么是环境伦理观，什么是绿色行动观。我认为，历史课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其中，环境史思维习惯的养成是十分重要的。对中学一线教师来说，就需要重视环境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结合。基于这样的认识，考虑环境史需要与中学历史教学融合的问题，从2010年以来，我先后在北京市崇文区、东城区、丰台区和西城区，以及四川省、广东省、江苏省等教师教育中心以及一些高中作过讲座。最近一次是2019年11月15日在北师大一附中的讲座交流，讲座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如下：

教师首先可以在第一课堂上对自然知识融会贯通，以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历史为红线，注意挖掘中学历史课程中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部分所包含的自然知识，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学习，让这部分知识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中外历史纲要》来看，在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中，可以以火为例说明问题。美国环境学家、生物学家派恩所写的《火之简史》一书，大致勾勒了火演变的历史以及火的应用带来的一些问题。火从自然概念到人文概念，有一个长期变迁的过程。第一代火是原生的火，第二代火是农业时期人类学会用的火，第三代火是工业化、城市化时代的火。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掌握了用火技术后，火的作用有哪些。火一方面帮助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状态，对人类文明进程有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因利用不当造成了许多危害。这本书让我们充分了解了在文明起源中火的作用及产生的问题，突出体现了自然在人类早期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外历史纲要》所附的史料《韩非子·五蠹》篇中有“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早期样貌。我们需要意识到，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人类匍匐在自然脚下受自然蹂躏，怀揣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环境史的观念与极端的环保主义是不一样的。

《诗经》作为史料对了解早期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大象的退却》这本书就大量引用了《诗经》中的文献。历史学研究不能仅仅依靠诗歌，但作者伊懋可认为，《诗经》中对两性情感的描写与大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的男女以自然为媒介表达彼此的情感。而教科书对其中可贵的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的部分未加提及。所以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可以结合当前生态文明教育的各个方面，有意识地启发学生，指导学生运用《诗经》把人与自然关系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什么是环境史？》这本书中提到，孟子的书中引起现代环境史学家和森林史学家注意的一节，是对牛山的描写。它极好地证明了这位哲人在观察环境变迁及其原因之时的敏锐性。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对环境史学家来说，孟子最具特色的侧重点之一，无疑是他关于资源保护实践的建议，以确保资源不会被耗尽，而能年复一年地为人们所用。

除了第一課堂，教师还可以在课外探究中综合交叉地进行合理引导。中学教学中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启发学生的工作可以放在课外探究中，引导学生自觉地通过兴趣小组完成自主学习工作。以“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一课为例。在原来的教学中，我们对工业革命意义的评价，会更重视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影响，而忽略了工业革命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一些消极、负面的影响。在探究活动中，可以指导学生搜集相关历史资料，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除课堂教学和课外探究外，还可以结合实际，组织实践活动，使学生走出书本，到现实中亲身感受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环境保护的紧迫性，这就是实践活动中环境教育的熏陶。由于环境的恶化，有些地方的历史遗迹正在发生令人忧心的变化，其中一部分正在遭受损毁或已经永远消失。北京地区可以开展环境教育的地方有很多。比如，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中陈列的碑刻，因酸雨侵蚀字体脱落。北京的古树保护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在四环路上能看到，一些地方在修路时为了避开古树而分散或绕开。另外，在当前垃圾分类成为热门话题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对社区和校园的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调研。

第一课堂上自然知识的融会贯通、课外探究中综合交叉的合理引导以及实践活动中环境教育的熏陶，这三方面教学工作的目的都在于培养具备生态世界观、环境伦理观和绿色行动观念的公民，即绿色公民。

除了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开展环境教育，还可以结合其他科目的学习来做拓展。以沼泽的历史为例，湿地生态系统是生物学科会涉及的问题。湿地作为一类生态系统有明确的定义，国际上有湿地公约，我们国家也对湿地有专门的知识分类。在教育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内容同教学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做交叉学科的探究活动。可以推荐学生阅读利奥波德的著作《沙乡的沉思》中《沼泽地的哀歌》一章，并同语文、地理、生物等学科的教学结合起来。《乡村里的推土机》第五章《不宜建筑之地：保护湿地、山坡和洪泛区的运动》也讲到了湿地的作用，展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科学家、生物学家等各领域学者对湿地概念的界定、湿地作用的探究以及湿地重要性的认识。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期人们对湿地的认识，以及不当的开发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森林也比较适合作交叉学科探究活动的主题。《大象的退却》中有《森林滥伐概览》和《森林滥伐的地区与树种》两章内容与森林相关。《森林之歌》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可见有诸多此类的文献有待挖掘，地理、政治、生物、历史学科都可以做学科交叉的尝试。

感谢您接受采访。

（注：访谈上篇中，侯尚智先生的名字有误，特此更正）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