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中的母亲形象解读

罗欢

【摘 要】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改编自2012年印度德里公交车案件，并于2019年5月10日在中国大陆上映，随即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影片讲述了继母戴维琪为惨遭强奸的继女艾莉亚复仇的故事，表现了母亲的无畏与强大，反映了印度女性的悲惨现状，抨击了印度腐败的司法体系。本文试图将片中的母亲形象结合“盖娅模式”“花木兰式盖娅模式”进行解读，进而思考和探索现代法制下的“正义”。

【關键词】《一个母亲的复仇》;母亲形象;现代法制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9-0104-02

一、盖娅模式下的新型贤妻良母形象

盖娅指希腊神话中的地母，与东方文化中的贤妻良母意蕴相同。盖娅模式以“盖娅”为原型，将“盖娅”作为一种性别身份和社会角色，在影视叙事模式中逐渐形成。在此模式下，女性角色们均将付出、包容、牺牲等奉为生活的主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观影需求的改变，传统的盖娅模式呈现出边缘化趋势，贤妻良母被欲望化重构。在印度法制落后、强奸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本片采用了盖娅原型，将片中的继母戴维琪塑造成了一个新型的贤妻良母形象，下面将从妻性和母性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片中继母身份的设定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学趣味，打破了观众关于印度文化传统的惯有想象。作为一名生物老师的戴维琪，在事业上自信而独立，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以“相夫教子”为中心外，还具备道德与情感感召力。从妻性来看，她遵循着传统妻子的规范，对丈夫体贴入微，具有贤妻的一切美德，符合传统盖娅模式温柔、勤劳的本质。当丈夫因艾莉亚事件未得到公正判决，藐视法庭，打人被捕时，戴维琪化身地母式拯救者，冷静、主动地与不公的法制抗衡，将丈夫从公共空间（警察局）带回私人空间（家），使他在家中得到情感补偿。

其次，从传统来说，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1]艾莉亚母亲早逝，戴维琪与其父亲结合，作为继母的戴维琪对待亲生女儿和继女一视同仁，在片中被赋予了新时代女性的生命活力与母性的本能欲望。就母性角度而言，导演擅用特写镜头来捕捉戴维琪内心情感的变化，打破了观众与女主之间的平衡，用客观的不带情感的距离将一个母亲的喜悦、无奈与愤怒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尽管片中的戴维琪在与艾莉亚相处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但她的眼神始终饱含关切与深情。当戴维琪劝说艾莉亚不要对食物发泄愤怒时，镜头自然逼近她的眼睛，用特写的方式表现出她理解艾莉亚不愿和任何人分享父亲的心情，以及她内心的担忧。同时，特写镜头既是导演的眼睛，又是观者的眼睛，当戴维琪决心复仇时，镜头使她坚毅的眼神充满画面。这种强烈的视觉感受，逼近了观者与片中继母的距离，使观者能够透过眼神看到戴维琪复仇的决心，并预示了复仇环节所蕴藏的杀机。片中特写镜头的运用，塑造出了一个俨然与当今的“继母”形象相悖的慈母形象，表现了继母的无私与果敢，肯定了印度女性的主体地位，并且完成了对盖娅模式的经典表述，使戴维琪能够合理地在片中成长为一个极具情感感召力的继母，呈现出一个新型的贤妻良母形象。

二、花木兰式盖娅模式下的复仇天使形象

由于文化生产的需要，源于乐府民歌《木兰诗》中的花木兰原型被应用于影视叙事模式，并在电影的发展中逐渐摆脱了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传统原型的桎梏，使得花木兰模式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母题，包括独立、自主、职业等。同时，盖娅模式为应对电影市场的需求，在演变过程中深受花木兰模式的影响，产生出一个新的变体，即花木兰式盖娅模式。在此模式下，女性往往既是贤妻良母，又是“女英雄”，女性权力的崛起也通过叙事策略与电影影像被强烈凸显出来。

本片继母的扮演者“宝莱坞女皇”希里·黛玉为唤醒印度女性的觉醒和抗争，曾多次为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发声，既坚持着行为上的独立又拥有精湛的演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呈现导演想要塑造的母亲形象。

一方面，片中的戴维琪不同于传统的花木兰形象。由于法庭不公的审判使她无法安于现状，愤然从家庭的苦难中踏上复仇之路。去雄性化的同时，向现代女性身份回归。她穿戴雅致，大方得体，并在镜头语言中充分展现出女性魅力，以勇敢和美貌实现一种双重征服。其中，红色作为影片最重要的色彩，在母亲形象的塑造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起初，戴维琪一家寄希望于法治，由于犯罪嫌疑人捏造事实并毁灭证据，艾莉亚的证词未被法庭采纳，致使这起强奸惨案并未得到公正审判。因此，当戴维琪亲眼目睹施害者重回校园，学校无法对他采取相关措施时，她不再笃信法治的力量。此时，日常驾驶的红色车辆被化作复仇的武器加速撞向施害者，成为了戴维琪内心愤怒和绝望的写照，反映了她试图报复施暴者的决心，展示了印度法制社会的悲哀与惊人的母性力量。

诚然，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常用色彩营造环境氛围。在本片中，戴维琪的学生所经营的染坊则是色彩表现的最佳场所，导演巧妙地将身着冷色调服饰的戴维琪放置在挂满红色和黄色布匹的开放空间中，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明暗对比，展现了戴维琪心底的痛苦，渲染了悲凉、沉重的复仇氛围。并且片中红色的服装和道具作为继母思想情感的化身，一直应用于继母性格的描绘。当继母初次实施复仇计划，安排红衣女去引诱强奸犯时，红色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视觉元素，与深夜里黑漆漆的天空相融，渗透着凝重的复仇气息，成功构建了继母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合理发展，导演在片头便交代了戴维琪生物老师的身份，使她能够成功地从红苹果籽中提取氰化物，放入查尔斯所食的蛋白粉中，并致使他瘫痪。在这里，红苹果、遗忘在施害者家中的红色边框眼镜、戴维琪去医院所披的红色围巾等被隐喻为复仇符号，具有对继母形象的侧面暗示作用，它是戴维琪母性本能的一种隐喻，使观者深切感受到继母复仇情绪的转变，深层次完成了继母性格的塑造，最终使戴维琪实现了从盖娅模式到花木兰式盖娅模式的转型。

另一方面，在花木兰式盖娅模式中，父亲常常是缺席的。[2]本片也采取了相同的叙事策略，以继母的复仇行径为中心，弱化了父亲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的权利，使得继母作为独立个人的主体价值得以在细节中实现。在片中，侦探与继母在一场主题为“摩诃婆罗多”（意译：伟大的印度）的画展上会面，戴维琪在此仪式化的空间中，静默伫立，神情凝重，并向侦探解释一幅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作品的意涵，即朵帕蒂在用杜西亚的血洗头发的复仇故事。此时，戴维琪的神情和姿态与展示印度古老复仇故事的绘画作品相叠合，其多重身份也在这一刻重合：她是慈爱的继母，也是可敬的复仇天使。

影片最后，导演将戴维琪用枪对准施害者的画面呈现在艾莉亚眼前，使她终于明白了继母一直在为自己复仇，并与其含泪拥抱。至此，细腻的细节一步步完成了对这位“复仇天使”的塑造。

三、结语

本片采用了理想化的叙事手法，将视角聚焦于印度法制、家庭和母女关系，对2012年印度德里公交车案件进行了“电影化的改编”。用最酣畅淋漓的方式，使继母从学习和生活上的管束者转变为捍卫女儿尊严的保护者，拿起武器，顺利完成了复仇。尽管在情节设置上有所欠缺，但整体上借助红色隐喻以及细腻的细节，较为成功地塑造了盖娅模式下的新型贤妻良母形象，以及花木兰式盖娅模式下的复仇天使形象。通过无畏的母亲形象和充满传奇性的复仇情节，赞扬了“正义到不了的地方，还有母亲”。寄托了导演希望印度女性在一个社会和法律都极有可能成为强奸犯庇护所的大环境中，能够及时觉醒和抗争的愿景。同时，表达了完善印度司法体系的诉求。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不能通过以暴制暴来伸张正义，要坚信，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只有依靠公平公正、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让施害者无处藏身。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吴菁.消费文化时代的性别想象[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