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2020-04-10 06:46陈伟卢秀容
经济研究导刊 2020年6期

陈伟 卢秀容

摘 要:基于2008—2016年数据,采用计数模型,探讨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总体上具有“风险偏好性”特点,但这种“风险偏好性”只是表面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比较关心东道国的政局稳定状况、外部冲突、种族状况、内部冲突和政府腐败状况,不太关心东道国的民主问责状况,同时,东道国政局稳定状况对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其他政治风险子变量都是正向影响;在发达国家,东道国政局稳定状况、外部冲突、民主问责、种族状况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影响显著,而内部冲突和政府腐败状况的影响不明显,除东道国民主问责、政府腐败状况两个政治风险子变量对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外,其余四个政治风险子变量都是正向影响。可见,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认识,也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政治风险;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F11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6-0154-07

引言

自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走出去”战略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虽然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分布于全球各大洲,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文化差异大,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甚至一些国家还处于政局动荡之中,这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了较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中又以政治风险更为常见。由于农业在各国经济安全中的敏感地位,以及与海外农业投资成熟的国家相比,中国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特殊性等都决定了中国海外农业投资遭遇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可能性更大。《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18年)》显示,2017年在有效填写企业当前状态的851家境外农业企业中,正在经营的有704家,占比82.7%,其余企业受自身实力、文化差异、东道国限制、政治经济风险等因素影响,处于筹备设立、暂停经营或注销的状态,其中,暂停经营的有68家,占8%(2013年19家,占4.3%;2014年22家,占4.4%;2015年42家,占5.5%;2016年54家,占6.3%),暂停经营企业比重呈逐年升高之势。因此,分析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但有助于深化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认识,同时对中国农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选取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所以关键解释变量为东道国政治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的子变量)。同时由于该变量具有典型的区位特征,所以本文根据Dunning(1981)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关于区位优势因素的分析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反映东道国区位特性的控制变量。

1.被解释变量,选择中国对东道国农业直接投资次数。按照区域分布的均衡性、典型性原则,选取全球31个中国已有农业投资或将来具有农业投资潜力的国家于2008—2016年中国对其农业直接投资的次数作为OFDI的值。数据来源于历年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农业部《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

2.关键解释变量,选择政治风险(RISK)。本文选择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PRS Group)的《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中与政治风险相关度高的6个子变量,分别研究它们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不同效应,分别是政局稳定状况(GS)、内部冲突(IC)、外部冲突(EC)、政府腐败状况(CO)、种族状况(ET)、民主问责(DA)。数据来源于《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数据库。

本文在分析东道国政治风险与中國农业投资流入量之间的关系时,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除了选取《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中各东道国政治风险(RISK)指标外,还选取了与政治RISK指标相关程度高,但侧重点稍有所不同的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来度量东道国的制度质量(RQ),该指数取值范围在-2.5(弱)—2.5(强)之间(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GI))。

控制变量有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P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用人均GDP表示);通货膨胀率(INF,数据来源于历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历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新浪财经网);农业自然资源(PLA,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新浪财经网,用人均耕地面积表示);农产品进出口总额(TRA,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农产品贸易专题数据库);农业就业人员占比(AGR,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数据库)。

(二)样本国家和样本期的选择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参考《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国际国家风险指南》,以及历年《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本文选取31个国家作为样本国家。其中,2010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均认同的发达国家有8个,发展中国家有23个。样本期为2008—2016年。

(三)模型选取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离散型变量,并且会出现为0的情况,所以应该选用计数模型(卢纹岱,朱红兵,2015;高铁梅,2016)。另外,本文分别采用全样本数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以及政治风险(RISK)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并从调整的多重判定系数(Adj. R2)、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等方面对回归结果进行对比,最终选择计数模型中的正态准——极大似然估计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正态分布的似然函数如下: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鉴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投资环境和政治风险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影响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基于此,本文分别使用全样本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本文表1、表2和表3所示)。各表中,模型(1)以RISK为关键解释变量,模型(2)至模型(7)是分别以政治风险子变量GS、IC、EC、CO、ET、DA为关键解释变量,模型(8)以RQ为关键解释变量。由于被解释变量OFDI值较小,PGDP和TRA变量分别以美元和万美元作为单位,数值较大,所以PGDP和TRA两个变量回归系数值较小。各表中,回归结果的调整判定系数值Adj.R2一般在0.6—0.8之间。

(一)全样本国家估计

表1是全样本国家检验的结果。

1.关键解释变量。表1中,模型(1)政治风险(RISK)变量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并且符号为负。这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显著地影响了中国对其的农业投资,并且为正向影响(由于RISK的值越小表示东道国政治风险越大,RISK负号说明RISK的值越小,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越大,东道国吸引中国农业直接投资越多),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倾向于政治风险比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喜好高风险,而可能是由于土地等农业自然资源充裕的东道国大多是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中国农业投资为了获取土地等农业自然资源不得不向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直接投资,也可能是由于中国与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政经关系友好,体制环境较为接近。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企业由于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经验不足或者管理水平不高,低估了东道国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子变量。表1中,模型(2)至模型(7)分别列出了政治风险(RISK)6个不同维度子变量分别作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东道国政局稳定状况(GS)符号为正号但影响不显著,其余5个子变量中,内部冲突(IC)、政府腐败状况(CO)、种族状况(ET)和民主问责(DA)4个子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外部冲突(EC)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并且符号都为负号。GS符号为正说明东道国政局稳定状况对中国对东道国的农业投资有负向影响,即GS值越小,风险越大,吸引中国农业投资越少;影响不显著说明东道国政局稳定状况不是中国海外农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不关注东道国政局的稳定状况,可能是由于全样本中除发展中国家样本外还有许多发达国家,总体作用使该变量不显著。其他变量影响显著且符号为负意味着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很关注东道国内外部冲突、政府腐败状况、种族状况和民主制度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并且更倾向于向政治制度不完善、内外部矛盾尖锐、公民选举权和表达自由受限的经济体,这与政治风险(RISK)变量的影响方向、程度和原因基本一致。

(二)发展中国家样本估计

1.关键解释变量。下页表2发展中国家样本与表1全样本国家回归结果相比,政治风险(RISK)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变化,还是在1%的水平上显著,符号也还是负号,与全样本国家回归结果结论一致,意味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投资也表现出“风险偏好性”。但从估计系数大小来看,发展中国家样本检验结果较全样本国家变大了,东道国高政治风险对中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投资产生了更大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更大的风险寻求迹象。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之所以“偏好”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原因与全样本国家类似,并不意味着中国农业投资喜好高政治风险,可能是中国企业的一个无奈选择。一方面,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较日本、韩国、欧美国家晚,属于后来者,前者的跨国农业企业早已进入到农业自然资源条件较好、制度完善、政治风险较低的东道国,中国农业企业只能选择到政治较为动荡、其他跨国企业不愿进入的东道国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可能更为适应与中国技术水平差距小、体制距离较接近、双边政治关系较友好的东道国,但这些国家投资风险往往较高。

2.政治风险子变量。表2发展中国家样本与表1全样本国家回归结果相比,模型(2)至模型(7)政治风险各子变量回归符号都没有变化,政局稳定状况(GS)符号为正,其他子变量符号为负。但有两点不一样:一是从显著性上看。东道国政局稳定状况(GS)由全样本的不显著变为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政局稳定情况是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一个重要的风险影响因素,并具有负向作用,即东道国GS数值越小,风险越大,吸引中国农业投资越少;外部冲突(EC)由全样本的5%水平上显著变为1%水平上显著;民主问责(DA)由全样本的1%水平上显著变为不显著。在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度的提高一方面能够使政府制定的政策能更好地反映人们的意愿,提高国家的政局稳定性,有利于吸引中国农业投资,但同时政治民主度的提高也会引起决策效率下降,这对吸引中国农业投资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综合作用表现不确定性。二是从估计系数大小上看,在6个政治风险子变量中除政府腐败状况(CO)变量系数变小外,内部冲突(IC)、外部冲突(EC)变量系數变化不大,其他3个子变量系数都增大了,这说明总体上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风险偏好性”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明显,这与政治风险的总体变量(RISK)影响一致。

(三)发达国家样本估计

1.关键解释变量。表3的模型(1)中,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RISK)变量符号也还是负号,表明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数值越小,政治风险越大,投资越多),这与全样本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回归估计结果类似,所不同的是显著性水平变小了,由全样本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1%水平上显著降低为5%水平上显著,并且估计系数值变小了,这表明,发达国家政治风险对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虽然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仍然体现出“政治偏好性”,但这种偏好性在发达国家较全样本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弱。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的这一风险偏好行为,可能与中国农业企业国际竞争能力不强,被迫选择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发达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有关。

2.政治风险子变量。发达国家政治风险6个子变量中,政局稳定状况(GS)在10%水平上影响显著,外部冲突(EC)、民主问责(DA)在5%水平上显著,种族状况(ET)在1%水平上显著,显著性水平总体上较全样本国家、发展中国家低;这4个子变量中GS符号为负,DA符号为正,影响方向与全样本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一致,但GS与政治风险(RISK)变量一致,外部冲突(EC)、种族状况(ET)符号为负,影响方向与表1、表2中的情况一致。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政局稳定状况、外部冲突、当地公民的选举权和表达自由的权利、种族平等状况都是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考虑的政治风险因素,因为发达国家政党轮替后不同政党对外资的态度、介入全球热点地区冲突的程度,以及时有发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种族歧视都会对外资流入产生影响。

但6个子变量中还有东道国内部冲突(IC)和政府腐败状况(CO)两个政治风险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政府腐败状况(CO)影响符号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内部冲突普遍较低,不是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的主要决定因素。政府腐败行为一方面意味着政府可能会对外来农业投资经营进行不正当的行政干预,但同时外来农业投资企业也可能会采取寻租行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创造便利条件。因此,政府腐败行为对外来农业投资的综合影响取决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比较。在发达国家样本中,CO变量符号为正,表明发达国家政府可以为外来农业投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条件,是吸引中国农业投资的因素之一。

(四)稳健性检验

上文采用ICRG 指标检验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影响,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政治风险(RISK)变量的替代变量“制度质量”(RQ)来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来表示东道国制度质量,该指标分值越高表示东道国制度风险越低。

表1至表3中,模型(8)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在全样本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样本中制度质量(RQ)变量估计结果基本与相应的政治风险(RISK)变量类似。从变量符号上看,三类样本中RQ和RISK的符号都是负号,作用方向一致;从显著性上看,两者在三类样本中显著性也一致。意味着东道国制度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RQ的值越小表示东道国制度风险越大,RQ负号说明RQ的值越小,东道国的制度风险越大,东道国吸引中国农业直接投资越多),中国对东道国的农业投资也具有“风险偏好性”。总体上看,制度质量(RQ)变量和政治风险(RISK)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和结论的稳健性。

三、对策建议

第一,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既要关心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也要重视政治风险,不同类别的东道国要区别对待。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往往更看中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对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考虑得较少,但政治风险对外资企业的负面影响往往更直接、更快速、更严重。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政治风险的国家,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因此,国家和企业对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第二,对政府的建议。首先,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到贸易关系紧密和农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农业投资。因此,政府部门应与现有及潜在的东道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鼓励企业向东道国出口,从而逐渐适应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为企业进一步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创造好的条件。其次,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政治經济合作,减少双边政治经济冲突。东道国政府能较容易地把双边冲突所形成的成本通过严格的管制、高税收、严厉的市场进入或选择性执法等方式转移给在其境内投资的母国企业。

第三,对企业的建议。首先,为应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企业应提高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应对能力,对外界发布的信息要进行科学地甄别,做好项目投资前的调查和政治风险评估,以及项目运营期间政治风险的动态监测和应急预案,以尽可能地减少政治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其次,中国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倾向于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竞争力不足。因此,要显著地提高企业处置政治风险的能力,就需要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