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隔离那些事儿

李开周

乾隆说：不确定是否出过天花，别来见朕

我们知道，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在顺治驾崩之前的头一年，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于是他隔离自己，移驾到行宫居住，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送饭期间，他又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上，“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谈迁《北游录》）。惜薪司是专供宫廷柴炭的机关，顺治让人对惜薪司进行检疫，只要看见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感染天花的迹象，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驱逐出去。

乾隆号称雄才大略，也非常担心传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离蒙古更近，便于接见;第二，那里可以避暑，满洲人畏热，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广人稀，蚊虫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宋朝隔离做得最尽心

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基层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至于民间自发的隔离，在古代中国其实也是相对少见的。首先，古人医疗观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别严重，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其次，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儿女如果敢于将父母隔离起来，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

清朝末年，一个旅居香港的法國医生这样评价我们的国民：“他们养成了愚昧的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这种评价虽然尖刻，但也不是完全背离事实。

“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

民国期间，政权割据，战火纷飞，中华大地上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政府，各个政权各自为政，争斗不断，不可能有效遏制瘟疫的传播。再加上经费匮乏、医疗落后、民众对卫生宣传和现代医疗都非常隔膜，所以对瘟疫的防控效果始终很差。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报》刊登《卫生与口罩》一文，对理发店员大加批判：“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一面既遵奉功令，一面仍是我行我法，和把石灰撒在便所外，同是一样‘聪明。”由此可见，延续几千年的陋习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