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忧国忧民

朗博

他生于1840年，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华民族屈辱的开始。他死于1939年，此时神州大地正受日寇铁蹄蹂躏。临终，他只能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他就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一

1852年，镇江到上海的一叶扁舟上，载着一个孤独的少年，他就是年仅12岁的马相伯。他在船上眺望远方，憧憬着未来。到上海后，他投入法国耶稣会的徐汇公学（今上海徐汇中学）学习。

马相伯天资聪慧，他刻苦学习18年，掌握了拉丁文、法文等7门外语，研究国学、西方哲学、神学和法学，以及数学、天文等学科。后来，他担任了徐汇公学的校长，讲授经史子集。1876年，中国遭受了巨大的饥荒（史称“丁戊奇荒”），马相伯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

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人处处鄙视、欺负国人，这给马相伯造成了巨大的刺激，他要寻求中国强盛的出路！

二

年近40的马相伯找到弟弟马建忠。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承担着清朝外交重任，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

经过弟弟介绍，马相伯认识了李鸿章，李鸿章希望通过发展中国的工业实现强国，这就是“洋务运动”。李鸿章重用马相伯，并聘任他为哲学教师。马相伯也随着李鸿章出使各国，翻译文件，筹备借款，为朝廷呕心沥血。

大清一时“回光返照”，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让中华民族跌入谷底。“弱国无外交”，李鸿章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和外交使者，马相伯也背负着“卖国”的恶名。

恰逢马相伯的母亲病重，母亲却拒绝见他。母亲去世以后，怀着未能尽孝的愧疚和对时局的绝望，马相伯辞官回乡。

不久，马相伯的的弟弟马建忠也累死在办公桌上。“实业救国”无望，亲人离世而别，马相伯心灰意冷，他的“强国梦”破碎了。此时，他认识到“自强之道，以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于是，他要毁家兴学，启发民智，教育救国。

三

1900年，已经60岁的马相伯把自己的全部家产——良田3000亩捐献给天主教会，条件是教会要创办“中西大学堂”。教会对于办学并不热心，马相伯心愿迟迟未遂，内心着急。

这期间，在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任教的蔡元培找到马相伯，要学拉丁文。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若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西洋。

马相伯说：“你已过中年，一个人学了没什么用，最好找些年轻人来。”

蔡元培派出24人学习，包括后来有名的黄炎培、胡敦复、邵力子、李叔同等。他们来马家不仅学习拉丁文，还学数学、法文。各省有志之士，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学生多了，马相伯又找到教会，教会这才腾出地方，让马相伯办学。

1903年3月1日，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院成立了，起名“震旦”，梵文的“中国”，寓意是“东方日出，前途无量”。马相伯亲任院长，他办学的思想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奉行“有教无类”原则。

1903年，一个青年因写“反诗”讥讽清政府，被通缉逃到上海，马相伯收留并保护了他，当时的中国，清政府不能搜查外国教会和租界。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于右任。他曾说：“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他牢记马相伯对他的教诲：“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于右任后来作为民国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也把马相伯的教学理念渗透到了自己的办学实践之中。

后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与马相伯也不无关系。可见马老对中国教育影响之大。

可是，没多久马相伯的“震旦”就办不下去了。

四

马相伯在震旦学院，让学生自主管理，不要求学生早上做祈祷，晚上做祷告。这让法国教会很不高兴，因为外国人办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而控制中国的发展”。

教会对马相伯“本土化”教育很不满意，剥夺了马相伯的管理权，把他架到医院，无病而住院。学生哗然，摘下校牌，全体退学。清廷便联系法国巡捕房准备拘捕一些反清的学生。

于右任、邵力子等7名同学来到医院，跪下来，哭着说：“马院长，我们已经散学了，我们还要读书。”

老人顿时泪流满面，倾家荡产办学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怎不痛心？最后他以保证学生安全为条件，把学校交给法国人，带着学生要另立新校。

1905年，在张謇、严复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这位白发苍苍的66岁老人，在吴淞建立了复旦公学，这就是今天的复旦大学。“复旦”寓意为重建“震旦”，振兴中国。

马相伯经常对学生说“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马相伯继续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影响至深，今天复旦的校歌还有这两句话。正是有了马相伯，复旦大学才能人才辈出。

可是马相伯为了办学，家破人亡。因为忙于办学，无暇家庭，妻子赌气带着长子回山东娘家，船出吴淞口时，不幸遇难，马相伯痛失妻子和长子。次子马君远在复旦公学当了美术教员，不久病亡，抛下才18岁的妻子和不满6个月的女儿。马相伯再无子嗣。

五

辛亥革命后，德高望重的马相伯被孙中山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他还代理过北京大学校长，担任过政府要职。

后来，于右任等学生见他生活清苦，捐出一万元，作为其孙女马玉章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但马相伯把一万元捐了出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启明女中（現为上海第四中学），这个学校因杨绛先生而被人熟知。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91岁的马相伯一条腿已经不便，让人搀扶着，挥毫写字，写一副对联卖50元，写一个“寿”字卖30元，一直到写不动为止，共得10万元，全部捐给前线将士。

1937年11月，日寇攻陷上海，马相伯绕道去往昆明，在路经越南谅山时，因病留居。1939年，他在异国度过了百岁诞辰，民国政府及各地机关和团体都遥祝他百龄典礼。延安也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却说：“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于是把各方赠送的寿礼全部犒慰伤兵。

病重间，马相伯感慨：“自出生之日，我中华无日不在忧患中煎熬。”

有人去采访马相伯，他沉默许久，回顾自己的百年人生，突然泣不成声，说：“我只是一只狗啊，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11月4日，马相伯溘然长逝，客死他乡，举国哀悼。

百年老人的悲哀，百年复旦的辉煌，浓缩中国百年的曲折。如果马老地下得知今日中国之变化，必然能含笑九泉了。

摘自《世界华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