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学作品创作浅谈

2020-04-17 09:02付鹏
文学教育 2020年2期
关键词:情欲张爱玲

内容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有独特评估价值的文学现象。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感受和发现,揭示了她所处时代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人性的堕落、悲郁和其文化自身的牵坠力,体现出难以抹去的感伤和孤寂。同时将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在手法技巧上相融合,使之真正具有“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双重品质”[1]。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现代文学的完整性与深刻性,尤其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和认识价值。

关键词:张爱玲 情欲 个性解放 创作艺术

张爱玲,四十年代中国文苑的一枝奇葩,以其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中西融化的叙事技巧,创作出了一批杰作,她的小说如劲风驶过文坛,似流星划过人们“心空”,以耀眼的光芒、独特的精神内涵、新颖的表现手法吸引着众多的读者。

一.张爱玲小说的创作特点

1.性别批判

西方人类学家指出,在人类文化史上,女性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它们既是社会总体文化圈内的成员,同时又拥有女性自己的独特特征,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社会主宰集团的圈子相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它包容,有一部分溢出这生命的圈子之外,而溢出的这部分就是女子独特的属于无意识领域的感知经验,但它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是无声的女人空间。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性别问题虽然被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所掩盖,但却并没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恰恰相反,在中国固有的宗法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相互勾结的情况下,性别压迫与性别歧视实际上变得更为严重。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深刻细致地刻画出了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境遇,喊出了属于现代女性自己的声音。

首先是对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中国圣人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所指的“人”,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五四”运动后,对男性性苦闷的描写流行一时,但相形之下,女作家则很少有人对女性的性苦闷进行直接描绘。张爱玲则敢于突破禁区,她在《金锁记》中塑造了一个性欲缺失的曹七巧,从反面告诉人们,性欲的缺失可能给人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正如张爱玲所说,这是“最无人道的囤积。”[2]七巧的变化固然可怕、可憎,然而她之所以发生这种恶性变化也不是无因。如果作为女性的起码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她就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张爱玲通过曹七巧的畸态心理和疯狂举动客观上揭示了正视女性欲求的重要性,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虽不灿烂但却值得重视的女性性意识的觉醒。

其次是对封建男权意识的批判。男权意识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是女性被压制、被奴役的罪魁祸首。它不仅在人们心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还形成了种种清规戒律,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被人为的铸成压制女性的层层枷锁。如《礼记.郊特牲》中为女子所下的定义是:“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中便可看出女性地位的低下以及身心在陈旧的枷锁下所承受的无形摧残。与丁玲、萧红相比,张爱玲对男权意识的批判更为深入。由于男性的价值标准是男女两性间惟一的价值准则,在这种体制下,女性只能论为“男人的奴婢和影子”[3]。

作者在对男权意识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也对女性自身进行了审视和剖析。不少作家在对女性悲惨命运追根溯源时,只是注目于外部世界对女性的制约,而未反思女性自身。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不少都市女性其实本质上都在从事着一种“职业”,即充当“女结婚员”。这些精明厉害的女人虽然认识到女性地位的可悲,但又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因而只能选择“以色相事人”的人生道路。

2.人性剖析

人性历来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开掘和表现的重要方面。在张爱玲的笔下,对人性的描写达到了现代文学中少有先例的深度。她说过:“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也看不完。”[4]她的小说正是她饶有兴趣地阅读人性这本大书的心得体会的记录,在人情世态、悲欢离合中,到处可见她对人性的关注与挖掘。

首先是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性格的揭示,即对他人和社会缺乏热情,把自己的利益时刻置于中心地位,表现出冷漠、自私、虚伪的品性,实际上,冷漠、自私、虚伪是统一的冷漠的原因正是由于人们抱定“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人生态度,而虚伪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自私行为,只不过这种自私不是赤裸裸的表现出来,而是加上一层伪装,在实现自私目的的同时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

其次是对懦弱、无能、病态民族弱点的剖析。中国封建文化体系在长期运行中戕害着健康的人性,造成了人性的萎顿与文化的衰落,这种悲剧性的民族弱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得到无情的剖露。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往往孱弱、卑琐而又好摆架子,只会庸庸碌碌的混日子,他们停留在一种纯粹动物式的存在阶段,根本没有“超越自己”的动机与行动,也不具备生命的创造力。

在张爱玲的刻画下,人性的丑恶、畸形、恐怖一览无余。她的笔往往能穿越人们做作的情感,直入人的内心,洞察和表现人的全部心灵的真实,这也正是张爱玲的高明之处。其对人性的深入的思考和剖析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鲁迅小说所开创的“批判国民性”主题的承续和拓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同时期思想文化界对人性问题思考的不足,为在文学领域坚持对人性的改造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3.生命体驗

张爱玲的作品,笼罩着浓厚的悲凉气氛,浸透了一种不欲明言的深刻的没落,给人彻骨的伤感。“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5]张爱玲对历史文明发展的这种悲观,反映到她的小说中,并成为作品的基调,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尽管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大不相同,但却同样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作者只能让他们无可奈何又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向命运的深渊,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人对命运的胜利,理想对现实的凯旋,人的自信结果往往被证明不过是自负,受到现实的嘲讽。”[6]

二.张爱玲创作的不足之处

随着“五四”这股强劲的个性解放、人之觉醒、男妇平等的时代大潮,一批女作家运用而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长河中的弄潮儿,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都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与她们相比,张爱玲既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也存在着不足:

1.题材来看

她们都是描写女性的,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现出一种女性意识和特点,但他们笔下的女性又不尽相同。冰心笔下的女性大多是知识女性,她的创作大多是讴歌母爱、童心、自然的,其注重的是对女性真、善、美价值的重新发现。她的作品给人的基本印象是纯净、清新、温柔、典雅,虽然能给人美的陶冶和享受,但缺乏深度与厚度。丁玲特别善于写“被伤害、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7]她们既不同于冰心笔下的圣母,也非庐隐故事中的痴情弱女子,而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她们将“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8],给人一种独特的魅力。

2.创作倾向来看

在大的环境背景的影响下,形成她们不同的创作倾向。由于张爱玲生活在沦陷区,出于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个人的种种原因,她与时代主流话语(民族国家话语)出现一定的疏离,自觉的与政治保持距離,也不习惯在作品中直接涉及重大的思想内容。她坦承那种“时代的纪念碑”似的作品非她所长,“写不出来”,“也不打算尝试。”[9]这种状况给她在写作中带来很大的局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向来都是淡化背景甚至忽视背景的,这使她的文章在思想深度上有所欠缺,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正统文学所接受。而其她三位女作家在作品中或多或少都表现出国家民族意识,尤其是萧红,她一直坚持自己的女性视角和以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并且擅长通过女性的命运来关照国家的命运,把女性话语与国家民族话语艺术的结合起来,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使作品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从表现的侧重点来看

萧红、张爱玲两人都注重对人性的剖析,但张爱玲着重于表现人性的自私、冷漠及病态,如《金锁记》中由于情欲被压抑而变态的曹七巧;《心经》中许小寒的“恋父情结”;《茉莉香片》里男主人公聂传庆因得不到父母温爱而变态的对女同学言丹朱嫉妒和报复;《沉香屑——第二香炉》中愫细两姐妹近乎残废的高度的“纯洁”……这一切,在张爱玲的笔下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萧红对人性的刻画上更侧重于对愚昧、野蛮的民间陋习的挖掘,她的小说描绘了旧中国土地上国人愚昧的生存状态。在她的笔下,《生死场》中的民众近乎是处于一种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存在之中,长期的物质压迫和精神奴役,将人的性爱活动退化为动物式的泄欲。她们生死轮回百年如一,“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浑浑噩噩地活在世上,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生活的目标,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作者对愚昧和野蛮的描写其实是对虚伪、残忍的封建文化的强烈抨击,她含泪揭开人们的精神疮疤,还读者以民族精神的本来面目,从而启迪人们对悠久而杂芜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

4.从生命体验来看

尽管萧红、张爱玲创作的具体内容和艺术风格大相径庭,但对特定时代的生命体验,都同样笼罩着一种人生的悲凉感和对命运的无可奈何。例如,萧红的《小城三月》中,主人公翠姨在旧的婚姻制度中苦苦挣扎,直至凄凉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呼兰河传》中的芸芸众生在传统的因袭与现实生活的煎熬下不能前行一步,仿佛冥冥之中注定了人生的悲惨。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体验的表达,这样两位在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创作中不约而同地发出面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悲叹,这是女性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三.张爱玲小说独特的文学魅力

在中国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张爱玲形成东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的文学素质,具体表现在:

1.现代小说技巧与传统民族形式的融合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底,如不少作品鲜明的表现出《红楼梦》的味道,她的《花凋》则被看作是“现代《葬花词》”,而且作品的主人公川娥被她直言不讳的称作“现代林黛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睨儿酷似《红楼梦》中丫环的穿着打扮和言语,都体现出古典小说对张爱玲的影响之深。无怪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张爱玲称为“洋场社会的仕女画家”,认为“从古老的典故和小说,戏曲名词中点化出现代性的新意,是张爱玲命名小说集和短篇小说的常用手法”。其“给人一种古今接交、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

从内容看,同样是言情或描写两性关系,婚姻关系的传统题材,在张爱玲的笔下,总给人一种新意,使日常生活的粼粼微波中显出洪涛大浪的气象;结构上也明显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作品大多采用全知全能的说书人的叙事角度,文章首尾照应,尤其突出的是故事性强,传奇味浓。当然,作者在表现传统民族形式的同时,还运用了许多现代小说技巧,如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潜意识的运用,象征手法的表达,环境氛围的营造以及电影中蒙太奇技术淡化时空的手法都使张爱玲的小说旧中见新。

2.内心活动的精神分析

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自或枯索繁琐的解剖,而是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语言没有动作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张爱玲正是运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使这个现代文学中十分鲜见的人性恶的典型,其性格生成得到科学的解释。

3.繁复的意象

在张爱玲小说中,其意象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如《金锁记》中的“月亮”,《倾城倾国》中的“时间”、“墙”等。

张爱玲的笔下,意象还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意象的物化,即把许多原本抽象的东西,如人的命运、心理、情绪、感觉等。转化成一种可触摸或有质感的物质化的东西,如《沉香屑——第二炉香》里写罗杰坐在海边的苦恼:“整个世界像一个蛀空了的牙齿,麻木的,倒也不觉得什么,只是风来的时候,隐隐的有一些酸痛。”把苦恼的心情比作“一个蛀空了的牙齿”,给读者传达出鲜明的感觉。

其次是通感的运用,把各种感官印象打成一片,与比喻、联想等交叉重叠在一起,使意象呈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在这里,颜色可转化为声音,触觉可转化为听觉,月光的凄清可以像笛声一样呜呜咽咽,树叶剪影的零落颤动可以像不成腔的小音符发出的叮当声。

四.结束语

总之,无论是传统的意象“月色”,还是现代的意象“墙”,无论是意象的物化,还是通感所表现的意象,都呈现出“苍凉”的主调。

在一切都随作者的离去而尘埃落定的今天来看,尽管张爱玲小说在题材和视野上过于狭窄,但从作品的精神内涵和叙事策略来看,无疑把“五四”以来的女性意识、女性创作推向一个高峰。尤其在展现和剖析旧中国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心灵深处的传统痼疾,对丑恶人性的开掘方面,达到了无人可比的深度,使“洋化”环境中仍存的“封建心灵”和人们面孔千疮的“精神创伤”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作品不仅丰富了二十世纪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拓展了其表现领域,而且提高了其审美品格,为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奏出了一阙华美的乐章,创造出人们心目中不朽的传奇。

参考文献

[1]吴福辉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张爱玲著.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3]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弟弟、丈夫、亲友笔下的传奇[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5]张爱玲著;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余斌著.张爱玲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7]王蒙.散文精读王蒙[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8]张爱玲著;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作者介绍:付鹏,汉江师范学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阅读推广学。主持并完成多项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参编多部学术著作,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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