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任艳琴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加速和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下农村社区的需求，对于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成为了当务之急。在乡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鼓励之下，JB社区形成了有效的“1+3”社区治理模式。通过对“1+3”治理模式的深入分析，以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其他农村社区治理提供理论及实践层面的指导。

关键词：农村;社区治理;“1+3”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6-0049-02

如何探索构建符合农村社区发展要求的新模式，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感受到幸福感和获得感，已成为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

农村社区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农村社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约束，农村社区治理仍存在着以下困境。

第一，农村“空心化”。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是每个农村社区在治理过程中都会遇到的瓶颈，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民进城打工、经商或谋生的人数不断攀升，导致农村人口密度逐年递减，出现了“人去房空”现象。无论在任何时代，治理的主体永远是“人”，否则，治理将毫无意义，农村“空心化”问题将直接制约着治理的有效落地。

第二，村干部負担过重。村干部肩上负担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治安、征地拆迁等各方面的工作，每一件都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到党的方针政策，小到邻里吵架，每一项任务都要靠村干部消化解决，村干部面临着“负担重”问题。其次，党中央的农村政策，都需要村干部直接落实。农村问题复杂多样，村干部面临着“政策急、问题多，落实难”的困惑。

第三，社区服务体系不完备。社区为居民提供的服务资源并不完全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居民的“柔性需求”与被提供的“刚性供给”之间的不匹配，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不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此，成立专门性的以服务为职能的组织成为当前的迫切问题，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服务供给与需求相对应”问题，将社区服务真正落实到位。

第四，村民参与意愿较弱。社区治理的主体是村民，社区治理也需要村民积极参与。但是由于经济条件欠缺、公共性意识的匮乏、责任意识的淡薄，大多数村民对社区事务参与热情偏低。并且，在城镇化浪潮的推动下，农村青年劳动力“背井离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乡村集体活动。久而久之，“公共性”意识更加匮乏，自身利益的难以有效表达，社区治理形同口号。

二、“1+3”治理模式分析

（一）JB社区现状分析

JB社区地处LZ镇西南1公里处，全村共327户，1 323人，有5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2 758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农民收入以养殖和外出务工为主，平均收入4 500元。该社区坚持以发展林果业，巩固种植业，扩大养殖业的主体发展思路。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开始走向市场化，JB社区以往那种“乡土”人情味日渐淡薄。由于利益争夺，该社区村民之间的矛盾在逐渐增多。随着村庄“空心化”问题的出现，偌大的村庄青壮劳动力减少，留守老人和儿童增多，村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对村庄的认同感出现危机。

（二）“1+3”治理模式的探索

为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自治组织角色回归，强化政府服务，培育群众自治，改变传统的治理模式，破解社区治理的难题，努力将JB社区打造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人居和谐的美丽社区。JB社区按照“问题导向、解决问题、力求实效、群众满意”的要求，探索一条适合本社区的“1+3”社区治理模式（1是指社区村党支部，3是指村委会、承担经济职能的合作社和承担服务职能的社区）。

JB社区成立了“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这一合作社的基本功能有：实现成员生产经营的规模经济;降低成员的交易成本;减少成员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成员的市场竞争地位。同时坚持：稳健经营、以成员为本，发挥组织力、厚积自有资金和自由资产、重视公共关系，争取外部扶持、创建全国农民示范合作社。在这一经济合作社体制之下，合作社的一成收入用于合作社的正常开支，三成列入集体收入，三成用于人员公子的发放，三成用于股东分红。合作社的成立稳定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现代农业经营的一支主力军，是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骨干力量，促进了农民增收，成为了建设农村和谐社会的一支力量。

承担服务职能的社区下设“四个委员会”，分别为搭把手委员会、跑腿委员会、说事儿委员会和找乐儿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民主投票选举一名委员会主任和两名委员。委员会主任的主要职责有：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召集和主持委员内部会议;参与村级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指示，安排布置工作，协调各方面积极性;及时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定期设置发展规划;及时了解政策动向以及县镇服务部门动向，服务于信息咨询与政策解读为民办事工作;按时向党员代表会议报告工作;由村民代表会议和党员代表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委员的职责主要包括：接受委员会主任的领导，执行委员会的决定;遇到村民求助按要求及时解惑或帮助村民;按时向委员会主任报告工作。委员会主任及委员实行三年任期制，同村委会选举—同届同期，流程大致如下：村党支部书记提议—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讨论—确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主任根据自身以及社区情况确定其余两个委员会成员—委员会成员选举结束，以广播、微信、公告栏等形式公示。

（三）“1+3”模式取得的成效

1.减轻“两委”工作负担。“1+3”模式施行以来，以前都务必需要村委、干部亲自处理的事务，例如纠纷、红白喜事、环境管理等，都可以全权交给委员会主任或者委员们。“四个委员会”的成立，在村干部和群众之间搭起了桥梁。作为“中间人”，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而只是服务的提供者，直接消除了群众对于村干部的不满，促进了该社区的稳定。同时，减轻了“两委”的工作负担，有效缓解了干部与群众间以往的紧张关系。

2.形成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的村风。“1+3”治理模式实施以来，社区的风俗风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治安、文娱活动和村落精神文明的发展都展现出新的气息。面对当前农村“空心化”问题，外出人员增多导致农村地区留守力量薄弱、红白喜事难办等问题，四个委员会的委员们均鞠躬尽瘁、劳心劳力。为期一年的运行，该社区基本形成了“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的村庄新面貌，提升了村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例如，跑腿委员会义务照顾留守老人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搭把手委员会力所能及帮助有困难的农户。

3.维护了社区的稳定。模式推行之前，社区内部的小摩擦往往会升级成大矛盾，以至于村内纠纷常有发生。干部难以有效调解，结果很难让双方满意，久而久之，干群关系紧张，社区稳定收到威胁。如今，委员会成员大都是选自于群众之间，是经村干部精挑细选，且均得到村民同意的人。例如，说事儿委员会委员及时化解矛盾，在维护社区和谐方面做到了“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村”。自“1+3”治理模式运行以来，矛盾纠纷比往年减少了不少，有效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

三、“1+3”治理模式对乡村治理的启示与思考

第一，培育村民的公共性意识是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村落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生活记忆以及文化传统，人们有着强烈的村落认同感和归属感。本着“熟人社会”的这种认同感，村民之间较易达成共识，从而进行集体行动。JB社区根据自身特点，坚持“村党支部领导，村委会管理，建立合作社，成立四个委员会”主线，探索出了符合本村村情的治理模式，抓住了当前农村工作的“牛鼻子”。虽然实验时间较短，但成效显著。

第二，搭建“乡村精英”自我价值实现舞台，发挥示范帮扶效应。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层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个人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必然会追求精神需求，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村干部推举出来的“四个委员会”的“主任及成员”就是这部分具有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人，他们是具备特定优势的“乡村精英”，希望展现自己能力，以实现自我价值。“1+3”治理模式恰恰为追求精神价值“乡村精英”提供了一个舞台，既服务了村民，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又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追求。“四个委员会成员”成为百姓致富路上的领路人，社会生活的贴心人，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人。

第三，规范性制度是使得治理有效落地的保障。社区治理模式的建设和运行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在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制度加以规范，个体的行为就无约束，进而导致模式运行无效率。实现社区治理规范化、程序化与制度化，才得以保障治理模式的持续性、有效性与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