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惜生情怀及对非人类生命救助

盖光

摘要：人类要合理收受自然的“馈赠”及“回报”，首先要有惜生情怀，有善性的姿态，能有机和谐修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条件下与非人类生命同行有机一过程。人本是“善性”存在，理应对非人类的万物生命怀有尊重感和怜悯之情。非人类生物的生命能够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对象，成为关系性的“中介”，呈现文学的一种本有之态。文学与人的其他精神活动协同调节，与人的物性肌体相契合，合力作用生命有机体。文学与自然、社会及他人的一切存在有机感应与交融，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结构及多重意义指向，使生命机体能够有精神导向性。文学叙事的惜生情怀，能够畅叙生命，其关注点不只在人的自体生命，更在明晰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有机交往。非人类生命的生物习性和独有的坚守、韧性，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及相互间互动、互生机理的适应且遵循，是其生命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类对此深层认知及体认，不仅能使人类习得对非人类生命救助的技法及策略，更能成为人类自我守持的必选之策。对于文学而言，惜生也好，救助也好，既能解构一种“最后”之境，也能通过朝向未来的伦理叙事明晰当代人如何为子孙后代行倫理善事。

关键词：文学叙事，惜生情怀，善性，非人类生命，有机一过程

人不断植生保护自然万物的责任感，也在强化对自身命运走向的责任关注。人类和非人类都是生命的存在，都需共享阳光、雨露，在广袤的原野、山川、海洋、草原、湖泊、森林、河流的养育中有机和谐生存。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文中明确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人靠自然界生活”的思想时指出：“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在谈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时指出：“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人类要合理收受自然的“馈赠”及“回报”，首先要有惜生情怀，有善性的姿态，能有机和谐地修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条件下与非人类生命共同迈着有机一过程的脚步。

一、文学的精神守望之目清视达

惜生是对生命的怜惜、爱惜、珍惜，既为自我、为人类，也为万物、为大自然;既表达了生命的情怀及关怀，也是一种精神品性。生物多样性，生命关联性，生命“个体”的生生死死，以及缘何生生死死，等等，不只会成为协调人的精神状况的“中介”，也是文学灵性的基本支撑。

文学与人的其他精神活动协同调节，与人的物性肌体相契合，合力作用着生命有机体。人的精神机能必与感性肌体的有形运动相吻合，并与自然、社会及他人的一切存在形成有机感应与交融，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结构及多重意义指向。《淮南子·精神训》中有段启示性话语：“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夫天地之道，至紡以大，尚犹节其章光，爱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是故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藏能属于心而乖，则勃志胜而行不僻矣。勃志胜而行之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这种精到阐释，是从天、地分类中探究精神与形体的根源，严密地论证了天地、血气具备的指代性作用，亦为精神存在的根本元素。当天地与人的精、神，与形、体，与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形成生命合力，或同体构合，在血气、脏腑及肉身形体运动中，就合成整体性、有机性的生命结构，其内里显现的精神结构基于实在，并不断运动，且有机性协调。这段话还表述了一个重要意义，即强调人的内守精神，要保持精神活动的节度，节制对身外之物的过度欲求，或者只有节制“嗜欲”，才能够“耳目清，听视达”。

人能够“目清视达”，即会止欲，即会自由而畅快。这亦是生命机体能够有精神导向性、有明确目的与价值的基本标志。对生命机体而言，“欲”是不可缺少的，但有时难以调控、掌控，如“无序开发、粗暴掠夺”。“合理利用、友好保护”，乃至救助，是人类的清醒认知，也是止欲/治欲的良策。清醒/清静/清净，需有节/有度/有界/有限。这一切适用于人类自控，也适宜于对非人类生命的态度。这里所言的“态度”，即关涉我们所言的“非人类”生命的救助。劳伦斯·布伊尔曾言：“我继续相信，人类关怀和价值依据一种更强大的关心非人类环境的伦理来调整，会使世界成为人类和非人类的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网胡冬林就是对非人类生命的关怀及救助的楷模。他长期沉潜在原始森林，与野生动植物亲密无间，难分难舍;他细微体察，更清醒认知。他曾说，当人类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他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他的散文《原始森林手记》《约会星鸦》《蘑菇课》《狐狸的微笑》《金角鹿》等，长篇小说《野猪王》等，即为他倾情的文学书写。胡冬林坚守的理念为：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也是保护人类生存。这使他不仅“目清视达”，还总结了许多经验。如他有“聆听自然的七种方式”：一是像古人王维听“桂花落，鸟鸣涧”、徐霞客听石潭泉滴那样，细听各种细微的自然音响。二是倾听黑暗中的自然律动，流水音韵，水獭配对的歌鸣及搅水，春夜冰层融雪声。三是谛听所有人都听得到的自然声，以及所有人听不到的内在之声，如大鱼心跳、雪落湖水等。四是辨听野生动物叫声中传达的含义，水獭求偶、唤仔、警告、恫吓、报警等叫声。五是化作它们，“走火入魔”，深入秋初唧唧的灌木丛，与虫鸟你一声我一声搭话。六是聆听声音背后的生命故事，听山兔、野狍的绝叫似孩儿喊痛，是谁伤害它，为什么？七是以生命聆听生命，即以生命为代价或在弥留之际时选择聆听天籁之声。凹胡冬林认为，所有自然之声远比人类乌七八糟的声音更古老、更美丽、更伟大，因为那是地球本身发出的声音。他常常诵唱那首他最喜爱的因纽特人民谣：“在远古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动物要高兴也能变成人。那时候我们曾共用同样的话语，只因为/那时人和动物讲同样的话。”逝去的胡冬林是执着的践行者，曾为救助非人类生命竭尽付出，也引领人们识认万物生命的美好。

非人类生命的生物习性和独有的坚守、韧性，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及相互间互动、互生机理的适应且遵循，是其生命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类对此若能深层认知及体认，不仅使人类习得对非人类生命救助的技法及策略，更能成为人类自我守持的必选之策。飞翔在天空中的鸟类是美的，其美起码有两重蕴含：一是随着翅膀的有节奏运动而穿行，显现了生命的律动及无限的力量;二是随季节的转换及律动而南北穿行去搏击生命的不竭，延续生命的有机一过程。迟子建是有情怀的作家，笔者认为她的“文学情怀、人类情怀与自然情怀是融合的”。《候鸟的勇敢》中，迟子建叙事着一群东方白鹳，它们是“候鸟管护站”开春迎来的新军。在一片茫茫的水域建立管护站，使多年未得北归的侯鸟回到了育生、哺生的家，这显然是环境治理的作用，生态保护观念及措施在不断强化，生态修复及生态恢复的效果明显。白鹳的到来本是新奇，是喜事，但又颇令人忧心。对白鹳们而言，同样是新奇，是快慰，也是历险，因为人的贪婪仍在危及着它们。这群候鸟中最牵动人心、也令人揪心的是栖息在娘娘庙的那对白鹳“夫妻”，因为“丈夫”的腿受伤了（受伤原因不言自明）。疗伤中，有“家庭”的救治、探护、抚慰，更有人的救助，但后來还是被驱逐了，家不能回。秋去冬来，候鸟又要迁徙了，但伤者如何行动？最终演绎了真正的“候鸟的勇敢”，是这对白鹳命运交响。其他的白鹳举家飞向天空，这对“夫妻”的子女也随行而去;“妻子”远行又回来了，它不忍丢弃“丈夫”，于是它们相互帮扶，迎着风雪飞动，它们的“勇敢”令人震撼。但生的祈望最终没有胜过暴风雪，它们翅膀贴着翅膀，就像在雪中永远地相拥甜睡。候鸟勇敢地向死而冲、向死而生，实际上展示了大自然的“勇敢”，即执守平衡及有机，依循本有节奏韵律演进。生物间的交往、互助、跃动，即为生命的本有状态，这不也在促人“清醒”“视达”？人是有情怀及善性的，理应深情满满地体认自然的“勇敢”。笔者曾这样评述迟子建的这种情意书写：“她将无尽的情怀汇聚到这对东方白鹳身上，并极尽张扬由白鹳而聚合的一种情意、一种超验、一种崇尚，积聚某种胸怀，汇聚她惯常的美学追求。”对人而言，知解、呵护万物生命，救助万物生命，实际也在自我呵护及救助。特里·威廉斯《心灵的慰藉》中就充满了鸟的情意，不限于爱鸟，而是鸟可以疗治伤痛，治疗的不只是身心的伤痛，更是家族的伤痛。这个家族受到现代工业的污染，尤其是核污染，成为单乳家族，家族的女人不断逝去。威廉斯说，鸟与她的生命息息相关，它们“是我的哨兵。每年它们都提醒我注意大地的周而复始，春夏秋冬。春季，我发现它们在筑巢。夏季，它们与幼鸟一起觅食。到了冬季，它们放弃了候鸟保护区，去寻找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周晓枫用候鸟起兴、作比，并作为脉线叙述一位现代女子的命运走向，以见证一番光明的天地。“鸟群就是那样，在她的仰望和渴望之上飞翔。”周晓枫这样认知候鸟：“这是迁徙，这是季节性的朝圣——深埋地下的磁力，指引着候鸟内心的指南针，由此形成这个世界伟大的节律与钟摆。”“只有鸟，能够从灾难中逃生，它的翅膀就是自己的方舟。”

生命是美的，因生命是多样、有机的存在，依万物相互关联;美是“生生”不息的，也是多样的。人是求美且创美的，人何以为美：其一，人是生命有机存在。人依赖万物的多样、有机关联，永难分离。其二，人能创造美。创美的过程中，人跃动生命有机体的活力，惜生、爱生且救助万物的生命，也是在植生人的精神及文化品性。于其中，人必然“耳目清，听视达”。

二、文学的解困之放生自由

美是自由的，美的精神合韵着生命精神、伦理精神及爱意精神。美依生命的关联及节律演进，人认识且创造美经由生命（真）-伦理（道德、善）合成及过程而显现。美与自然万物的生命关联着，人的生命活动（肌体-身体、社会-伦理、精神-文化）即在关联中创造美。美畅扬自由，需要释放被禁锢、被束缚的生命。

施放自由，归复生命的本然，意在求美;对人而言，就需止欲胎欲，需“耳目清，听视达”;需改变固化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同时需要文化观念及守持方式的转换。贾平凹的《怀念狼》、雪漠的《猎原》、姜戎的《狼图腾》、王族的《狼苍穹》等作品，都有近似的叙事视角，即“戎猎”或“弃猎”，实为猎人放弃狩猎的“本职”。利奥波德曾表述：“在集体中发挥伦理约束力的价值，即所谓‘猎人道德。”“猎人道德”就是自愿限制狩猎用具（武器）的使用，自愿信奉这种道德信条，无疑提高了猎人的自尊。“弃猎”行为不只助推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修复”，也是一种“馈赠”，更是在游刃自我精神及心灵自由。当卸去负重，人的身心平衡了，“目清视达”，且得到自由。傅山（《怀念狼》）、孟八爷（《猎原》）、毕利格（《狼图腾》）、达尔汗（《狼苍穹》）几乎为“神”，既是打猎的超强技能之神，更具品性之神，亦为十里八乡尊崇的“神”。这些作品似在赋予他们“在集体中发挥伦理约束力的价值”之神。他们由休猎到弃猎的目的非常复杂，不乏焦灼且矛盾的心路，其方法及路径各异，但随时事的变迁，“内守精神”、对个体生命的规制且促成范导作用，则是确证及明晰的。

放生万物，回归其有机一过程，归复“自由”的生活，实际也是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指认。次仁罗布的小说《放生羊》有言：“那些被放生的鱼，从塑料口袋里欢快地游出，摆动尾巴钻进河边的水草里，寻不见踪影。几百条生命被我俩从死亡的边缘拯救，让它们摆脱了恐惧和绝望，在蓝莹莹的河水里重新开始生活。”放生不只表达对生命的爱意，更在归还生命本身，归还生命的动态及美态。《放生羊》叙述了一个渴求“生”、向往清净之善的心路。放生鱼对“我”而言，起初可能不为本意，放生羊也非“我”的初意，然而当生命遇到危难，面临疾病与苦痛威胁时，人往往对生命变得极度渴求。这不是梦境存在，也不只是精神的，更是生命、身体的本来。小说的“我”，似乎就缠绕在这种生命焦灼中。人心何时能够“变得纯净澄澈”，是当人与神最近的时候，才是放生生命的时候。事实上，在藏人的哲学中放生与转世，是互为表里的，并不限于神性祈望，更多的是归复善性的愿望。无论是由生而死还是由死而生，生生死死，尽管都是生命的必然，但死与生必然同善与恶相伴。当“我”看到那只含泪被拖走的绵羊，一种亲切感流遍周身，仿佛与它熟悉久识，一种莫名的冲动涌来：“我”要买下，要放生。当相互间一起如影随形时，羊就成了“你”;久识的我与你的生命相伴，是心心沟通。我们常常眼神相通，湿润的呼吸在耳边流动;你不只紧随我的身，更理解我的心。当我们同鱼、同羊、同万物共同放生，并“重新开始生活”时，我们天天接续磕长头，在嚓啦嚓啦的匍匐声中，一路前行，穿越黎明。

放生之于生命、生灵及爱，不只是寓言，也不只是一幅美的画幅，更是超越禁锢，经由身心而找寻自由，与万物生灵在浩瀚宇空中同行翱翔。老藤的小说《熬鹰》写了一个放生“鹰”的故事，结局是金老爷子对叙述者“我/郑小毛”说：“我熬鹰，把鹰熬下地。你熬鹰，把鹰熬上天。”所谓“熬鹰”就是训练鹰，熬耐力及韧性，直至将自然野性的鹰训练成服从于人的捕猎意愿，使其不失时机且最大化、优质化地去捕获猎物。这实际是转换了刀枪等狩猎工具，利用生物有机、多样的能量互动方式，“制成”工具性的鹰。小说由捕鹰、训/熬鹰、鹰猎到“弃鹰”/放生的叙述递进，传达了基本的观念：不入陷阱，不入罗网，必是含仁怀义之兽。“熬鹰”对人、对鹰来说都是艰难的，但最终是归于人的快感。老爷子不再熬鹰了，学艺的“我”对捕鹰失去了念想。“我”更宠幸金雕，坐在山岩上、草地上，看那群自由盘旋的金雕。老爷子喜欢上棋磐岩上的风鸢家族，闲时，领着黄狗，到离棋磐岩近处的山坡上。风鸢是老爷子对金雕的叫法，这是猛禽中的猛禽。老爷子有句名言：风鸢（金雕），捕不得。飞禽中以金字命名的不过两种：南半球的金刚鹦鹉和北半球的金雕。金刚鹦鹉虽然有金刚之名，但成了人类的宠物;而金雕，似乎没有谁能限制它的自由。孙未的小说《养鹰人》也叙事了一个关于“鹰”的故事，老爹一生养鹰、熬鹰声名显赫，所猎动物无数。小说叙事了“放鹰”的必要环节，当养鹰、熬鹰直至鹰的狩猎活动，而到了一定的时日，即春日猎季过去，也有放鹰回南方的过程;之后，再捕幼鹰、熬鹰，进行同样的轮回。这一次，老迈的养鹰人已经力不能及了，不想再放鹰了，不想再循环了，他想要这头“精力充沛的儿子”留在身边，他也有能力满足“鹰儿子”的食物需要;但当最后一批鹰飞走了，雨季到来了，离群的这头鹰却不思进食，“羽毛秋叶般纷落”，变得枯瘦，终于有天僵硬、冰凉了。

放生会是多面向的。被《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称为“中国第一狼女”的李微漪曾演历过现实版的“与狼共度”。她救助了奄奄一息的小狼“格林”，并养护其成长，但为了恢复小狼本有的生物本性又将其放生，让格林“重返狼群”了。与小狼共生共荣的生活经历，李微漪感觉自己精神上似乎受了一次洗礼。她发现了狼的很多长处，如自由精神、顽强拼搏、狼的竞争性等，它们善于突破逆境而活下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两部長篇小说《重返狼群》书写了救助、养护、放生及精神升华的经历。格林的生命迎接着自然的召唤，尽管在李微漪这里有精神与心灵的焦灼，但不乏趋近自由的感受。她说，自己只是一个记录者，真正的作家是小狼，小狼是故事的真正创造者，她在他的书里哭着、笑着，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李微漪透过文字告诉人们有关自由、竞争、生存、梦想、尊严、情谊、草原和狼的故事。在送走格林之后，她一度很失落，将格林的故事不只写成小说，还拍成电影，希望借此留下那段记忆，希望让更多人关注狼群，关注到草原上所有的野生动物。

自然万物/生命、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存/生机持之不渝、永无止境，于此建立“生”的观念及行动同样会持之不渝、永无止境。每个人或许都有“共度”的故事，或曾有放生的经历，这都会像一部书;如果我们要健康性书写，就需从根、从真去磨砺故事、丰富故事，演历自由，打造“万物一体”“生生”相依的故事。

三、文学的定力之解构“最后”

惜生也好，救助也好，既在解构一种“最后”之境，更蕴含未来性关注;而对于文学而言，也是朝向未来的伦理叙事，是明晰当代人如何为子孙后代行伦理善事。这作为当代人的责任，既是体现代际正义，也是生命有机一过程运演的必然;既彰显人类情怀，更注塑一种“人类精神”。

这种情怀和精神一定意义上约定了对非人类生命的救助。当文学叙事蕴聚一种“最后”策略，实为昭示人类活动应如何规避“最后”的状况。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就体认了这种叙事策略。豹子家族的消亡由一种象征性叙事展开，其中不只多向度、多层次地破解“最后”的深层意味，也反衬着“悖论”。豹子的境域叙事呈现较强的寓言特色及象征性，小说以豹子为第一人称，作为故事的讲述者，进行了生态还原，展露动物生存世界的丰富及交往策略，呈现其非人类生命基本的活动状况。尽管其中生存主角是野生动物，而以老关一家为代表的人处于附属地位，但主角“至死也不明白，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会对我们恨之入骨”。小说通过这种独特叙事方式，绘制了豹子家族的命运及走向灭亡的全过程。事实上，这不仅仅是老关一家对豹子家族的劫杀，人类活动造成自然环境的变异也让豹子失去了生存的必要环境，弱化了动物间的生命有机交往能力及条件。豹子家族成员越来越少，母亲、兄弟、妹妹和情人红果、情敌石头都被猎人老关杀死，仅剩的最后一只豹子也死在猎人手下。最后舞蹈着的豹子的死亡仍是猎人老关的所为，因而豹子慨叹：老关“这一辈子，嗜杀了无数美丽的生灵，使山林变得单一，沉寂，安全”。豹子家族的危难激起了最后一只豹子复仇的欲望，必然使猎人老关一家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

江洋才让的小说《雪豹，或最后的诗篇》以生命与心灵同体流动而娓娓叙说，也演历了这种“最后”的式样。小说直视一只走向死亡的雪豹，尽管这是一个动物个体的“命运”，却透析着整体，呈现着多重“警示”。“我”是雪豹群类及家族中一个不守规矩的“怪物”，常常与兄弟们打斗撕咬，使得母亲也不待见“我”，于是，“我”被抛弃了，成为一个孤独者。“我”有两个朋友一个神灵：“深深地热爱着的月亮”和“寂静”是朋友，而父亲则是神灵。“那面冷月常常让我的兄弟们鄙夷我。它们不断地把我当作豹族的怪物。也就是那面冷月常常使我挑战狼族的权威。”在雪豹这里，作为无处不在的朋友“孤独与寂静”都是难以别离的。饥饿与觅食是食肉动物的常态，“母亲曾告诉过我，对于一只雪豹而言，捕食是重要的，抗饿的本领更为重要”。骁勇的“我”曾经斗棕熊、战群狼，还夜间潜入羊圈，在饱食之后被捉住，受到了极重的处罚——“四肢交错被牢牢地捆在椽子上”;但这并没有摧毁雪豹的“意志”，甚至还向人炫耀“粗长的尾巴是多么的飘逸”。雪豹柔曼地舞动着，并且诱惑到了一位年轻人的眼神，于是，他获救了，回到了雪线，把自己的脸扎入陈年的积雪。饥饿、孤独继续伴随着他，他时常与朋友“寂静”说着一些无聊的话。然而物竞天择，生存的竞争始终伴随着它。雪豹有两次解救他者，一次是偶遇，知恩图报的雪豹解救了曾经释放他的年轻人——一位身受重伤的喇嘛摄影家，并将其驮至人类生活区域。另一次是在群狼巧设的伏击中解救了一只母雪豹，由此，获得了爱情，有了后代。沉浸在生命快乐中的雪豹，为了母豹和孩子又经历了“解救”。被猎者击中了，雪豹奔跑着吸引猎者，救助自己的“妻子”，然而鬼使神差，他“自己竟然跑到了父亲亡故的地方。这就是命。我闭上眼，躺在寂静的怀中”。亦如小说的名称，这是一只雪豹生命的诗篇，这种诗性书写，由内而外的叙事节律，经由雪豹的自我心灵陈述，映衬了一个动物群类生命演历的艰难。这并非一只孤独雪豹的命运过程，小说还以岩洞壁画的点线而描绘了雪豹族群演历过程，一个野生动物群类将绝迹的过程。作为“最后”的显露，这或为一个预言，或将被明证的寓言，更是一道警示。

文学展示老关家族和豹子家族的命运结局及雪豹诗篇，也明证了布伊尔在分析阐释诸多作品关于非人类保护的叙事现象，所表达的一个需要重申的说法：“人类个体和非人类个体之间的戏剧化的密切关系，可以成为想象生态问题的强大资源。”人类的“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导致自身生存家园的变异，对非人类的过度征用实际是使“生生”节律变异，是在阻隔有机一过程的顺通、顺畅。

四、文学的拓展之科学释“秘”

非人类生物种群及生命体的生生死死本是常态。“生死”维系生存及繁衍，这本是物质循环代谢的必然，是自然本然。但人类活动过度介入，使诸多非人类物种及种群别离了这种本来状况，不只常有“最后”之状，提早消亡、灭绝也是多而又多。显然，这会使得自然万物的生命运演节律不断变异，地球生命不断减少。

文学与科学都是因自然天地之正，循“生”“生生”而成，其中必探究何谓生、如何生。文学与科学都能够作用于人的精神活动，从“心”展开、辐射，不只在探究那种变异、减少之因，亦充蕴惜生情怀，探究对自然万物、对“非人类生命”的救助之策。文学调制着人的心灵有机、平衡态，科学不只助其力，更能求因、循理而确证及定准，亦能为其解密、解困，并矫正“伦理”走向。爱德华，威尔逊讨论过人的一个困境，即是否具有“固定的去向”，对此他有过一段总结性话语：“为了根据更真实的人类定义找寻一种新的道德，我们必须向内探索，剖析心灵的机制并回顾心灵的进化史。”事实上，作为科学家的威尔逊一贯的“心灵”探究必须由科学助力，从他这里我们能够认知、确证何谓“生”，并找寻持之不渝地守持生命有机一过程的方法及策略。所谓“新道德”，理应确证在此基础上的人的精神、心灵生态，而科学的力量则在于使“生态”成为实在、定在。就此而言，科学也好，文学也好，都需求因而证果，循因而明理，这或可用中国传统智慧中一词“因循而用”来注解。“因循”自然、生态、生命的本有状态，去揭示其本、运行其理;在现实中落实其质，以寻“用”之方来达“用”之地。陈红兵明确“因循而用”是道家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指在社会治理实践中顺任天地人万物的自然本性”，“尊重、顺应事物自然本性、自然存在状态……应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及自然存在状态”。

如果我们“因循”观豹、解豹，那么对豹子群类的结局，文学家与科学家都会有自己的“解”：文学家通过文学性叙事而达，科学家则经由科学实验及实证观照而解。但科学家同样能有独特的文学叙事，如史蒂芬·奥布莱恩的基因组技术研究的重要成果——《猎豹的眼泪》。该书主要研究猎豹、座头鲸、山狮、大熊猫等多种野生动物的绝迹状况，也探讨了多种保护及可利用的生物学技术，并研究如何通过技术使这些动物群类在现有数量中得以保留。奥布莱恩与学生、同事们的科学研究成就了《猎豹的眼泪》，该书汇聚着“故事”的力量，每一章都独特地述说着“小说家们所无法想象的曲折婉转的故事”。奥布莱恩在序言中称，这是“一系列故事的集成”，“这里既有历险，也有科学之谜;既有医学奥秘，也有侦探故事。大部分的主题是关于无可效仿的濒危物种和揭示了过去和现在的危险的科学进步。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并且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新基因组技术在揭示野生物种、伴生动物及我们自身的历史中所隐藏的秘密方面的力量”。作为“故事的集成”，“猎豹的眼泪”既是该书名称，也是第二章讨论的内容。猎豹作为豹子物种的一个群类，奥布莱恩的“故事”，陈应松叙述的豹子，江洋才让叙述的雪豹，相互间叙事方位尚有不同，但却没有别离这种“猫科”野生动物的一般性，作为科学方法，奥布莱恩“故事”的举证力显然更强，亦能显示科学与文学默契合作的魅力。奥布莱恩有个描述，猎豹是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陆生动物，集诸多生理适应性于一身，能在非洲平原上华丽高速地驰骋。这也使历史上王公贵族们对猎豹格外着迷，他们训练猎豹成为狩猎伙伴，而猎豹被圈养起来时也顺从乖巧。20世纪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停止大范围物种灭绝的全球决心，导致各动物园也调整了自己的角色，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收集者和展示者，转变成为保护伙伴”，其中“繁育并圈养濒危物种”就是最主要方式，显然，猎豹也在此列。奥布莱恩认为，这很快就证明了一个他们自己非常棘手的课题，“圈养”使得动物们“易受惊，易激动，甚至神经兮兮的，而且它们不愿意繁育”。在历史与现实层面上，这种记录了“繁殖持续失败，幼仔死亡率高”现象的还有许多。但在久远时间中，“猎豹可从来没有因为其皮毛而遭受系统屠杀”，这一方面因为猎豹分布范围辽阔，最重要的或许是“它们难以捉摸的天性也有效地保护了它们免遭猎杀”。

猎豹繁育之所以是“瓶颈”，根本原因就是“近亲繁殖”，随之是“遗传多样性”弱化。奥布莱恩及同事们揭开了这个谜，显现了科学技术的魅力。“近亲繁殖”显然是“被迫”的，这也肯定是猎豹种群数量减少最直接的原因。作为科学家的奥布莱恩，从严谨、实证的科学方法举证者转到一位文学家，他情意涌动地畅抒着文学情思：“想想很久很久以前，猎豹还与当时兴旺昌盛的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一道在全球漫游。想象一下，在南欧的某个地方，一只怀孕的年轻雌豹爬进一个温暖的洞穴，蛰伏起来，度过严冬。春天来了，她和她的幼崽缓缓爬出洞穴时，它们面对的世界却全然不同了，当地的猎豹和大型食肉动物全都消失不见，成了一个全球大屠杀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新种族的创始者，一个创造了这样一个宏伟的进化杰作的累积遗传适应性的蓄积库，她要与她的儿子交配，以继续这一物种得以恢复的遗业。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位猎豹妈妈泪流满面的情景，那眼泪在那以后给每一只猎豹的眼下都留下了擦除不掉的泪纹。”野生动物种群减少、生物多样性的变异，缘何造成这样的结果，科学技术的揭示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揭示野生动物繁殖“瓶颈”这样秘密的，仍然靠的是科学技术的力量;如若使野生动物种群扩大，并得以有效保护，科学技术同样是最主要的力量。对于这种“双刃剑”的力量，奥布莱恩这样表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技术本身就是將物种逼至濒危境地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也可能帮助扭转灭绝的困境。”在奥布莱恩看来，纵然猎豹的遗传现状令人绝望，但认为它们注定灭绝也是错误的。如何解决这种“瓶颈”，最大的难题就是栖息地保护的问题。不论历史上猎豹乃至诸多野生动物种群减少，与人类大量猎杀有多大的关系，但“本世纪猎豹的最大问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栖息地丧失。生存的希望与其说依赖于过去，不如说更依赖于未来。如果能痛下决心实施保护猎豹及其栖息地的举措，我打赌，猎豹的种群将势不可挡”。事实上，这何止是猎豹种群呢？任何野生动植物保护最根本的原因不就在此吗？如果说疯狂杀戮及乱砍乱伐还可以节制的话，那么栖息地保护及拟制扩张则是极为困难的。奥布莱恩认为，更重要的还需提醒医学界，诸多让人衰弱的人类疾病与此亦有关系，因而这对保护人体健康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强化共同体意识，保护意识，明确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文学启动着坚执步履且成就卓然，但起点常新，责任常在，担当永在，迈上新台阶亦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 张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