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研究述评

陈昶　李春梅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后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重要论断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深入研究与探讨，使之成为当前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当前国内学术界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行了解读，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哲学、现实依据以及内涵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展开研究，学术界的深入研究与探索将有助于准确把握新论断的科学内涵，并为寻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破解之路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9-0192-03

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社会已经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后，國内学术界就新论断的提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就主要矛盾的转变、依据、意义及具体的应对措施等诸多问题作了大量理论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些核心问题的研究，已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近两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现将相关研究内容作如下综述。

一、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哲学依据研究

一种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必定有其源头，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一直是党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科学判断的理论依据。在“7·26”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目前国内学术界多以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展开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哲学依据。

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出发，有学者分析指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刘同舫（2017）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质”与“量”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在“质”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可以进行细化的，从而形成几个量变的阶段，该学者认为这些阶段可以理解为“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而在这几个细分的阶段中，虽然总体的“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即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但社会主要矛盾却已发生重要转变，因此，新论断的提出兼具了理论的合理性及必然性。还有学者认为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转化应该以辩证否定观来分析，刘光斌（2019）指出否定是事物内在矛盾的自我否定，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当前我国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新旧矛盾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在矛盾自我否定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否转化。

从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角度对新论断进行分析，辛向阳（2017）以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出发，指出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时，社会基本矛盾就会使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吕普生（2018）则认为新论断的理论根据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社会不同阶段的外化表现，即主要矛盾的内在属性是否变化;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社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陶文昭（2017）也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方面以及需求方面，论述了矛盾运动应符合社会主要矛盾及其矛盾内在的两个方面不断演化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方面，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方面，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说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既是矛盾运动规律演变的结果，又完全符合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关锋（2019）从历史分析矛盾的显性逻辑和隐形逻辑两个方面，即历史的结构与变动，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双重逻辑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新论断的提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重要创新。

二、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研究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最直接的根据在于我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研究主要有：

首先，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下的客观存在。有学者指出，从社会生产看，通过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显著提高，使建国以来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在新时代这一全新的历史方位下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促使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冷溶（2017）、黄一兵（2018））。蓝蔚青（2017）也持有相同观点，他从供给侧方面分析了，随着新时代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我国已经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并且在很多领域我国的产量已稳居世界前列，因此该学者认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足以准确概括当前我国供给侧的现实状况。

其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人民生活需求新变化下的现实需要。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已经不再局限于吃得饱、穿得暖，而是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层次的需要。对此，虞崇胜（2018）指出，新论断是对人民需要的精准概括，人民在物质文化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后，必然会对美好生活有更广泛的追求，这也是我们在未来发展中需要重点把握的关键问题。有学者则认为人民的需要结构、需求层次两个方面已经跨越了之前旧的共识，不再仅仅是物质文化层面的需要，而是由生存型向更高层次的生活型进行了转化，因此，必须切实把握社会需求的转变（刘希刚（2018），史献芝（2018））。除此之外，少数学者认为“美好生活需要”其本质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比如王中汝（2017）认为，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国内发展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就发展的不平衡而言，学者韩震（2018）与冷溶（2017）分别从我国目前区域、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对国内发展的新变化作出了分析，认为当前不平衡发展不仅对人民美好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还严重制约了我国发展水平的提升。对此，季正聚（2018）还从发展成果的共享层面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不同区域、群体与各个阶层之间在公共资源的占有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方面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此外，柳妍如（2018）、冷溶（2017）、

陈跃（2017）还分别从生产领域的不平衡、社会供给的不平衡、阶层代际的不平衡等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不平衡发展。就发展的不充分而言，主要是指某些领域、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发展不足的问题。对此，陈跃（2017）概括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社会创新能力、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对接这五个方面。丁任重（2017）则是将“发展不充分”与“五大发展观”相结合，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对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充分发展进行了分析。

三、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研究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意义研究表述虽不尽相同，但在表述的核心内容上可以达成基本共识，普遍认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提出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本质，也显示出党强有力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执政为民的价值归宿。唐正东（2017）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和新阐释，是在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前提下所提出的。李燕（2017）也指出，新论断的提出体现的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此外，刘须宽（2017）和刘晟（2018）以及田修胜、吴金玲（2019）等学者也分别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等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角度，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进行了具体解读，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与把握，体现了党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对社会主要矛盾经典理论的创新发展水平。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冯立鳌（2017）从实践层面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重要论断的指导意义，他认为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新时代我们全部工作的顶层设计提供了目标和方向。黄一兵（2018）认为新论断的探索和提出有助于我们在全面工作中抓住重点，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相统一，同时新论断保证了党今后的工作不会迷失方向，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准确把握自身位置，既不落后于时代也不超越时代，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彰显了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徐茂华（2017）认为，新论断的提出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唐正东（2017）也指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将会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少学者也持相似观点，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提出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外延，拓宽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空间，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世界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四、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思考与对策研究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必然会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新要求，因此国内学术界也在积极探寻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措施，尝试提出了多種不同的应对之策，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学者认为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从供给与需求这两个角度进行切入，既要坚持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也要科学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内涵。（陶文昭（2017）、杨小勇（2018）、卫兴华（2018））第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必然要求是实现分配正义，刘同舫（2017）认为目前在我国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抓住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第三，还有学者认为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并将新发展理念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进行有机结合，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由之路。（陈跃（2017）、王中汝（2017）、陈梓睿，彭璧玉（2018）、刘彩虹（2018）、董石桃（2018））第四，还有学者则认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切的现实问题，紧紧围绕民生需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刘须宽（2017）、童星（2018））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经就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为全面深入、准确科学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但理论探索永无止境，仍需不断拓展和突破。

首先，研究内容的深度有待加强。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但在很多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而内容观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现象，理论分析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尚需学者们继续努力，进一步拓宽研究内容，开拓学术视野。其次，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拓展。由于目前的研究还停留在初始阶段，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以理论分析为主，今后的研究必须实现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与创新，积极探寻有效化解矛盾的破解举措，从而拓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视野。因此，尚需学者们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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