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中定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格局形成过程考察

李桂华 张志洁

摘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格局的形成，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互动中政党关系定型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政党关系制度化的成果。抗日战争结束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建立，以中共为中心的民主阵营初步形成。但是，在国民党当局的分化镇压下，民盟被迫解散，各民主党派一度归于沉寂。基于对国内各阶级力量、各民主党派现状和现实政治形势的研判，中共作出新的政治架构思考。民革建立和民盟恢复活动后，中共迅速调整政策并发出“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迅即响应，参加新政协运动，确定自身的民主党派身份，参与筹备新政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各民主党派纷纷讨论存废问题，经过取消合并，最终确定了当今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格局。在与民主党派的互动过程中，中共因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调整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策略灵活性的体现，而不是根本原则的改变。这种持续的政党互动表明，中共追求建立新型国家制度、追求发展人民民主的初心未曾改变。

關键词：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政治互动;民主党派;“五一口号”;人民政协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2-0005-18

抗日战争结束至1950年，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频繁互动，共同为争取和平、民主和自由，反对战争、独裁和专制而努力，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上述互动，最终确立了中国现代政党制度格局，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走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廓清中国政党制度中政党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生长过程，是中国政党制度和统一战线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于本文所涉及的主题，学界目前已有一些成果。其中，对于中共1948年前后的几次政策变动，田松年对米高扬报告和毛泽东同斯大林的两份往来电报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从中共自身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适应斗争的需要产生的”，并不是“由于苏共的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2]。杨奎松和沈志华则在采信报告和往来电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杨奎松认为：中共此间对民主党派政策的变动受传统理论和苏联经验影响较大，斯大林的意见与中共对民主党派政策变动有明显关系^[3]。但与此明显不同的是，沈志华提出：中共在制定民主党派政策时有着极强的自主性，从而使中共的主张与苏联的制度架构不同;致斯大林的电报可能只是毛泽东因担心引起苏联疑虑而进行的试探，是与其本意“完全相反的意见”^[4]。除此之外，叶汉明以民盟为研究对象提出：1946年至1949年间民盟经历的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民主党派主流的发展轨迹”^[5]。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存在着下列不足：一是对于部分历史过程仍然观点殊异，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二是部分内容缺乏应有的学术言说;三是从整体上全面考察1945年后中国政党制度格局形成过程的研究仍然较少，以中国政党制度发展为研究视角进行的此类总体性研究更少。基于此，笔者拟在充分整合史料的基础上，爬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格局的确立过程，分析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关系定位的内在机理。

一、协商：民主党派阵营的初建及其与中共的互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建立了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实行一党独裁统治。此后，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救亡图存，一些中间党派逐渐建立起来。对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立与成长起来的各党派，中共在其建立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对他们评价不高，甚至一度将其视为“反动营垒的一翼”。各党派也多对中共持否定态度。1935年12月，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摒弃“左”倾关门主义，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此后，中共逐渐对各民主党派的抗日民主活动予以更多肯定性的评价，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也逐渐开展起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与民盟在民主宪政运动、成立联合政府、召开党派会议、反内战和反独裁等斗争中的多次合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重庆谈判特别是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或“旧政协”）前后，当时独特的国际国内环境使中共与民盟等民主党派有了更多协商合作的机会，也使更多的民主党派得以建立发展。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民盟中央领导人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多次会晤，就国是交换意见^[6]。中共听取了民盟方面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军队与政权问题等事项的意见建议，双方就团结配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7]。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同正在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进行交谈，鼓励他们组织起来，为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贡献力量。1945年10月10日，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规定：“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8]此后，基于中共的鼓励与国民政府的承认态度，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下简称“民联”）、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早期组织之一，以下简称“民促”）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相继成立。它们与早前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易名“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45年10月改名“中国人民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纷纷在公开状态下活动，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争取和平、民主和自由，反对战争、独裁和专制，成为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

《双十协定》规定：“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8]12-13早在《双十协定》签订前，国共双方即已就政协会议的代表名额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国民党方面答应中共方面所提“民盟作为政治协商会议单位之一”的要求，并决定将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分为四个方面，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9人。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推选，社会贤达代表由国共双方协商推定。但是，当民盟酝酿推选代表时，国民党却唆使原来包括在民盟之内的青年党独占5个名额，并要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企图以此达到“拆散民主同盟，使它不成为一个参加旧政协的单位”^[9]的目的。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方面“坚持民盟的九个代表席位不能减少”，并主动提出“中共可让出两个名额，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10]，使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根据林淇所述，早在1945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拜访民盟主席张澜时，就曾提出“希望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并得到张澜首肯^[11]。据笔者所见，这是关于中共与民盟之间“君子协定”的众多版本中时间最早的一个。我们可以想见：中共与民盟在当时同属在野党，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本就有着诸多共同点，有着合作的现实动机。此次名额事件的发生更使民盟对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更大的区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显示，在名额事件出现后的10月19日，“民主同盟由邓初民代表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徐冰两人会谈，决定交换情报及资料办法，规定民主同盟嗣后收得各地政治军事情报及有关文化、教育、农民、工运等资料，一律另行抄送一份至新华日报资料室。同时，新华日报资料室每周亦开送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等资料给民主同盟盟刊民主周刊社。民主同盟之特殊文件及重要宣传品，亦由新华印刷所义务承印”^[12]。该情报还显示：11月初，中共又进一步与民盟签订秘密合作协定，同意“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得共同携手奋斗”;“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协议”^[12]20-21。

囿于材料限制，该情报的真伪尚不得而知。但在此名额事件后，中共与民盟联系更加紧密，双方也有了更多的协商合作。1945年12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协会议。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史料显示，在政协会议前，中共即与民盟“默契配合，互相支持，一起邀请了34位国内有声望的学者名流，组成政协代表顾问团，为民盟和中共政协代表提供咨询”^[13]。这34人几乎全部是民盟、民建等各民主党派的重要骨干或知名的無党派民主人士。民盟留渝中央执行委员也在政协会前召开座谈会，为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同中共基本一致的方针。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会下磋商，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14]。国民政府甚至宣称：“民盟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及会后对各种问题之主张与行动，均与中共采取一致之态度。”^[12]21对于中共与民盟的合作，时任民盟中央常委的罗隆基曾回忆：政协会议期间，在政治组讨论改组政府问题时，他与中共代表王若飞“事先好好地研究了对策”，“在每次开会前”就当天会议要讨论的内容相互沟通交流，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关于修改宪法原则问题，共产党同民盟双方的代表每天的晚间总是聚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些问题的。那十二条宪草修改原则，就是共同讨论的结果。”^{[9]146-147，150}李维汉回忆，中共在“国府委员、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都“尽量照顾”了民盟的利益。而且，在政协会议期间，“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15]。李维汉所指之“君子协定”，是指中共与民盟之间达成的合作协议，即中共与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协商，采取一致行动。仅依上文所述，我们已可发现中共与民盟间“君子协定”达成时间上的“1945年9月15号说”“1945年11月秘密合作协定说”和“政协会议中达成说”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也是目前学界对“君子协定”达成时间的众多版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提法。不管如何争议，学界对中共与民盟间“君子协定”的存在没有任何争议。在重庆谈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与民盟曾达成合作协议，并曾就重大政治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和配合，最终保证了政协会议的成功。

在此期间，除民盟外的其他各民主党派也积极活动，在政协会外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极大地促进了民主事业的发展，保证了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1946年1月8日，民建举行茶会，招待政协会议代表及各界人士，报告民建成立经过，并向政协会议提出“内战必须先停止”“会内会外的组织必须健全”“国民党必须开放政权”^[16]等8项初步意见。1月中旬，民建再次向政协会议提供意见。意见包括政治协商会议、保障基本人权、政治、军事、财政及货币、企业等6项内容^[17]。与此同时，民建在上海的理、监事吴羹梅、胡西园等30多人联名致函政协会议，表示完全同意章乃器代表民建提出的意见，要求改组政府，改选国大代表，实现蒋介石在政协开幕词中关于人民权利的若干诺言^[16]19。1946年1月4日，民进在其成立后的第六天即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并提出“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和“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18]等8项主张。1月14日和21日，民进两次对政协会议提出建议书，提出“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政治协商会议代行正式最高权力机构职权”“国大代表必须重选”等一系列建议^[19]。1月18日，九三学社筹备会向政协会议提交意见书，提出“开放政权”“切实执行停止军事冲突”等9项意见^[20]。1月26日，民联亦向政协会议提出意见书，建议“立即结束一党训政”“由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的贤达人士，组成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21]。除向政协会议提出意见外，民建还与救国会、民联以及重庆各人民团体，于1946年1月12日组织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成立后，先后举行8次各界民众大会，向政协会议提供建议，声援中共与民盟等民主力量在会场内的斗争，声讨国民党特务的骚扰破坏，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16]21-22。

在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努力下，政协会议最终在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后于1946年1月31日闭幕。对此结果，中共中央迅即给予高度评价。1月31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指出：“虽然这些协议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让互谅的结果。中共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6]657 2月1日，中共中央在就政协会议后的形势与任务给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的指示中对之作出了更高的评价。该指示认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22]。

《双十协定》的签订使各党派的存在合法化。民盟和第三党等既有党派得以公开活动，民联、民建、救国会、民进、民促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亦纷纷建立并公开活动。各党派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大的平台争取民主、和平和自由，反对独裁、战争和专制。因此，重庆谈判后至政协会议召开前后的这段时间，成为各民主党派公开合法地开展党派活动或联合行动的难得时期，也因此成为各党派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的一次重要检验。在对民主与独裁、和平与战争、自由和专制的选择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共为中心，包括民盟、民联、民建、救国会、民进、民促、第三党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在内的民主阵营;以国民党反动当局、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在内的反动阵营。

二、沉寂：各民主党派的沉寂与中共的政策反应

政协会议闭幕后，中共即着手履行政协协议。但是，国民党政权对政协通过的5项协议非常不满，也不愿意接受任何民主改革。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协议，继续坚持独裁原则，而且一字不提国民党将执行整军方案。政协协议终成一纸空文。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积极部署全面内战：向全国各地运兵，抢占各大城市;利用美国援助扩军备战;频繁制造摩擦，企图利用有利条件占领整个东北。

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协议和部署全面内战的举动引起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反对。1946年2月23日，民盟总部宣传部长罗隆基在民盟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民盟对东北问题甚为焦虑。”民盟建议“军事执行小组应立即赴东北开始工作，以停止军事冲突”“东北的政府应立即用协商方式改组为民主的地方联合政府”^[23]。2月28日，为督促国民党政府彻底实现政协决议，民进联络上海23个团体集会，决定成立上海民主运动团体联合会筹备会^[24]。3月31日，罗隆基发表声明，表示民盟在国民大会和参加政府问题上与中共同一态度，拒交国大代表名单。4月宪草审议会上，民盟代表又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一致反对国民党对政协宪草原则的篡改。接着，民盟在上海发表谈话，声明“政协五项决议，是全国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同一致商定的方案，这是全国人民所接受所拥护的方案……绝对不容许任何党派单独否认或撕毁”^[7]37。5月5日，民进、民建、民盟等12个党派和40个团体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通过了制止东北流血事件、反对保甲制度等6项提案。

对于各民主党派反对独裁与走向联合，国民党方面非常不满，并很快采取措施进行镇压。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捣毁了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的会场，制造较场口事件。2月20日，国民党特务在北平策动还乡请愿团捣毁军事调处执行部事件。4、5月间，国民党当局又在西安、北平、南通等地制造多起绑架并暗杀民主人士和爱国学生的惨案。6月，国民党当局派人殴打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制造“下关惨案”。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通过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分化和打击民盟。国民党当局对黄炎培、张君劢等民盟领导人进行利诱，对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等人进行污蔑^[25]，陆续杀害王任、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成员，殴伤参加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的民盟主席张澜，取缔及查封与民盟有关的多家报刊^{[23]160，175，177，190}。1947年4月22日，南京《中央日報》发表社论，公开对民盟加以污蔑，且公然提议否认民盟合法地位。5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将民盟、民进、民建、民联、农工党等民主团体诬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23]305。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又发表某政治观察家谈话，称“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而行”^[26]。10月23日，国民党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和“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23]337。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被迫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23]333。

作为各民主党派中最具代表性的党派，民盟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促进国内和平民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民盟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等“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27]，并因此屡屡被国民党指斥为中共的“友党”“尾巴”，从而不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利诱打击，直至最后被迫自动解散。作为追求民主、反对独裁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党派，民盟在抗日战争及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与中共关系密切，且观点较为一致。但是，作为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而构成的政党，民盟不可能没有独立意见。实际上，从其成立之日起，民盟即一直力图“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解国共的武力冲突”^[23]240，并希望通过民盟的调解，使“中共放下武力，循民主宪政常轨办事”^[23]199。基于这一定位，自其成立至被迫解散期间，民盟多次以第三者和调停人的身份发表声明，提出不同于中共和国民党的第三种方案。因此，当国民党企图拉拢民盟时，民盟进行了回击。而当国民党当局和社会舆论认为民盟与共产党关系过于“密切”时，民盟一度与中共在政策及行动上保持一定的距离。1946年3月17日，梁漱溟在造访延安时向中共方面指出：“民主同盟为国共两大党外的派别。望共党不要拉得太紧，使人们看来太一致;共党行动不要和社会太隔阂，使他们做朋友的难说话。”^[28]

对于民盟的这种第三者定位，中共将之视为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与妥协性的表现。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即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民盟中“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是“自由资产阶级”“独立的政治团体”^[29]。在中共看来，作为民盟构成主体的这两个阶级都属于“中间阶层”，而“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29]。其中，小资产阶级虽属劳动人民，但却具有“散漫性、动摇性”^[30]等特点。民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则是“带两重性的阶级”，需要对其“采取慎重的政策”^[31]。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盟，力图“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29]，是其在革命中动摇性的体现。“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32]因此，“国民党威胁一来，民盟有的领导人就表态宣布解散”^[32]。

民盟的解散是中共方面所难以接受的。在民盟被迫自动解散后，中共方面多次对此提出批评。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电斯大林时即指出：“民盟中有同情我们党的人……他们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解散了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33]1948年上半年，毛泽东致信在港民主人士时再次批评：“民盟受南京政府压迫时，自动解散是错误的。”^[34]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时仍然批评民盟当时的做法不妥。周恩来指出，“不管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一个进步的政党本来是领导人民工作的，哪能一压迫就不工作”，民盟“收回旗帜是有损失的”^[35]。在民盟被迫解散前后，伴随着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和国内形势的日益严峻，此前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民联、民建、救国会、民进、民促等其他各民主党派亦在中国大陆沉寂下来。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知名民主人士纷纷转移或避居至相对安全的香港。与此同时，中共香港分局也在周恩来的具体部署下，积极帮助各界民主人士向香港转移^[36]。

毛泽东于1947年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指出，“随着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已不复存在”，“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33]。毛泽东有关民主党派政策的上述表态，既与中共此前的政策不同，也与之后不久的政策不同。因此，这一难以上下衔接的电报让许多学者充满疑惑（笔者将在下一节具体阐述各位学者的疑惑）。但认真审视此段历史后可以发现，毛泽东用一种完全不合乎其自身政策理念的话语去试探斯大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的上述表达应是其基于对国内各阶级力量、各民主党派现状和现实政治形势的研判后作出的新的政治架构思考。我们不能简单判定为中共就此不再希望组建联合政府，不再希望其他党派发挥作用。实际上，毛泽东更多考虑的是，在各民主党派被迫解散的现实形势下，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基础上的统一战线，使各民主党派可以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是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策略开始发生调整^[37]。1947年 2月 1日，毛泽东从利于革命的角度主张暂时保留“三三制”，因为当时解放区的状况与抗战民主改革已经深入了的根据地的状况基本相同，所以中间分子、党外进步分子还应吸收进来^[38]。到 1947年 12月 25日，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之際，毛泽东指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38]332

三、新生：“五一口号”的提出与新政协运动的开展

就在中共中央因应形势发展而提出上述新政治架构设想后不久，各民主党派在香港重新开始活动，并再次展现出蓬勃生机。1948年1月1日，由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在香港宣布成立，明确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21]133。1月5日，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本盟今后要想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除非根本推翻这个蒋政府外，别无他路可走。”^[23]346民革是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各民主派的大联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大的影响力。民盟由于其组织构成和历史发展的原因，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更不待言。因此，民革和民盟公开活动并表示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2月3日，民革、民盟、农工党、救国会、民进、民联、中国致公党（以下简称“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在香港发表联合声明：“绝不承认南京独裁政府所签订之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23]373。各民主党派重新公开活动并再次走向联合。

对于民革、民盟等各民主党派的公开活动，中共中央很快就作出反应。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称：“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39]1月15日，周恩来告知中共中央城工部和社会部，应本14日中央指示和去年10月27日中央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我党的领导权，反对组织所谓和平统一大同盟一类计划的指示，指导平、津等处上层统战工作^[6]778。1月16日，中共中央就边区政权性质指出：“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22]184-185这实际上调整了前文所述中共中央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的指示。

在明确获知各民主党派对新政协的支持态度后，中共即着手准备，接送在香港和上海等地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等人，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49]。8月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方方和香港分局电，指出“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随后，方方、潘汉年等和赶到香港的钱之光研究并着手进行了秘密接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工作^[6]803。此后，在中共中央的妥善安排下，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李济深、章乃器等一大批民主人士陆续从香港北上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据相关资料统计，仅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就有20多批、1 000多名。与此同时，一些在上海、北平及海外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分别以各种途径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并与自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一起在北平汇合。中共“五一口号”中“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提议终于有了实行的条件。

四、识别：新政协参加党派的身份认定

在各民主党派重新活动后，特别是在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和各民主党派北上解放区后，一个现实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哪些人、哪些單位可以参加新政协。“五一口号”发布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提出“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并以之征询上海局、香港分局和各民主人士的意见^[45]287。194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以及在香港工作的潘汉年，请他们“用非正式或交换意见的态度”与“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22]199。6月13日，中央再次要求他们“向各民主人士征询有关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问题”^[48]。此后，在中共安排的第一批民主党派代表北上东北解放区时，中共中央于9月18日电告东北局，安排他们接待由香港赴东北的两批民主人士，并“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之时间、地点、人选及议程的意见，报告中央”^[22]206。10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等人，向其发送《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两个文件，并指示高、李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协诸问题与各民主人士协商。在文件中，中共中央建议新政协筹备会应包括“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并开列了39项新政协单位建议名单。党派名单中除中共外，还包括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和民建等9个党派^[22]211-212。此后，在广泛征求各方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1月25日同各民主党派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再次确定了上述9个党派的参加者地位^[50]。

其实，正如前文所述，早在重庆谈判和旧政协召开时，即已初步形成了民主党派阵营。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组织中联合行动，声息相通，守望相助。此后，受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迫害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又纷纷避祸香港，在香港通过秘密会谈、双周座谈会、发布联合宣言等方式声援中共，反对国民党当局。因此，各民主党派早已形成相对固定的阵营，对自身及其他党派是否属于民主党派也早就有了相对清晰的集体认同。因此，在港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大多认为“代表的决定，应看其是否自抗战以来到现在均对民主运动有贡献，是否有代表性、全国性”，或是“两年来对民主运动有贡献，人民承认”^[51]。这实际上是各在港民主党派对自身角色地位、价值意义的一种集体认同。194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名单中开列的9个党派，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后的结果。因此，名单中的9个党派，既代表了中共对民主党派范围的认定，又是各民主党派自我认定的结果。

在与各民主党派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后，194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怎样对待各民主党派、团体的地方组织的指示”，正式提出：对于“党中央发出‘五一口号以前即已成立，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同斗争上多少尽了点力的各民主党派”，“亦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致公党等”，“应一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加以保护”^[52]。在该指示中，中共中央首次确定了民主党派的两项认定标准，即“‘五一口号以前即已成立”和“在共同斗争中多少尽了点力”。同时，中共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符合上述标准的9个党派的名称[①]。据笔者目力所及，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发布各民主党派的认定标准和名单。

在此之后，中共按照上述标准拒绝了一些党派加入新政协的请求，向一些党派提出了撤并调整的建议。1949年5月20日，周恩来正式向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提出，该组织“今后的组织形式应该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不是政党而是政治活动团体”^[53]。6月5日，李维汉与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谈话，指出该党并不代表农民，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6月27日，李维汉向民主社会党革新派领导人汪世铭提出民社党革新派“作为参加新政协的一个单位是不适当的”，“革新派的组织可以结束，其中为民主事业奋斗之青年可介绍加入民主党派”。在此期间，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中国少年劳动党等亦相继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劝说下解散组织并发出通告^{[50]54-55，58，67，71，72}。

与此同时，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一些原本由于条件限制无法邀请参加的党派团体也逐渐具备了受邀条件。1949年6月16日，周恩来在向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作汇报时提出增加九三学社、台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新的党派单位^[54]。对于这一调整，周恩来在当天的报告中以九三学社和“小民革”为例解释称：“我们期待这两个团体进行秘密工作”，“当时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因此“没有邀请他们来参加”^[53]17。9月7日，周恩来再次解释：“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35]133-134在增加上述三个党派单位的同时，新政协筹备会又将无党派民主人士改为以党派单位对待。对于这种调整，周恩来解释，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因此，他们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35]133-134，125，127}。

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一，虽然新政协筹备会最终确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党派单位身份参加人民政协，但考虑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由中共中央决策建立的、在中共领导下的“全国统一的青年群众的积极分子组织”^[55]，因此中共只是将其作为党派单位，而没有将其视为民主党派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有党派性的人民团体”^[56]，又逐步脱离党派性质而被视为群众团体。因此，本文所指的民主党派不涉及该组织。二，虽然新政协筹备会将无党派民主人士调整为以党派身份参加人民政协，但主要从其功能实质来看待其党派性，其“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57]，因而无法按民主党派组织认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本文所指涉的民主党派格局初步确定，实际上包括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等党派。

五、定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政党格局的确立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除中国共产党外，前文所述之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盟等11个党派一起参加了此次会议。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同时，人民政协的召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使各民主党派有了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人民政协闭幕后不久，各民主党派却纷纷酝酿合并或解散。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2月18日，救国会发出《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宣布“作为人民的政治性的组织，它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向全国同胞，朋友们和同志们宣告它自己的光荣的结束”^[58]。其间，民盟、民进相继提出解散。农工党在该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都曾提出结束问题。九三学社也“预备解散，曾经为这件事，开过几次会，并且已经着手草拟解散宣言”^[20]88。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除台盟外”，“各民主党派内部都曾发生过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组织的存废和要不要以《共同纲领》为政治纲领”^[59]。

正如前文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各民主党派联系它们各自所代表的一定阶级和阶层共同革命，并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革命者共同革命。也就是说，各民主党派为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在此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民主党派的此次解散风潮，不但影响了各民主党派的稳定与发展，影响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稳定与发展，还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亟待稳定的国际国内局势。

各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较为复杂，其原因各不相同，时间也有早有晚。从其自身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原因有四种：第一种，一些民主党派早已确定合并，因而需要解散，如民革、民联和民促。这三个组织的合并事宜，早在民革成立之前就已经酝酿确定下来，只是当时还不具备合并条件^[34]。因此，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宣布合并，民联、民促也随之解散。第二种，一些民主党派以革命胜利为目标，因目标达成而意图解散。民进早在1945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时即已确定：“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束。”^[19]158因此，在人民政协召开前后，民进认为自己的既定目标已经实现，一度准备解散组织^[19]206。1949年春，九三学社成员黎锦熙在与毛泽东会谈时亦指出：“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60]虽然毛泽东劝说他们不要解散，但此后九三学社仍然认为“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我们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政协会后即“预备解散”，“并且已经着手草拟解散宣言”^[20]88。第三种，因与中共关系密切和政党重合等复杂原因解散。救国会是此类型的典型代表。救国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政治团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救国会邓初民等人曾多次提出：救国会应成为“代表革命知识分子的政党，主张与政纲应与中共无不同之处”，“本会应成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同时，救国会亦是民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救国会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和其跨党身份，救国会在最初加入民盟时遇到阻力，此后更是在民盟内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人事纠纷”。因此，救国会本身很早就有着存废争论，并最终在1949年9月决定结束日期，随后于当年12月宣布解散^[61]。第四种，不愿解散，但迫于党内积极分子的压力而决定停止。在人民政协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党内发生了关于该党存废的争论。在其举行的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农工党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分歧：一种意见力主“光荣结束”，认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党已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持这种意见者虽是少数，但说话很有分量，被认为是“代表进步的意见”。持另一种意见人数较多，不愿意取消组织，但不敢理直气壮地力争，只是情绪消沉，等待会议最后作出决定^[62]。最终，会议决定停止吸收党员及发展组织，“党员中的工农分子及青年，应该介绍他们参加中共领导的工会、农会及新青团，在加入这些团体之后，即不再为农工民主党党员”，党员可分别参加民盟和中共^[52]725-726。实际上，该党内部对这一决定“并不衷心赞同”^[52]737。除去上述原因外，自身组织的建设、党派交叉、发展方向不明、对自身发展信心不足等问题都严重阻碍了各民主党派的向前发展，亦成为影响其存废的重要因素。

六、结  语

当今中国八个民主党派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共同为争取和平、民主和自由，反对战争、独裁和专制而努力，逐渐形成了以中共为中心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民主阵营。但是，1947年底，在國民党当局的分化镇压下，民盟被迫解散，各民主党派亦归于沉寂。而作为民主阵营的擎旗人，中共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此后，在民革建立和民盟恢复活动后，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迅速响应，发起新政协运动，筹备新政协。民主阵营再次聚合，中共的领导地位也在形势的发展中得以最终形成。此后，在经过民主党派内部短暂的存废争论后，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格局最终确立。

中共不断因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调整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在重庆谈判和旧政协期间，当各民主党派纷起，为争取和平、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时，中共坚决地联合他们，与之协商合作。当民盟被迫解散，各民主党派归于沉寂时，中共迅速提出了未来政府架构的新思考。当各民主党派活动在香港兴起后，中共又迅速修改政策，发出“五一口号”，呼吁新政协的召开。可见，中共的政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调整的。面对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只有因应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而不断调整政策，中共才能不断纠错、不断调整完善，最终使其决策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中共决策的正确和自身的活力。上述政策的调整变动，是中共策略灵活性的体现，并不是其根本原则的改变。因为在中共动态调整对民主党派政策的整个过程中，坚持革命领导权的一般原则一直未曾改变，中共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初心一直未曾改变，中共建立新型国家制度、追求发展人民民主的初心一直未曾改变。如果仅以中共决策的变动与否为标准，忽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从而质疑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诚意，质疑中共思想和原则的连续性，其结论必将是片面和有失公允的。

当今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格局的形成过程，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互动过程，是各民主党派逐渐认可并接受中共领导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深化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中国特色国家建构认知的过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格局的形成与中共领导地位的确定，都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和意志。它们是重大历史关头一次次抉择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格局的历史形成，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这一制度设定中各自定位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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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