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凤 林佳鹏 何 昕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转型引发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嬗变,但因利益格局深刻演化导致的各类社会问题时有发生,尤其是中国制度与语境下的农民工,愈发成为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行动主体。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达28836万人,较2017年增长0.6%。农民工群体不仅逐年稳步递增,且51.5%为“80”后至“0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官网,2018)。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促进国家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受长期客观存在的结构性力量的限制,在空间和社会意义上呈现“失声、去权、隔离及边缘化”特性(潘毅,2008:28),既游离于城市制度性权力结构、福利保障体系及生活空间之外(“制度脱嵌”),又在客观人际纽带及主观身份认同上脱离乡土中国(“传统脱嵌”)(朱妍、李煜,2013:66),致使在社会融入中遭遇巨大工作压力。相比“农一代”,新生代农民工①本研究具体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具农村户籍,进入城镇后在基层从事非农职业或在企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的群体。在“工厂政体”下更频繁使用如偷懒、开小差等“弱者的武器”作为抗争策略(唐有财、符平,2015:110),甚至选择极端的方式如自杀,以寻求维权及社会的承认。2010年上半年,深圳富士康发生“十四连跳”(11死3重伤),当事人均为18—28岁年轻员工,且入职时间较短(最短28天,最长1年半),自杀成因均与工作压力过大有关,这也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文化、组织、政治及利益整合上全方位的匮乏与失调(曹森奎,2011:16-18)。富士康“N连跳”发生后,心理医生率先展开创伤应激干预,采取疾病取向的治疗手段将员工标签为“抑郁症精神病患者”,致使员工自杀率不降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