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漫主义”：一种文学创作范式的萌生
——以徐东小说《藏·世界》《诗人街》为例

○焦敬敏

21世纪已经悄然而逝二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也在作家们的默默耕耘中绽放出五彩缤纷的新气象。从小说的创作来看，无论是乡土小说还是城市小说，对人物、情节的把握都更为纯熟和丰富，重叙事与反叙事的、纯抒情与反抒情的、多思辨与重情节的……多种文学创作范式相互交织、交相辉映。其中，大放异彩的是苦难叙事，不管是城市苦难、农村苦难，还是农村人进入城市的苦难，苦难大行其道，占据文学大屏幕的显要位置，抢夺着人们的眼球。与苦难相对应的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的物质世界，挟裹着人们身体中涌动的各式欲望，在感官刺激中让人蠢蠢欲动、目不暇接。

相对于“苦难”与“欲望”的五光十色，小说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探索就显得苍白乏力——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复杂多元心态的揭示，对人们心理症侯的悲悯与关怀，对人类建构精神家园的向往与努力，对人们精神渴望的揭示与共鸣，对人类终极精神走向的思考与探究……这些重要思想维度与精神价值在小说艺术表达中的缺席使得现今小说创作在奢华、多元、丰厚的表层热闹之下，实质为内在肌理的单调、粗糙与贫瘠。

并且，在艺术表现层面上，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先锋文学思潮的渐渐低落，众多先前还热衷于艺术形式探索的作家也纷纷转向，此后的文坛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一家独秀。社会世俗化的土壤催生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发酵与膨胀，大众化的传播与接受方式更推动着“现实主义”的生长与繁盛，创作主体在文学市场化、商品化的现实面前被动接受乃至推波助澜，都更助长了小说的世俗化、大众化，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蔚然成风，成为众多作家趋之若骛的奋斗方向，甚至进一步成为衡量作家成败与否的重要指标。但是，这无疑是在推动文学蓬勃发展的同时，对文学走向偏颇的另一种伤害。当今小说的创作整体缺少艺术形式技巧的探索与实验，朝着平面化、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愈走愈远。通俗无可厚非，但也只是文学发展之一翼，而非全部。文学应该朝着多元的角度与方向发展，艺术的典雅与思想的深度也不应被完全忽略。

难能可贵的是，在完全一边倒的“底层”“苦难”“欲望”的呼声中，一种新的小说创作范式“新浪漫主义”应运而生。其萌生时间大约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70后”作家徐东在代表作品《诗人街》《藏·世界》中首创了“新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此外，王华小说《家园》也具备“新浪漫主义”的特征，（青年作家徐东曾获新浪最佳短篇小说奖、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作品有小说集《欧珠的远方》、《藏·世界》、《大地上通过的火车》，长篇小说《变虎记》等。王华，国家一级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花河》《花村》《花城》等，多部作品被翻译到海外）。

严格地说，“新浪漫主义”还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学思潮，而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范式被探索被实验，也并没有统一宣言或者成立社团，但是其文学创作在某几个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从而形成了文学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与实验的共识。

“新浪漫主义”在继承“浪漫主义”绚丽多姿的想象、注重主观性、追求理想世界等特征的基础上，又有不同于“浪漫主义”而独创的审美表达。摒弃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激情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忧郁、感伤，“新浪漫主义”并没有浓墨重彩，不采用奔放热烈的语言，不直白不夸张，而是用恬静淡然的语言来抒写理想，抒写心目中的乌托邦。浪漫主义文学往往对个人际遇的“失败”“悲哀”“忧郁感伤”格外热衷，即“世纪病”，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之死》等。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个人，推崇个人的作用，注重表现社会对个人的压制，并对个人的反抗加以褒扬。在浪漫主义文学中，个人反抗的形式往往是对立的，结果又是徒劳的。“新浪漫主义”文学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反抗形式：个人与社会不再对立，于淡然中化矛盾于无形，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主义。个人因为找到了自身生命的精神家园，从而跳出矛盾中心之外，超然凌架于红尘之上。

徐东是当下非常具有创作活力的作家，用他独特的文字展开对当下以及将来的思考。徐东的小说以题材划分共有三类：关于城市，关于西藏，关于乡村。西藏系列代表作即小说集《藏·世界》，收录了17篇小说，《诗人街》则着眼于城市生活。《藏·世界》与《诗人街》具有强烈的趋同性：即人生理念的趋同与艺术风格的一致。徐东的小说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拓宽了当代小说创作的表达领域，为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对理想的追求与抒发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特征。文学的创作目的即追求理想，自古如是，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与浪漫精神紧密交织。世界各民族的远古时期神话、中国古典文学的《楚辞》等都以夸张的方式激情渲染人们的愿望和理想。“新浪漫主义”继承和发扬了“浪漫主义文学”在主旨与题材上的奇幻性与传奇性，继续发扬其追求理想世界的传统，在浪漫精神指引下书写人类的理想世界，表达想象中的乌托邦。

与“浪漫主义文学”所不同的是，“新浪漫主义”不再以夸张与激情的方式来抒写理想、表达愿望和追求，虽然仍然赋予文学以“丰富想象”的品格，但是表达方式相对“淡化”，艺术审美特征表现为叙述的云淡风轻，如同中国太极的内在精神，绵里藏针，化“激情”“夸张”于平静淡然之中。

在思想内涵上，“新浪漫主义”注重对人类精神层面的表现与挖掘，力图再现人类精神世界的多元现状，深挖精神层面的症候与困境，并对人类精神的终极走向进行思考与探索。在着重文化批判与心理剖析的同时，张扬人的自我意识，展开建构人类精神家园的努力。

《藏·世界》与《诗人街》以对人深层精神的剖析张扬人的自由意志与个体性，以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表达、饱满丰沛的艺术想象展开人类对于自我认知的思考，对于自我和社会关系认知的的艺术探索。完全迥异于传统价值体系的逆向思维，与生动而具有个性化的意象意境的完美契合，使小说《藏·世界》《诗人街》在当今被物质遮蔽的文学丛林中，显现出具有张力与创造性的独特光芒。

一、“诗”与“远方”

徐东小说《藏·世界》与《诗人街》承继“浪漫主义文学”的强烈主观性、对个人、想象力以及感性的推崇等特征，大胆地进行小说文体实验，以宁静、淡泊的笔触，构筑了一个诗意的、空灵的，不乏神性的写意的乌托邦，规避了激情与夸张，远离了忧郁和感伤，以诗化语言表达其心目中的理想愿景。

“远方”“诗”是徐东小说里重要的意象，有着多重的隐喻意味以及丰蕴的文化内涵。“远方”“诗”意象统领了徐东的小说，借“远方”“诗”意象，徐东构建了一系列叙事，试图探寻人类精神的最终归宿与终极走向，试图为人类寻找到精神家园——可谓是“新浪漫主义”所特有的淡泊理想、宁静家园，其艺术风格类似于消极浪漫主义（以英国的湖畔诗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月诗派为代表）。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含蓄内敛所不同的是，“新浪漫主义”想象大胆、奇特，表达上却明快、流畅、恬静、淡然。

徐东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非常态的民间主体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游离于主流价值秩序之外，以他们特立独行的、各式各样的、丰富而多元的方式反抗着主流价值观念对人性本真的束缚与制约，张扬着人类对自然本真、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这些人物形象甚至构成对传统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的叛逆，从而激发人们对于当下生存状态的思考。

徐东的《藏·世界》想象力丰富，在审美表现上更为简单、质朴、空灵、轻盈，散发着思维的光芒与生命的灵性。里面的人物也因贴近于生命的本真而更为灵动，焕发出生命的特有生气。

欧珠（《欧珠的远方》）总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但他的内心世界充盈而丰富。他喜欢想象，喜欢思考。欧珠思考着关于人的个体性与同一性，思考着人与世界万物的交融合一。欧珠以晒太阳的生活方式实践着此岸的自由，因为晒太阳，他全身暖洋洋，身子会发光；因为晒太阳，他守住了时间；因为晒太阳，他让自己像石头一样生活。这是欧珠的探索，也是徐东的探索，探索一种自然的、自在的、顺应生命本性、摆脱一切束缚与困厄的生存方式，从而保持自在生命的本真状态，与天地合一，与宇宙合一。

欧珠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带着头顶上有莲花的牦牛去追寻心中的远方。格列攀登了冈仁布钦和纳木那尼这两座高大的雪山，把两个圣湖：玛旁雍措和拉昂措收藏在心里。格列从此周游世界不再回家。《藏·世界》中所展现的浓郁的藏文化，不仅仅是藏地风情风俗，也不仅仅是藏族的人和事，而是一种独特的人生理念，这个地域所特有的迥异于其他文化的生命样态。

徐东的城市小说相较于他的西藏系列，在叙事的构建上有更完整的情节链条，但是仍可看出他努力想张扬的生命求本意识与对当下世俗生活形态的反抗。

《诗人街》里的人们都有着特立独行之处，或是生活理念的特立独行：如追求慢生活的蜗牛，追求像古人一样四处游历的酒吧老板老武，提倡简单生活的老樊（给联合国写建议信，编《简单生活》杂志）。或是生存方式的特立独行，如以恋爱为职业为爱人写诗的小青，只卖白粥的书吧老板老樊，卖“舒服”的女诗人舒恒，从公司辞职去推销自己诗集的余发生等。或是生活状态的特立独行，如不愿意追求成功、也不愿意与女人保持稳定关系的诗人康桥，有一天突发奇想去教别人写诗的空想家李多多，家庭事业稳定却像追求感情一样追求离婚、想换一种活法而去写诗的李更，相信魔法、受失眠症困扰、买手枪、开酒会、想轰轰烈烈自杀、刻意活得古旧的许可……这些特立独行的民间主体形象以他们的思想、行为、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的不合流俗、游离于常态来张扬自我、自由与生命的本质真实，反抗着生活、社会集体文化心理、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对人性本真的设置、束缚与规约，悖离于工具理性突飞猛进、物质消费主义、大众享乐文化所指向的发展方向，转而面向人类内心与精神深层，从精神对世界人生的感知角度思考人生的本质与意义，思考人类精神的终极走向。这类民间主体形象，意在建构、即张扬生命意识，提倡特立独行的思想及生存。

徐东小说的思想意义高蹈于他的故事之上，故事的情节是否跌宕曲折，并非是他关注的重点，而对主流价值观念的颠覆，以及对彼岸精神救赎的关注，对叛逆、另类精神的张扬则是他一直以来努力为之的方向。

《诗人街》中塑造了纷至沓来的鲜活的意象，如“鸟”“田野”“萝卜”等，贯穿整个文本的核心意象是“诗”，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子意象：“诗歌”“诗人”“诗集”“诗人街”。《诗人街》中的多重生命形态或者说生命完成自我的方式，超越了常规世俗生活，背叛了传统礼教与儒家道德伦理、只追求生命的纯粹与自由，这些生命在徐东充满想象力的笔下飞翔，吟出一曲曲生命的赞歌。那些看似奇怪的人物，从生命的层面上来看，并无不妥，反而是挥发着生命的力量与自由，宣扬了生命本质的多元与丰富，摒弃了文化与礼教对生命的束缚，回归到生命的本真层面，诠释了作家尊重生命、热爱生活、对人类与生命悲悯的情怀。

余发生推销诗集在现世中不断受阻仍然百折不挠，既揭示了现实的冰冷，又传达了人对于理想、远方的执着精神；诗人街里其他人则以深具个性化的方式极力张扬一种叛逆的精神力量，叛逆于主流价值体系对人类自由意志的规训、压抑甚或是吞噬，呼唤“诗”与“远方”。这即是“诗”“诗歌”意象的深意所在。

从审美表层来看，“诗”“诗歌”意象指涉的是人的精神层面，关切的是人类的现世生存与彼岸救赎。然而，在审美意义的深层，“诗”、“远方”等意象在小说文本《诗人街》《藏·世界》中并不单单只是意象或核心意象，也并非是单一意义指涉的象征或隐喻系统，而是具备了本体性的地位，可以说，它们已经成就为生产小说的一种方式。《诗人街》《藏·世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也在于此——《诗人街》《藏·世界》开创了或者说重新开始了一种新的人想象自我以及自我与社会、此岸与彼岸的方式。从“生产性”这个角度来说，《诗人街》《藏·世界》的创造力得以彰显，并在想象力创造力日益缺失的当今文坛显得尤为重要。

二、自由意志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当今社会，人们想象自我、认知自我、实现自我的方式是那么地单一与浅薄，人类的自由意志无论是在艺术空间还是现实空间都受到来自现代性的打击与压抑。

《藏·世界》《诗人街》生产了一种人类新的想象自我的方式，通过这种全新的自我想象，张扬出人类自由意志的力量。许可（《诗人街》）相信每个人都有魔法，这魔法即是人的自由意志。运用魔法对自我的改变以及对世界的良性改变即是人的自由意志对自我对世界的能动作用。许可梦到自己变成魔术师，依靠自由意志的力量，许可可以随意变化心想事成。

《藏·世界》中的格列用画笔能够把别人虚伪的心灵涤净，使人找回自我。一根马腿骨能让其米做梦，让其米见到许多特别的树（其米喜欢树）。杰布在梦里变成了冰，在光里行走。

《诗人街》中张叶通过诗的力量使赌徒同意了离婚，给女人孩子以新生。在徐东创设的复杂而多元的隐喻系统中，诗与魔法与自由意志的对应，使其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力量源自于生命的原始欲望与冲动，是强烈的生命力的淋漓体现。

《诗人街》中所创设的种种如同魔法般的消解矛盾的方法，如同中国的太极一般，于云淡风轻中悄无声息地化干戈为玉帛，使自我与世界融而为一，达到天人合一之境。这些途径的创设使人类的抗争精神得以颂扬和鼓励，人物生存理念的超凡脱俗、不拘一格与特立独行举止言行的结合，使整个小说文本显现出超越了反映、揭示、再现层面的普世诉求，此关键词为突围，看似五光十色的种种突围方式，实则都聚焦为远征的情怀。诗即是远方，魔法即是自由意志。通过种种途径的远征，人类实现对于自我的认知，以及对于自我和社会关系的认知，远征的终极走向乃是奔向自由，挣脱现代制度构建的社会秩序的束缚与规训，奔向人性的自由，奔向生命的极致，奔向精神的家园。

从这个意义层面而言，《诗人街》通过对自我意志的张扬创设了人类自我想象的多种方式，对自我认知的思考以及对反抗世界与融入世界的探索，是对远征精神景深创造性的思考，其具有张力的艺术表现展开了富有生产性与创造力的艺术图景。于此，一种全新的创作范式——书写自我、书写自我与世界的联结被建立起来了。这种创作范式，并不关乎哪一个具体的地域意义的城市或乡村，而是关乎普遍的人性，关乎历史的同时也是当下的、个人的经验。这是一种建构，是一种创造，是当代文学书写极需的一种创造。

三、超然的反抗

浪漫主义推崇个人对社会的反抗，新浪漫主义也继承反抗精神，然而其方式却并非与社会对立，而是化对立于无形，建构诗意生命形态，从而超然于红尘。浪漫主义的反抗是对立的、颠覆的、解构的；新浪漫主义的反抗却是融合的、超然的、建构的。

徐东的小说中对此岸的人生苦难与人的精神困境以审美形象加以灵动再现，文本中充满对现世的人文关怀与普世悲悯，相较于彼岸的精神救赎，徐东更侧重于书写此岸的精神抵抗。

如果从有意识有目的的“抵抗”的角度来言，此岸，意味着权威对个体自由的掣肘与压制，而权威不仅仅是来自于传统方面，也来自于现代方面，以观念或价值判断等形式强加于个体。彼岸，则是人类理想的精神家园。从此岸到彼岸的艰辛路途，徐东一直在思考，在探索。

徐东所创造的欧珠、李更、许可等人物形象，不再盲从于现世社会主流价值秩序，而是保持着头脑的清醒与个性的独立，对于现世勇敢而顽强地进行抵抗。尽管寻找到精神家园，完成从此岸到彼岸的渡化，仍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着现代性品格的人们保持独立思考，从质疑到抵抗，这是社会发展与人类精神自我完善所需要的，作家创作审美形象的意义也在于此。

徐东《诗人街》《藏·世界》里叛逆不羁、怪诞乖张、叛逆礼教、张扬生命本真的思想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呼应着上古先贤庄子的生死齐一，魏晋《世说新语》嵇康、阮籍、刘伶、王子猷等人的旷达洒脱，呼应着清代《红楼梦》对生命形态的尊重与悲悯。

庄子曾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①庄子反对礼教，倡导生命求真。庄子指斥儒家满嘴仁义道德全是虚伪。庄子认为生命就应顺应天，顺应自然，礼乐教化是生命的“伪”，要摒弃。真，即“受于天”，要“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如果“饰礼乐、选人伦”，即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

阮籍母亲过世后，别人都想看他如何悲哀，悲哭便为孝，是礼仪要求。可是阮籍偏偏不哭，人们都骂他不孝。他葬母时，把一头小肥猪蒸了，喝了二斗酒。之后去和母亲诀别，大喊一声：“完了！”吐出一口鲜血，昏死过去。以传统礼教的观点审视喝酒吃肉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可是阮籍却是真心的伤悲，所以才会吐血昏迷。阮籍不在乎外在的伦理道德的约束规训，不拘于俗，这也是庄子所说的真。

庄子有着超凡脱俗的生死观，认为死亡只不过是人的生命形态的重新组合而已。庄子丧妻“鼓盆而歌”。刘伶出门时，让仆人拿铁锨跟着，如果他喝酒喝死，便就地掩埋。安琪（徐东《诗人街》）买下一块墓地，是为了对抗活着，她经常去墓园静静待上一阵子。墓地使安琪沟通了生与死，墓地这个有着浓郁死亡气息的地方反而使人深刻地领悟生命。

王华《家园》通过安沙这一个自然原生态村庄的塑造，描述人与动物与大自然相依相存，和谐共生，最原始的理想生存图景。安沙人眼中的死亡是天堂。性爱是平常事、美好事，不应引以为耻。这是超越文化、尊重生命并以生命为本源的野性思维，作家籍此来张扬人类的旺盛生命力及超阶级的人性与人类之爱。徐东《藏·世界》中也渗透着男欢女爱乃是自然美好的观点，男人和女人，如果彼此喜欢了想要一起睡的话，太阳和石头都当没看见。王华想象出的世外桃源“安沙”（《家园》）不把钱当回事，笑鱼随手就把百元大钞给人。徐东构设的“诗人街”里老樊提倡简单生活，书吧只留一本书，只卖白粥。笑对功名利禄，简单对抗世俗。这都是对庄周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庄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或不好，不同的参照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所有的比较，例如美丑、大小、善恶甚至生死都可以互相转化。徐东《诗人街》中蜗牛因为力主“慢”而成为明星，饱获名利之后，蜗牛受到世俗生活的影响迷失了自我“快”了起来，因此失败了。蜗牛故事的内在深刻哲理，印证着庄子的大小美丑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的观点。

“浪漫主义”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思想基础的，“新浪漫主义”也认同费希特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推崇，重视天才、灵感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人的心灵可以创造客观世界。黑格尔则认为人的精神就是历史，就是社会真理。德国哲学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为浪漫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与艺术视角。新浪漫主义对此全盘继承，又融合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创设出“超然的反抗”这一全新的诗学理念。

除了在思想内涵上，注重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新浪漫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艺术层面，注重对艺术形式与小说技巧的实验，努力创造出独属于自己、其他作家所没有、烙有深深自我生命印痕的作品，表达手法上具有着创新意义与独特性。

徐东《诗人街》《藏·世界》在艺术上独创了一种“失重”的叙述方式，即摒弃了世俗意义上的“重”，如名望、财富、地位、美满的婚姻、让人艳羡的伴侣……转而去追求一种“轻”，“轻”是生命的轻盈，抛却世俗之重后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每一个独特的生命都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总结出其对人生的核心理念。诸多生命样态以各自独立又有所交织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诗人街》《藏·世界》的语言是平实的，又是诗意的，在漫不经心的叙述中，消解了世俗价值世界的常规审视，暗中蕴蓄着对生命本真向往的思想内核。例如以恋爱为职业的小青，如果用礼教与世俗的眼光来衡量，无疑是被贬抑的，不合道德与伦理的。然而，小青却让追求她的男人来背诗，实质是以这种方式来张扬精神自由的理念，“诗”成为救赎的载体，以“诗”来渡化人。

在徐东的小说里，很少有五颜六色的万花筒般的世俗生活方式的展示，不注重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与跌宕曲折，注重的是对个人精神生活的探究，并深入到对人类精神空间的关照。徐东冷静地注视着现代性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多重影响，并无情地用文学形象予以揭示，在意义的似有若无、似乎一切都无所谓的“轻松”叙述中，暗蕴着深刻的自由意志撕裂的痛苦，这就使文本在丰富而深入的意义所指与艺术表达的能指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

徐东小说《藏·世界》《诗人街》的语言就像是潺潺的小溪一样，自然而然地流淌，空灵而富有诗性，叙述语言像诗，人物说出的话也是诗，顺手拈来的一句话，都是既饱含诗意，又富有哲理，同时却是极为简单质朴，自由飘逸，给读者以很舒服的阅读感受，过后却又回甘（就像好茶叶），读者的脑海中余香袅袅——一种简单的哲理，生动的启示，耐人寻味。

徐东善于运用白描手法，不拖沓不冗余，凝练而生动，简单勾勒自然界各种事物的轮廓线条，以“远方”“时间”“太阳”“石头”“风”“ 鸟 ”“雪山”“莲瓣”等意象营造超然于物外的哲学意境，使读者在质朴、自然、空灵、诗性的文字阅读中，获得特别的感受，并展开对生命意义的追索与思考。

《藏·世界》表现藏地奇特的民间风俗与独有的西藏风情，《诗人街》书写都市中特立独行的人，两个文本都善于运用比喻、拟人、通感等艺术手法，使小说如同诗一样，显现出隐秘而诱人的神性，使人具有了超越现实苦难的力量，使人的灵魂飞升，让人如痴如醉。

《藏·世界》《诗人街》有“通感”，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都是“诗”；有奇妙而贴切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形成既密切又间离的双重意象。简单和深刻的哲理，神秘的引人入胜的神性，用生动自然的语言来表现，没有丝毫的乏味枯燥，一切都像流水一样自然，天经地义。

徐东娴熟地运用通感、拟人手法来描摹人物对世界的感受，叙述人物的想往与追求，体现出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悉，展示出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力。管水人旺堆心里收藏了很多死去的牦牛，经常在树底下出神，任随风和草屑灰尘飘过自己，那时，“生命里流水的形状与声音，即使在旺堆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地方，也会流进他的心里，发出汩汩的声音”②。“田野和草场被看起来有些远的山抱在怀里，是会成长的图画。”③“那些有灵性的鸟儿用翅膀划开过许多地方的空气，捕获了天空的秘密，鸣叫的声音浑厚又透明。”④“流”“抱”“划开”“捕获”等精选的动词，细腻而传神，使语言显现出生动而空灵的特质。

徐东的《藏·世界》《诗人街》是用生命体验来写就的文学，是用个体生命来完成的艺术作品。情味至醇至厚，文字流畅自然，富有诱人神性与诗意的语言，引领读者去探索生命的本质。张扬简单而又有激情的生命理念，表现一种高扬的生命状态。

《藏·世界》与《诗人街》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丰富的想象力与独创性。两者描述的对象千差万别，在审美上也有各自的艺术特征，此外，又有内在的一贯性，即对艺术创新的探索。《藏·世界》与《诗人街》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功诠释了徐东对于艺术审美的典型创造。

从思想到艺术，《藏·世界》与《诗人街》都进行了一次革命，一种创新。换言之，《藏·世界》用民间想象力来表现和说明艺术的生命力，以独特而不流俗的生命形态来对抗当下世俗的物欲横流，以诗性和神性张扬高蹈的精神力量，以视觉、听觉、嗅觉等丰富的生命感知来强调生命的独特与重要。因此，小说《藏·世界》与《诗人街》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徐东对文学的一大贡献，挖掘其思想和审美价值可促进文学的创新与多样化发展。

徐东《诗人街》《藏·世界》以叙述之“轻”与意蕴之“重”的交织形成一种张力，并以贯穿通篇的想象力独创了一种“新浪漫主义”的小说文体。《诗人街》不重情节，不重抒情，是诗化小说。诗化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经由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等人传承发扬，已成为成熟的艺术审美范式，徐东又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淡化文字，张扬内蓄思想与艺术想象，创造出作品《诗人街》《藏·世界》，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实验无疑是成功的，值得人们重视的。

无论是何种小说文体，无论是何种叙述方式，“新浪漫主义”小说都表现出超凡的艺术想象力，渗透着作家主观情感，沉浸着创作主体深刻印痕的艺术想象，是创作主体的生命之作，把作家对人生的理解以鲜活而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来展现。而文学是不应缺乏艺术想象力的，不管是何种时代。

①《庄子·杂篇·渔父》[DB/OL]’https://baike.sogou.com/v64894702.htm?fromTitle=%E6%B8%94%E7%88%B6%EF%BC%88%E3%80%8A%E5%BA%84%E5%AD%90%E3%80%8B%E7%AF%87%E7%AB%A0%EF%BC%89.

②③④徐东《简单的旺堆》[A]，《藏·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第58页，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