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政策创新研究

摘 要：我国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面临五大挑战：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挑战，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受阻;二是城镇化挑战，城乡二元分割与资源配置效应放缓;三是资源环境挑战，粗放式增长带来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四是国际竞争力挑战，产品竞争力面临比较优势“真空”;五是包容性增长挑战，经济增长与公平发展失衡。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关键在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是鼓励创新：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实现“雁阵式”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优化结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人力资本“质量红利”;三是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四是扩大开放：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五是改善分配：实现包容性增长，强化分配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之墙;可持续发展;五大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4-0058-10

作者简介：朱玉成，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院博士后 （浙江 杭州 310038）

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尽管仍面临粗放型增长难以持续、人口红利衰减、环境资源约束增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诸多挑战，但由于我国依然处于人口素质快速提升、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产业梯度转移的“雁阵”模式等阶段，这些因素決定了我国完全具备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节点上，一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便具有了更为宽泛的含义，不仅包括数量和规模的增长，也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以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等。这是经济发展战略、资源配置机制、利益分配格局的全面调整与完善，也是发展方式、社会结构、管理体制的系统创新。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应当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为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预防“高收入之墙”早做准备。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本章节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尝试聚焦以下几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和演化逻辑如何？成功跨越陷阱国家遵循了什么样的发展规律？落入陷阱国家又有什么典型的教训？我们分别选取成功跨越陷阱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落入陷阱的部分拉美和南亚国家作为样本，并特别关注有效经验的学习。但本文并非简单地将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相比较，而是以我国所面临的挑战为出发点，来反思什么是对我国有益的最佳实践权衡：《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国际经验比较及其启示》，《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它应该与我国问题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并可能为中国跨越陷阱提供解决方案。

（一）转型失败论：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受阻

在依赖要素投入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在“低垂的果子”被摘完后，经济增长便不可避免地发生衰竭。只有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才是保持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核心所在。如果排除早期依靠石油出口的富裕国家，自落后状态起步、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无一不是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取得长足发展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而其他国家尽管面临相似的发展基础，却或者跌回陷阱，如菲律宾、阿根廷;或者始终陷于贫困状态，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些国家在经济形势发生阶段性变化后，未能及时锻造新的增长动力，始终被锁定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因此，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及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特别是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转变，是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所在。一旦能够实现这种转变，就能建立起新的增长基础，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配置低效论：城镇化进程不顺和人力资本提升缓慢

在各国跨越陷阱的过程中，城镇化被赋予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助力经济增长的重要使命。通过推进城镇化进程，一国可以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使劳动力顺着价值链不断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移动，从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日本、韩国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陷阱，其基础保证就是城镇化所带来的强大生产效率提升。在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为代表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前，这些国家成功地把过剩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高配置效率的工业部门，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升。部分拉美和南亚国家滞留陷阱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城镇化进程不顺和人力资本提升受阻，当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后，社会保障和技能培训没有及时跟进，导致城市治理低效、就业困难和“贫民窟”聚集等问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三）资源依赖论：过度依赖资源红利而陷入“资源诅咒”

在要素驱动阶段，良好的资源禀赋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则尤是如此。然而，那些采用资源立国政策的国家，从一些拉美国家开始，到部分南亚和中东欧国家，长期来看先后都出现了问题吴敬琏：《展望“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科学发展》2011年第7期。。1970-1998年间，在65个资源型国家中，只有四国人均GNP增速超过4%数据来源于《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这些国家由于过度依赖资源红利，忽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导致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价值链的底端。随着资源环境约束逐渐加紧，过去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换取增长速度的老路难以为继。同时，又由于没有及时为更高经济发展阶段储备必要的力量，使该国陷入“资源诅咒”中。日本、韩国等国家自然禀赋普遍较弱，但由于这些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个转折点上都能够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提前调整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源结构，及时培育了有助于提升效率的技术，因此都顺利地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四）比较劣势论：比较优势“真空”导致产品竞争力丧失

从经济学角度看，一国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产品成本与生产力水平的相对关系。“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赶不上成本上涨，导致一国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下降。在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原材料、工资等成本持续上升，一国逐渐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同时又由于无法开拓以服务和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高成长市场，被卡在成本优势明显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富国之间，落入比较优势“真空”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这也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即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在于一国产品竞争力的阶段性提升。如果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快于成本上涨，产品的竞争力就可以持续提高柳翔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地区）的教育发展经验及启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生产成本一直很高，但由于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增长也非常快，因此没有丧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反之，则可能会出现拉美的“福利陷阱”或部分中东欧国家的“高收入陷阱”。

（五）分配不公论：财富分配不公与发展公平性处理不当

在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容易扩大，社会矛盾容易累积。对社会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处理不当，是导致拉美国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些国家由于未能及时遏制市场竞争中出现的收入分化趋势，导致只有少数高收入阶层成为经济改革的受益者，而广大低收入群体却几乎没有从中受益。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都在0.44-0.66的高位徘徊，巴西到20世纪90年代还处于0.64的高位田杨群：《“中等收入陷阱”与我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理论导刊，》2012年第11期。。过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总需求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同时，分配不公诱发阶层间分化，导致社会矛盾频发，陷入政治上的“塔西佗陷阱”。与此相反，日本和韩国则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新社区运动”等较好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为跨越陷阱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我国在中等收入后期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跨越“马尔萨斯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并有望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虽然学者不乏对我国经济发展减速甚至停滞的种种预测和警示，但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我国真正的威胁是“高收入之墙”问题。借鉴各国的发展历史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识别出我国在跨越陷阱的冲刺阶段所面临的五大主要挑战：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挑战，主要涉及经济发展动力再造和切换问题;二是城镇化挑战，主要涉及城镇化和人口红利问题;三是资源环境挑战，主要涉及低碳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四是国际竞争力挑战，主要涉及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胡鞍钢、任皓、鲁钰锋、周绍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五是包容性增长挑战，主要涉及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

（一）全要素生产率挑战：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受阻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初期的增长动力来源于要素投入的持续追加，而在发展中期，要素投入的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基于效率的内生增长”。我国此前以低端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依靠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生产”和以国际分工为特征的“全球生产”扩大竞争优势，维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粗放的“外延型数量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阻碍效应，导致后续增长得不到生产效率提高的补偿。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表现出的困境，其实就是长期经济运行所累积的结构性矛盾浮出水面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我国传统产业所积蓄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及时推进生产组织方式和经济发展动力转变，特别是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是成功跨越陷阱、实现高收入稳态的关键（见图1）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转变，减速乃至停滞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可避免。

当一国技术远离国际前沿时，实施以模仿为主的跟随式发展可以相对高效地实现经济增长黄先海、宋学印：《中国跨越潜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增长战略：从追赶导向到竞争导向》，《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1期。。但要顺利实现弯道超车，不仅需要在总量上与发达国家趋于收敛，更重要的是要在赶超中转变生产函数，进行赶超动力的转换。这样的赶超具有二次赶超的特征，而不是简单的一次赶超。在1960-2010年间的57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成功跨越国家才呈现出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相对于美国的超越，停留和落入陷阱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的下降（见图2）胡鞍钢、任皓、鲁钰锋、周绍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二次赶超的这种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总量增长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仍在持续拉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只完成了一次赶超，而没有进行赶超過程中赶超动力的转换权衡：《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大逻辑：思想由来及经济学创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成功跨越陷阱国家的产业转型大都是在重大科技突破的基础上实现的，我国之所以长期处于产业结构的低端，原因是已有的几次产业革命都与我国失之交臂。现在我国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在赶超到一定阶段以后，需要转变赶超的结构基础和赶超的动力机制，实现总量赶超与结构赶超并举。

（二）城镇化挑战：城乡二元分割与资源配置效应放缓

城镇化和工业化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更是如此。在传统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农村劳动力向高生产率工业部门转移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应。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开始步入城镇化S型曲线的减速区间（见图3）。在此之前，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为我国提供了将近50%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蔡昉：《通过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2011年后，我国的劳动力抚养比停止下降，并随后迅速提高。劳动力总量也在2013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降低（见图4）。过去支撑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即将减缓，劳动力无限供给及城乡间资源配置效应都将趋于减弱，粗放型城镇化将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未来需要更加关注城镇化的效益和质量。

与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城镇化进程相比，我国的城镇化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压缩的城镇化进程在带来强大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一部分农民未能通过同步“市民化”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原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化为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新二元分割等。后发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容易陷入运动式思维的误区，将城镇化视为一场“扩边”、“造城”和“迁徙”运动。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且是农民“市民化”的身份转换过程穆怀中、吴鹏：《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学家》2016年第5期。。那种仅体现为人口向城镇集聚和城市空间扩大的城镇化，并不产生城镇化的一般效应，并容易带来就业困难、城市贫民窟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胡鞍钢、任皓、鲁钰锋、周绍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8亿多城镇常住人口中2亿多进城农民工、一千多万城镇低保人口的生活问题，通过户籍壁垒的有效破解和技能培训的及时跟进，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三）资源环境挑战：粗放式增长带来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

在中等收入早期阶段，我国对资源的消耗伴随经济增长而急剧增长，资源投入“大投大放”，环境利用“大手大脚”。这种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虽然带来了一时的GDP增长，却使我国在低获益中承受了不对称的资源环境损耗。近年来，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暴露，资源容量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逐渐演化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带来的损失大约相当于GDP的8%。2004年以来这一数字虽有所降低，但仍达4%左右。在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成本合计15513.8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5%环保网：《环境污染年损失过万亿 绿色GDP十年“艰辛路”难走》，参见：http：//ecep.ofweek.com/2015-04/ART-93008-8440-28952721.html。。如果扣除环境和生态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当年的真实增长率只有7%左右，这样的经济增长无疑要大打折扣。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污染状况在时间上呈现一定的变化轨迹，而且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倒U型曲线的关系（见图5）。但是上述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坐等收入水平的提高，重走一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不仅不具有经济性，而且极有可能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的泥潭。发达国家虽然最终摆脱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恶性循环，但是这条老路代价高昂。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小康要“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都不可偏废。既然五个是一体的，任何一个成不成，最終取决于短板，就像水桶效应。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GDP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生态环境的“短板”反而更突出了，那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

（四）国际竞争力挑战：产品竞争力面临比较优势“真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与许多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一样，我国充分利用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的产业转移。这个过程的实质是我国几亿劳动力与国外资本相结合，以要素驱动为特征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基于“全球生产”的经济增长面临着来自外部市场和内部生产的双重阻碍汪和建：《经济全球化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问题与策略》，《学术研究》2016年第4期。。前者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引发的代工生产的转移，金融危机引发主导“全球消费”国家的自我限制和保护，部分制造业因“再工业化”战略而重新回流到欧美各国。后者主要表现为劳动成本上升导致的“全球生产”的转移，随着传统五大低成本国（中国、巴西、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劳动成本变得接近或基本与美国持平，大量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成本问题纷纷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

进入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越来越演变为不同国家依托自身优势进行生产分工。我国长期处在国际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与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服务营销等相比，中间制造不仅收益少、风险大，而且还要承受整个产业链绝大部分的成本和负效应（见图6）。近年来，随着更多的低收入国家开始参与国际分工，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低价抢单”，我国代工制造的价格优势逐渐丧失。同时，我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又面临多重困难，创新驱动的机制与环境尚未形成。“旧的已去，新的没来”，从而出现在国际竞争中两头受挤压的比较优势“真空”。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及时调整自身的定位，通过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往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移动，以保持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五）包容性增长挑战：经济增长与公平发展失衡

我国当前存在的经济发展包容性不足问题，既有源自于因自然和历史条件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有来自于因制度不健全等引起的城乡发展不平等。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实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此后又推出了逐层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国家发展战略的倾斜以及经济体制的不完善，造成市场竞争中起点的不平等，不平等发展的后果继续复制并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与此同时，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增长，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中资本对劳动收益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不仅造成社会总需求中消费比重的下降和最终需求不足，同时也直接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吴敬琏：《展望“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科学发展》2011年第7期。。我国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60上升到2004年的0.473，并在2008年达到最大值0.491。之后虽然稍有回落，2017年基尼系数为0.467，但在亚洲仍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见图7）何玉长：《结构调整与分配改革：新常态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蛋糕做大”上，而把公平分配的问题放在“兼顾”的位置。虽然“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却迟迟不能实现。这正是在收入迅速提高、待遇普遍增加的情况下，群众对分配制度的批评却日益强烈的根源所在。国际上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教训。那些忽视再分配政策、坐视收入分配恶化的国家，财富占有的“马太效应”日益凸显，最终导致长期的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与之相反，发达国家在初次分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最终的分配状况未见显著差距，根本原因是再分配机制起到了有效的调节作用。在2010年前后，经再分配调整后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5下降到0.38，英国从0.52下降到0.34，法国从0.51下降到0.3，德国从0.49下降到0.29张车伟、赵文：《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挑战与对策》，《社会政策研究》2017年第1期。。这些发达国家通过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政策，使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

三、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发展战略

今天我们国家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起点意味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在发展动力上，新时期是创新驱动和引领的，而不是自然资源驱动的，这就意味着要由要素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在发展布局上，新时期是城乡一体、区域协调的，而不是比例失衡的，这就意味着要由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在发展形态上，新时期是绿色低碳的，而不是高消耗、高污染的，这就意味着要由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转向绿色发展;在发展空间上，新时期是开放互赢的，而不是相互脱节、被动依附的，这就意味着要由单向开放转向双向开放;在发展目的上，新时期是和谐共享的，而不是两极分化的，这就意味着要由片面追求经济总量转向包容性增长。

（一）鼓励创新：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实现“雁阵式”产业结构升级

第一，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在高技术领域，技术垄断性更强，保密措施更为严格，追赶型增长将面临潜在的技术瓶颈。后发国家在逐渐从跟随者成为并行者时，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只能依靠自主创新。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一国可以更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把经济增长的基础从简单地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一旦能够实现这种转变，就可以开拓新的增长基础，从而具有可持续性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一方面，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须“增量扩容”，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实现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破题”张述存：《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三引擎”》，《经济体制改革》2016年第1期。。我国应瞄准技术前沿、终端消费，加快集聚一批高能级、高价值、强带动力的创新要素，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接续，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另一方面，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须“优化存量”，藉由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突围”。应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围绕“互联网+”改造传统制造业，推动经济结构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从规模经济转向高附加值经济。

第二，实现“雁阵式”产业结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差异化梯度发展道路，由东部率先发展，逐次带动中西部，进而实现“雁阵”模式下的总体跨越。地域差异产生的产业“梯度转移”特征，客观上为我国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化解过剩产能提供了迂回空间，也为东部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和准备时间。就东部地區而言，早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加强调整的时候。东部的发展重要的不仅是总量，更应关注创新和效益提升，通过在垂直分工链中不断向上拓展，带动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中西部地区可以成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链的第二梯队，构成维系经济增长的后续支撑力量。通过向我国内陆迁移，这些产业仍将对中西部经济增长发挥一定的后续拉动作用。中西部当前还应“二、三并举”、两轮驱动，除了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之外，还必须提振传统产业，并跟随东部产业结构逐次升级，形成一个产业结构相互继起式的大国“雁阵”模式陶新宇、靳涛、杨伊婧：《“东亚模式”的启迪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之谜”的揭示》，《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 。

（二）优化结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人力资本“质量红利”

第一，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随着我国经济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逐渐转向新古典增长阶段，传统的粗放型城镇化将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未来需要更加关注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要素流动过程，包括人与生产资料的流动以及产业的融合与转型。一方面，传统城镇化是“单向”流通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双向”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需要并行推进。既应支持农民“带资进城”，推进新型城镇化，也要鼓励城镇居民“带技术下乡”，去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是人，落脚点也是人。对农业转移人口，关键是要解决其“市民化”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乡户口转换和“进城上楼”运动，其政策目标应始终定位在提升人的融合性感受上。对“半耕半工”群体，关键则是解决其就近和就地城镇化的问题。在允许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同时，农村仍然对农民提供托底性的保护，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不可触碰的红线，农民继续享有分配生产资料的权利。

第二，打造人力资本“质量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过去支撑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即将减缓，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一方面，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看，劳动力质量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要突破“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发展瓶颈，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通过教育培训将我国人口红利从规模型向素质型转化，逐渐消失的人口数量红利转变为质量红利胡鞍钢、任皓、鲁钰锋、周绍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另一方面，在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红利来自于部门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刘易斯模型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但现实中附加价值较高的工业部门是一个无穷多级的阶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只要把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部门重新配置到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部门，同样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同样会有人口红利。因此，只要能够及时甄别并培育“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人口红利就会一直存在。

（三）保護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

第一，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资源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过去我国很多资源环境问题，都可以在“唯GDP倾向”上找到根源。政府在过分关注GDP增长数值的时候，就会过度关注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而忽视资源消耗、环境成本和可持续发展。我国资源储备和环境承载力的现状，要求转变过去成本高昂的“灰色模式”“高熵模式”，向更加注重经济质效和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模式”转变。一方面，这种低碳发展要坚守“底线思维”，既要节约资源消耗的总量，也要控制单位GDP消耗的强度。通过实行适度的资源规制，把GDP中那些高消耗、高排放的成分尽可能挤掉。另一方面，低碳发展要发扬“创新思维”，通过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努力开辟绿色发展新动能。通过大力发展循环清洁能源，有效创造新型绿色支柱产业，在新的平台上实现高效发展。

第二，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我国当前的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未来亟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尽管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但是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表明，后发国家也必须遵循这种模式胡鞍钢、任皓、鲁钰锋、周绍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结果，更不会脱离政策和制度保障而自动实现。后发国家应该汲取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避免再走一次发达国家“折腾经济”的老路。只有在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环境得到妥善保护的基础上，经济增长才是有价值的增长，才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洪银兴：《以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与此同时，要继续强化外部监管机制，综合法律、规章、市场多种机制，实行“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过程覆盖。就我国目前主要依靠事后惩罚的监管程序而言，监管程序应向前延伸，纳入政府、企业、群众多元主体，建立起“多主体、多维度、全过程、立体化”的监管体系。

（四）扩大开放：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一，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增长及其动力转换的问题，根源则是产品竞争力的阶段性提升问题 韩晶、毛渊龙、朱兆一：《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3期。。高成本条件下要维持竞争力，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一国能够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步入中等收入区间就不一定是陷阱。随着产业转移的浪潮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我国的竞争对手和争夺领域开始转为发达国家和高附加值领域。这种转变在根本上决定了我国亟须进行一种竞争力的适应性转换，即从模仿型、排浪式的低成本优势，转向创新性、差异化为主的质量型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主要是创新驱动和引领的，而不是自然资源驱动的;是人力资本支撑的，而不是物质资源支撑的。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并以此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则会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持续恶化，最终侵蚀掉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第二，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成功跨越陷阱的国家大多都是自主性开放型经济体，并且在跨越过程中及时完成了由“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变。在经济发展新时期，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应更加凸显主动性和战略性，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步推进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一方面，要努力改变过去被动型、依附型的国际分工，从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参与者、制定者转变。通过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应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依靠投资的“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寻找新的增长点。我国应充分把握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对沿线国家的战略型、资源合作型投资，继续加强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技术导向型投资，通过有效整合全球资源推动国内经济发展。

（五）改善分配：实现包容性增长，强化分配的调节作用

第一，实现包容性增长。在低收入阶段，一国的发展目标相对单一，首要是经济增长问题。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便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不仅是摆脱贫困，公平分配、社会福利都要进入发展目标。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疾风暴雨式的劳动参与率扩大和收入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蔡昉：《社会中间群体如何真正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领导决策信息》2018年第6期。。实现包容性发展最重要的是补“短板”，既要保持增长速度的“持续性”，又要关注增长过程的“参与性”，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只有从“GDP增长模式”向“包容性增长模式”转变，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员工有收入，企业、政府、人民等各主体分配合理，才能把人口学意义上的中间群体转化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第二，发挥分配的调节作用。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全球化，这些过程都不会自动产生“涓流效应”，不能保证个体获得公平的收益。国家应该设计独立的分配政策，对市场化过程中的分配差距进行调节。一方面，应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分配机制，努力构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制度的再分配政策对收入进行二次调节。发达国家财政的“填谷”作用和税收的“削峰”作用并重，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我国应促进政府从保增长为主的“投资财政体制”更多转向保民生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同时使税收体系更好发挥调节作用，朝社会期待的方向调控收入分配。

（责任编辑：晓 亮）

Abstract： Chinas cross-border Middle-income Trap faces five major challenges： First， the challeng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at is，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ower are blocked. Second， the challenge of urbanization， that is， the phenomenon of dual divis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slowdown in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Third， the resource environment challenge， that is， extensive growth brings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ourth， the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at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faces the “vacuum” phenomen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Fifth， the challenge of inclusive growth， that is， economic growth and fair development， has some degree of imbalance. The key to Chinas crossing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the prevention of “High-income Wall” is to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First， encourage innovation： create a new engine driven by innovation，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geese form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Seco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coordinating the promo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creating a “quality dividend” for human capital. Thir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build a resource-saving society and seek growth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urth， expand opening up：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and build a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Fifth， improve distribution： achieve inclusive growth and strengthen the adjustment role of distribution.

Keywords： Middle-income Trap; High Income Wa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