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趣解“爬山主义”

抗大很重视爬山运动，每天学员出早操，都有一个爬山课目。有些学生体弱，爬山常掉队，觉得脸上不光彩，想请假，又怕别人笑话，心里不高兴，便发起牢骚来：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学校为啥老搞爬山主义呢？可不可以增加点马列主义，减少点爬山主义？

毛泽东在讲课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做到动作迅速、敏捷。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嘛。如果我们的动作慢了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接着，毛泽东举了长征的例子。他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笑了笑又说：爬山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可不能把老传统丢了。

身体弱的同学怎么办？毛泽东说：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

（鼎甲摘自《毛泽东幽默趣谈》，许祖范、姚佩莲、胡东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版）

黄克诚：去玉泉山，也得约法三章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纪委常务书记。因身体虚弱，部下和熟人纷纷劝他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他却担心劳师动众，坚决不肯去。他说：“我一出去，就要带一帮人陪护，那要花公家多少钱！还要给地方添很大麻烦，去不得，不能去！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去就是浪费。即使浪费掉一分钱，也愧对老百姓。”

事情不知怎么反映到中央领导那里，陈云等指示中办，要黄克诚就近到玉泉山休养一段时间。陈云动员黄克诚说，玉泉山环境安静，既有利于康复，又可兼顾工作。黄克诚这才答应，但又提出，他去玉泉山，也得约法三章：一、只带一个秘书，不带家属和其他随员;二、家属除星期日以外，不要去看望;三、一切生活费用自理，不要公家补助。陈云同意后，他才住进了玉泉山五号院，一边养病，一边工作。

黄克诚在中纪委工作的七年中，以虚弱的身体，在迟暮之年，掮起一面抓党风肃纪律的大旗，其一言一行，令人肅然起敬。

（老枥摘自2018年6月25日《学习时报》，王子君文）

毛主席纪念堂最初的几种设计方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举国上下一片悲痛。为纪念毛主席，中央决定建一座宫殿式纪念堂，用来保存毛主席的遗体，供人们瞻仰其遗容。但纪念堂选址何处，却成了一个问题。

选址设计组首先想到，毛主席南征北战、操劳一生，应在风景幽美的地方让他老人家安卧永息。为此，选址设计组设计出“水上日出”的方案：浩浩碧波，霞光绚丽，一轮红日跃出水面，光焰万丈。选址设计组成员开始到处寻找合适的水域。中南海、昆明湖……走了一水又一水，却又总觉得“水上日出”的方案不能完全表达人民的心意。

设计组的同志又提出了“山顶红星”的方案：毛主席卧在苍松翠柏、山花烂漫的白云深处。夜晚，高高的天际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熠熠闪光，照耀我们今后的征程。香山、景山、玉泉山……设计组的同志考察后，又觉得“山顶红星”的方案仍不够理想，否定了此方案。

选址、设计迟迟定不下，设计组成员一筹莫展。设计组负责人、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耐心启发设计组成员：“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说：‘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烈士们到了月宫里，吴刚捧出芳香的桂花美酒，过着寂寞生活的嫦娥也万分激动，在碧海青天舒袖起舞。”毛主席诗词对吴刚捧酒、嫦娥起舞等的浪漫描写，体现出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表达了对烈士们无限的怀念和崇敬。选址设计组的工作人员受到启发，在建筑设计方案上跳出了陵墓的概念，摆脱了悲哀的调子。

（西北摘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3期，闫树军文）

李四光晚年关注地震预报工作

我国是一个多震的国家，地震现象较为普遍。地震能不能预报？李四光坚信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经过对邢台等多震地区的考察和分析，李四光认为，地震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侦察地震这个地下“敌人”的潜伏场所，并监视其活动。内容可以包括下列三项程序：第一，要对有关地区详尽地进行地质构造调查工作，同时要尽量收集历史地震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研究构造体系和地震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发现潜在的危险地区。第二，围绕现今还在活动的断裂带，进行精密大地测量和微量位移测量，并设置地震观测网，进行微观的和宏观的地震观测工作。第三，加强构造应力场的研究，观测和分析现今地应力分布的情况、活动的方式和变化的规律，从而明确它们和当地地震的关系，并确定震源的所在和分布的范围。经过对上述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就有可能推测地震发展的趋势。

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地震以后，为了加强地震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担任组长。为了指导全国的地震工作，保卫京津地区安全，李四光经常分析研究大量的观察资料，还深入房山、延庆、密云等地区，调查地震地质现象，视察地震地质工作。这时，他已80高龄，而且动脉瘤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亿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上。直到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表达要继续做地震预报工作的意愿。

（秋风摘自《党的文献》2019年第5期，陈群文）

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怎样诞生的

1971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老同志建议，整理几首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民歌，并进行加工创作。这一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决定由中央文化组组织创作力量完成几首革命历史歌曲，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

5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组长王敬之和编辑王惊涛来到陕西，同徐锁、李若冰、刘烽、关鹤岩、冯富宽等人组成工作小组到延安采风。在延安第一招待所，大家整理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和《翻身道情》四首歌曲。一次，刘烽和李若冰在聊长征聊土地革命，回忆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那段艰难岁月时，感慨万千。这时，创作组组长关鹤岩提出，增加一首反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带来革命大转折的歌曲就更好了。刘烽也谈道，“搞完这四首之后，我总觉得有些不满足。从音乐形式上看：陕北民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信天游》没有;内容也不够完美，缺点儿什么”，“应当有一首迎接中央红军的歌”。这些想法使大家很快达成共识。继四首歌曲之后，他们开始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创作，从而形成了后来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

1971年底歌曲创作完成后，陕西省歌舞剧院演员杨巧担任首次领唱。12月25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影响一下子遍及大江南北。

（春风摘自2019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夏滟洲文）

土豆烧牛肉，赫鲁晓夫口中的共产主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时，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可以经常吃“古拉什”了。国内媒体在提到“古拉什”时采用了意译的方式，根据其主要原料和烹饪方法，翻译出了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土豆烧牛肉。

现在看来，这个译名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古拉什”只是土豆烧牛肉的一种做法，与其说是菜不如说是汤，与其说是“烧”不如说是“炖”。“古拉什”起源于9世纪，是匈牙利草原牧民的传统食品，做法是把牛肉或其他肉类切块，先用盐腌制，再和洋葱片一同入油锅翻炒，之后加入红椒，再倒入水或高汤炖煮，接着加入蒜、月桂叶、百里香等调味，再放入土豆和胡萝卜，最后加入适量白葡萄酒或葡萄酒醋提味即成。装在小陶罐里的“古拉什”可以当汤喝，也可以在其中下鸡蛋和面条，还可以配面包或米饭吃。它既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也是普通人饭桌上的家常菜。人们如此喜爱它，使其从诞生地匈牙利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

在当年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土豆烧牛肉成了赫鲁晓夫口中共产主义的代名词。毛泽东在词作《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也写道：“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首寓言式的名篇更是让土豆烧牛肉在中国声名远播。

（洹漳摘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11期，史利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