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平津沦陷期间报刊所载周作人“佚文”及相关史料

2020-04-18 06:4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2期
关键词:佚文周氏周作人

内容提要: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平津地区相继沦陷,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周作人在平津地区的报刊曾发表大量文章与言论。笔者经年搜求,寻获在此期间周氏“佚文”十五篇,以及相关史料若干,均为尚未公开披露或编入周氏文集者。为此,笔者对这些新见“佚文”及史料做初步整理与简要评述,谨供学术界研究参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平津地区相继沦陷,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平津地区在日军控制与统治之下长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周作人投日事伪的事迹与相关史料,一直是沦陷区历史、文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但因种种原因,这一时期周作人发表的各类文章,长期处于散佚状态,相关史料也较为匮乏。

笔者经年搜求,近期又在平津沦陷期间的各类报刊上寻获周氏“佚文”十五篇(其中一篇据汪伪政府内部印本辑出)及相关史料若干,结合现有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新见史料予以整理披露并做简要评析,谨供研究参考。

一 周作人在《庸报》上的“新年志感”及“药堂”名号之由来

周作人《药堂语录》《药堂杂文》《药味集》等一系列“药”字头的作品集及集内文章,已为相当多的研究者与读者所熟悉。继“知堂”之后,“药堂”为周氏较为常用的名号,亦为研读周氏著述之常识。

其中,《药堂语录》一书,乃是将周作人于1940年在天津《庸报》上发表的部分文章选辑而成,1941年5月由天津庸报社初版印行。书中这些文章在《庸报》连载时,曾用“药草堂随笔”及“药草堂语录”作为总的题目,故编辑成书是一仍其旧,只去掉了一个“草”字,书名即为《药堂语录》。

1940年12月31日,周作人所作《夜光珠》一文刊于《庸报》(此文亦辑入《药堂语录》),这是他于1940年度在《庸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之后似乎再也未在《庸报》上发表过文章。殊不知,1941年1月1日,新年伊始,周作人还有一篇《庸报新年志感》的文章就刊登于《庸报》“新春文艺”栏的头条,只不过因为没有被辑入《药堂语录》而不太为后世读者所知晓,是为“佚文”。

通过这篇“佚文”,可以约略知晓“落水”之初的周作人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对抗战前途与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从中可以管窥,周作人在“七七事变”之后(1937年8月5日《谈关公》一文或为最早署名“药堂”者),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特别喜言“药”,乃至一度将惯常使用的自号“知堂”改为“药堂”的微妙心理。

虽然周作人确曾有过斋号“煆药庐”,可以溯至1930年代初,可对这一斋号的来由及寓意,从周氏文章与言论中似乎并未见任何说明或解释。其著《药堂语录》的《序》中,亦自称“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云云。或许,文人斋号本是从心所欲,乃是现实境遇与内心感受的一时默契而已,并非真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来由及寓意。或许,即便有某种意蕴,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说便俗”了罢。

殊不知,在这篇周作人生前未自选入集的《庸报新年志感》一文中,却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这一时期自号“药堂”或“药草堂”,并非“无甚意义”,而是别有深意。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发表时虽仍署“知堂”之名,而文中却深入转达着“药堂”之意,或可视作周作人先前以“知识”入世,向此时以“苦行”出世的某种转变之自命与自白。其中意蕴,大可深究细察一番。

在此,为便于考述,笔者酌加整理,转录此文原文如下:

庸报新年志感

知堂

新年来到,人间照例要有许多礼节与说话与文章。这是照例的事,但是仔细想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天地本无界限可分,人类为便于计算起见,分为年月节季,现在既定为一年十二个月,则十二月过去,一年告终,势必有新年起头,虽曰新年而实是老例,若需说话,想就只要一篇套板文章,有如大众扫墓祀后土的祝文,年年都可以应用,不必新做也。话虽如此,在这一回情节却实有不同,无妨说几句话,说庚辰无聊,辛巳便怎么有意思,这须得去问星命家,我们不能插嘴。那么一九四零与四一年有异么?世界混战的前途如何只有天知道,其次自有预言家会来报道,凡人但能等着瞧着而已。我想说的便只是关于民国三十年,略表示微乎其微的一点希望。三十与二十九数目上本来也只差了一个,别无多大意义,这里我想起古来所谓三十为一世,于此正是民国的第一二世的交关,希望在这时候能够发生些新气象出来,使得中国可以走上幸福自由之途。我们如以民元壬子至辛巳为第一世,则光绪壬午至宣统辛亥可称之为前一世,此三十年中有甲申、甲午、戊戌、庚子之变,正是国家多难之秋,当时青年受了这影响,多能知耻知惧,发愤图强,其结果变法与革命并进,终乃民国成立,告一段落。民国以后本来颇有希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也并不错,但是期前戒惧之意逐渐消灭,变成虚浮骄慢,失败遂不能免。我们成事不说,但回顾过去,的确不胜感慨,而且也有很足以为教训的地方,所以觉得也值得再一考虑。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中国前一世中多逢忧患,虽然在清朝治下,人心却能知省惧,觉得危亡即在目前,那时人的学问或者不及现今,只是自知惕励,凭此力最终能维持得住。到了民国固然未必说得上安乐,总之人心宽懈了下去,老年的过了时,青年则生于二十世纪,问以庚子时且不甚知道,他更无论矣。又习闻公理战胜等江湖诀,把天下事看得很容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自难免生出危险矣。此次事变创巨痛深,凡有血气者当无不感觉,或者幸而能种下一点善因,使得现在的少年男女受此影响,重复发生戒惧之心,深刻反省,自己的毛病何在、缺点如何,一去从前虚骄的习气,忍耐着去验病求方配药不可欲速,更忌取巧,虽有七年之病,肯去求三年陈艾,事或犹可为。如在次一世中得有此现象出现,可以为中国复兴之希望。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所以国人第一要能反省,认清过去的毛病,努力戒除,中国智识阶级千年来最大的病症是八股文,做一切的制艺在书房写史论,在朝上奏疏,此与后来这讲主义弄宣传都是一样做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世间尽有良法美意,用于别国著有成效,而中国不能仿行者,便因有此病根,往往把簇新的西药注射下去却引起了老病,以致反见恶化。这一点千万不可不慎重。我希望民国第二代人能够生于忧患,知道反省。第一灭除一切的八股,雅片烟原也不是好事情,但是我觉得二者不可得兼,雅片倒还不妨后戒。我这点意见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只因这回有此机缘,故尔一说盖三十年一转的机会不容易碰到,今如错过,须待民国下一个三十年了。

上述一千二百余字的文章,发表时文章题目为江朝宗(1861—1943)亲笔题签,以手写体制版印在报纸版面上。须知,江朝宗向以前“清遗老”“北洋重臣”“社会名流”自命,早年曾在袁世凯幕下效力,曾任北京步军统领,并被晋封为迪威将军,执掌京城治安大权。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后,本已在北洋政府覆灭后隐居养老的江氏,再度“出山”,意欲重掌北平治安大权。在日军授意与支持之下,成立北平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8月19日,竟出任伪北平市市长。虽然之后不久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将北平改名为北京,江氏并未得以继任伪北京市市长之职,而被余晋龢替代,但其政治“资历”与“影响力”还是被日军视作统辖北平的重要政治“资源”。

日军对江朝宗的重视程度,可以从1941年2月2日由“东亚问题调查会”编纂,在日本大阪出版的《最新支那要人传》一书中窥见一二。此书以日本朝野公认的中国各路“要人”,按序号一一列印肖像与简要介绍;其中,当时已然卸任的伪北平市市长江朝宗排名第93号,而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也只排名第125号,出任首届伪北京市市长的余晋龢排名则为第295号。

应当说,曾经的伪北平市市长、当时被日军视作“要人”的江朝宗为《庸报新年志感》一文题签,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表达着日伪政权对周作人这篇文章的重视。那么,周文的主旨及观点,究竟有何值得重视之处呢?

首先,周作人以亲历晚清及民国初年诸种变法革命运动的文化权威形象出场,表达了对民国政权“难免生出危险”的政治预见。他认为,晚清时“国家多难”,当时的青年“多能知耻知惧,发愤图强,其结果变法与革命并进,终乃民国成立,告一段落”。民国建立之后,“人心宽懈了下去”,人们缺乏了戒惧之心、不思进取,遂招致列强侵略。

周作人并不单方面谴责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侵略,而是更强调国人自省与反省,并对此寄予一种“卧薪尝胆”式的展望。此文对当时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国内局势,得出最为直接、最为明确的结论乃是:

此次事变创巨痛深,凡有血气者当无不感觉,或者幸而能种下一点善因,使得现在的少年男女受此影响,重复发生戒惧之心,深刻反省,自己的毛病何在、缺点如何,一去从前虚骄的习气,忍耐着去验病求方配药不可欲速,更忌取巧,虽有七年之病,肯去求三年陈艾,事或犹可为。如在次一世中得有此现象出现,可以为中国复兴之希望。

仅从文理事理而言,周作人此文似乎并没有什么为日伪政权鼓吹之意。但文中弥漫着的对国运、人心的悲观失望,以及对民国政权“难免生出危险”的论调,难免要为日伪宣传所利用。加之文中多次强调的国人应有“戒惧之心”,应“深刻反省”与“忍耐”,也很容易给沦陷区公众造成心理上服从与屈从侵略者统治之感。这样的“微言大义”,自然是要受到日伪政权的重视,自然对于沦陷区的“治安”与“维稳”是所裨益的;曾任伪北平市市长、深谙京城治安之道的江朝宗为此文题签,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庸报》将此文大张旗鼓地刊印于版面头条,在当时当然是“政治正确”之举。

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并由汪伪国民政府发布了任命。次日,北平各报即披露了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一事,当天周作人接待了《东亚新报》及福冈、伪满州、伪蒙疆各报及伪中华通讯社记者的采访,又接待了日本兴亚院文化局局长松井大佐的特访。12月21日,《庸报》即刊载了松井大佐对该报记者的谈话,表示“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并称“日本方面学界、舆论界及华北各机关团体无不在庆幸鼓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新年元旦,也就是《庸报》发表周作人“新年志感”这一天,周作人正式接到汪伪政府的委任状。在这种情势之下,此文的发表,当然绝不能仅作“纯文学”作品看待,实在不啻于一份“履新致辞”了。

至于“忍耐着去验病求方配药不可欲速,更忌取巧,虽有七年之病,肯去求三年陈艾,事或犹可为”云云,可能正是周作人对自己委身日伪、出任伪职的“苦心”自道。他要以为国求“药”、为民去“病”自况——认为自己或可为重振国运求得“良药”,或可为国民心性去除“虚骄”之病,为这“三年陈艾”,他也的确耐心等待。在此后至抗战胜利的四年间,周氏言论屡见于日伪报刊之上,或以“教育家”面目示人,或以“老作家”腔调讲谈,“药堂”之上,究竟制得何等“良药”济世,不妨一一验看(详见后文)。

二 《新天津报》上的周作人“佚文”

《新天津报》于1923年8月正式创刊,创办者刘髯公随后又陆续创办《新天津晚报》《新天津画报》《新月刊》《文艺报》等系列报刊,不断扩充报社,又设立私家电台,开办新闻函授学校,社会影响日益壮大。遗憾的是,“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对华北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至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前夕,《新天津报》被迫宣告停刊。

然而,日伪势力为政治宣传与文化管控之需要,在天津强行接管并继续刊行《新天津报》《新天津画报》等报刊。可想而知,此时仍在继续刊行的这些同名报刊,已经完全“改头换面”,沦为美化侵略、粉饰太平的文化工具了。

其中,《新天津画报》仍为每周日发刊,为《新天津报》的随刊赠报,两份报纸一主一副,仍然按日按周印行。至于这两份报纸统共发行了多少期,至何时终刊,因存世实物的缺乏,至今没有确切结论。谨就笔者所见,即使国家图书馆所提供的微缩胶卷,也仅摄录有《新天津画报》1933年8月27日至1943年12月31日的原报图像;《新天津报》的存世实物则稍多一些,不过也只能查阅到1944年年初的存刊。

即便如此,《新天津报》及《新天津画报》展露出来的历史信息与图文史料也是相当丰富的。在粗略查阅之后,笔者就发现著名作家、学者周作人的相关报道及署名文章多篇,经过初步考证,其中有五篇实属周氏“佚文”,未曾收入其自选文集及后世各类选集中。为此,笔者不揣陋简,将这五篇周氏“佚文”,酌加整理,转录全文;按发表时间顺序列置于此,披露如下:

(一)1941年7月18日《新天津报》刊发

周作人督办播讲

治运与教育之关系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于十七日二十一时二十分在北京中央广播讲演,题为《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关系》。兹志讲演原文如次:

诸位听众,现在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已在全华北各地展开了,因为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使民众得到安居乐业的惟一的途径,所以自从开始以后,全华北官民无不努力的振奋,同心同德以期获是最大的敬畏。按照这样轰烈的情形看来,将来的收获一定是非常的圆满。关于治安强化的意义,大约各位已经明了,就是要全华北发展必须先要确立治安,而对于确立治安必须对于一切治安障碍都要尽力铲除,然后社会才得安宁,地方才得稳如磐石,然后一切建设才能发展。在这里本人打算将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关系向诸位说一说,在表面上看来似在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的关系颇为疑问,但是若能详细研究一下,二者之间的确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因为治安强化运动是一切建设的根本,而教育又是心理建设最主要的工作,当然是非常密切的了。自从事变以降,全华北各省市地方学校,几殆陷于完全停顿状态,后来临时政府成立,努力经营恢复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逐渐增加,逐渐重设,已经略具规模。刻华北各级学校已达二万余处之多,虽然成绩不能算坏,但是离着我们预期的目的还很遥远。因为各地治安尚未确立,以致各乡村间地方的学校还不曾尽量复兴,使得华北教育不能够充分的发展。本来教育为立国的百年大计,在任何方面谈都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我国文盲过多,普及工作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而竟不能使教育普及,作教育普及障碍的也就是治安未曾完全巩固,所以才有这种现象。现在治安强化运动已经再度开始,全华民众已经完全明了。

(二)1943年1月1日《新天津画报》刊发

致力今后建设工作

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

岁月不居,驹光如驶,转眼又是民国三十二年了,当此一元复始之时,瞻念将来,诚使人万感交集。

犹忆去年元旦,曾以所感写为《岁朝谈》,说民国三十一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因为古来相传以三十年为一世,去年为民国第二世之开始,不仅应当想一年的计划,还当郑重考虑下一世代的计划。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世界均在惊涛骇浪动荡之中,国际风云诡谲万变,惟东亚民族则屹然排除万难而向解放与复兴之途迈进,因为目的正大,故大东亚战争攻无不取,最后胜利之获得已无待于预卜,而吾人此时所应注意者,当为今后之建设工作。

建设工作,头绪纷繁,似使人无从着手,但归纳起来,总不外有形与无形两种。有形建设,是属于物质方面的,如军事、经济、工程等等。无形建设,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如文化、思想等等。此两者不可偏废,亦不可欹轻欹重,必须双管齐下,方可收效。

(三)1943年3月25日《新天津画报》刊发

对学习日语者进一言

智堂

学习任何一种外国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铁则,那便是坚忍不拔的“恒心”。学习日本语,若有一个“三月小成六月大成”的观念,固然是要归于失败,可是若认为太难,以至半途而废,那也和失败是无异的。我们可以看到各处设立的日语学校是很多的,而且去学习的也是多的不可胜数。可是一直学了几年而仍毫无成就,或学习几个月便行终止,这都是因为缺乏“恒心”的缘故。

一般学习日本语,觉得最容易的便是“汉字”,一篇浅近的日本文章,未学通日本语的人,也能看懂大半。其实呢,这正是一种困难的地方。因为中日两国都用汉字,可是日本的汉字,在学习时,最困难的便是容易记,同时又容易忘。有时因为是“汉字”意义,一看便明白了,实际上却似是而非,因为有许多“汉字”在中国是不那么用的。

关于文法的学习,这对于欲在最短期间学得一种外国语言的人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在文法书里,我们可以在明了该国语言文字组织的顺序与用法,可以费力少而收效大。不过若想专去研究一本文法,便以为明了一国的语言文字,这仍然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在研究文法的同时,必须多读其他文章,互相印证,然后才能慢慢的融合贯通的。

学任何一种外国语,最初时感觉进步是很迅速的。可是再向下学时,有时不但觉得不进步,反而觉得自己退步。这种时候,最容易使学者半途而废,为一种走向成功与失败的分歧点。每到这种时期,便应当“恒心”拿出来了。因为实际上,这正是进步。如果把这个时期渡过,自然又会有一种自己觉得进步很速的时期来临。在这样反复中,日语的程度便一步步增长了。

所谓“多读”“多说”,也是学习日语不可缺的要件。在“多读”“多说”的条件下,是会使你不知不觉的获得加倍的进步。

以上所说,不过是学习日语之经验的一面,现在拉杂写出,以供一般学习日语者参考。

(四)1943年12月5日《新天津画报》刊发

大东亚战争下中国文学动向

周作人

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来,已经二年。当时余正为教育总署督办,闻此消息,深感冲击。余之性格原极消极,尤对政治全然无知。中日间不幸之冲突发生后,亦惟痛心于此破局之徒然扩大,而如蜗牛之蛰居壳中,日度闭门读书生活。然因各方面种种敦劝,虽身负不合身份之文教大任,未能善为从事,对文学方面反不得不违愿而疏远之。实际事变后,中国文学界颇有“不绝如缕”之状况,事变前活跃之人已四散,新进人士未见萌芽,仅残留之余等老人,虽一度曾整顿文艺界,亦失于迷途。受到大东亚开战消息,因而感受冲击,乃预感中日不幸之冲突将到尽头。入于最后阶段,同时沉滞渊底之中日文学界将因此冲击而开始活动。

余之预感幸而徐徐趋向实现,去年较今(前)年为佳,今年较去年更呈活泼气象,此乃无可争辩之事实。去年十一月在东京召开之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等,亦因此得到新刺激,青年人间新的建设气运极盛。不绝如缕之中国文学之传统大致似乎安定。本年八月召开之第二次文学者大会,仅由青年中坚份子出席,较之上次之烦动老前辈钱稻孙先生,则此亦可谓为此次之一点不同也。然如余之老人,仍难退休。今春又与青年人发起之艺文社发生关系,诚所谓“不肖不胜其任”。一度形将消灭之中国文学火炬再燃起,而加以青年人热情,余甚愿守此火炬,以待青年有为之人出现,将此火炬燃旺也。现在从事文学运动者,以真正之文学者而活动,发挥本领于文学大道之小说者甚少,此乃非常奇怪之现象。吾人唯安心等待堂堂阔步文学大道之青年文学家陆续出现,得以浪逐彼岸也。中日两国间自发生不幸破局,迄今业已六载余。中国四亿民众切望全面和平,诚胜于谚语所谓之“大旱望云霓”。盖中国与日本为数千年之友邦,无论就历史而言,或文化而言,均无必战之理,于兹对两国间之和平不能成立者,(非)系由理论上认为非必需战,而实因感情龃龉也。此种感情,近数十年间即如斯,若双方于冷静中具有改正此种龃龉之心地,则决无不能解决之问题。所以酿成谦虚精神而前进者,与其谓为系依于政治问题,毋宁谓非吾等文学家之任务乎。

原来中国大学之传统核心,胥存为人民为天下之思想。纵就《诗经》而言,虽如格拉奈氏所言“中国上古歌谣与祭祀一等,为青年男女之恋歌”,然被后世传诵而生大影响之诗,例如《黍离》《兔爰》《中谷有蓷》《谷风》等,则为忧主悯乱之恸哭诗。陶渊明诗之大部分,阮嗣宗之《咏怀》五十首,为忧时世忧魏末时代人民命运。唐诗仅谈杜甫者,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石濠吏》《登岳阳楼》等,胥由忧生悯乱之心情所发抒。

民国以来之新文学,如以逃避现实之梦幻的罗曼主义与不稍(少)心理之追求为主题之恋爱小说,余虽对其存在,并不否定,然终认为非中国文学之主流。近来中国文学界状况开始活跃,如就其所应负之使命而议,则虽称为有天壤之别,亦不为过言。即与友邦日本之文运隆昌相较,则吾人必须努力之处亦极多。大东亚战争以来,所揭起之中国复兴与亚洲解放之理想,诚极庄严,故任何人均无加以异议之余地。吾人唯有向此途勇往迈进方为愈也。

(五)1944年1月15日《新天津报》刊发

新中国建设诸问题

文学复兴途径

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

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没有第二条,这与新中国之复兴走的是同一条路。近四五十年中,中国在做着的工作,便是这尚未成功的革命,用最近通行的话来讲,即是复兴中国、保卫东亚。这里可以分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分别进行,可是其方向与途径总是同一的。文学是文化的一部门,文化的进路不是与政治分歧,那么文学自然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中国文学之复兴,在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所有的问题,是在方法上,便是这实际上,该怎么办。这里重要的只有一点,即是这须得有人,平常任何种文学运动,都需要人。但是这里却更特别重要,因为在普通的场合,天下太平容得大家各献本事,争名夺利,尚无所谓,若在现今,乃是非常时一切工作,只是一个目标,便是为国家民族,没有多少为个人利益的余地,所以有些去浪漫或颓废派时代很好的角色,现在却有点不大适用。还有一层,中国现时思想文化综错混乱,所谓古今中外,都杂在一起。经过最近二三十年的纠纷,已经从这酸辛的经验中,稍微找出一点头绪来,把握得住,还是很不容易。走到两极端去,一味的急进或保守都不难,难的是认请了上自圣贤,下自凡民,所同具的中国同有思想,外加世界人类所共有的新兴文明,胆大心细的决行调整,基础既定,然后文化工作才可以进行。做这工作的人,须得有这几个条件,一是把握得住国民思想的传统,理解世界文明的精义,二是有写作的能力,三是一心为国家民族尽力,克服一切为个人为派别的私意。这条件虽并不太严,但实现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在二十多年前,中国有过一切文艺复兴的运动,即是所谓新文化运动。虽然那时途径,还没有像现在的这么明了,但是整理国故,接受新潮,这目标并未定错,而且也有相当的人材,而成绩不很大,是什么缘故呢?从事文化工作者往往不专一,逐渐的转移过去了,如能持久的作去,效果自会发生出来。说到这里,似乎又得来添上一个条件,即是文化是要能耐久耐寂寞的。

上述五篇周氏“佚文”,约四千字,平均每篇文章约有八百字的篇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话稿还是自撰稿,篇幅简短,用语通俗,且均与时局相关,均属适用于大众传播的“时论”体裁。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上述第二篇,即1943年1月1日《新天津画报》刊发的《致力今后建设工作》一文,为此间篇幅最小者,仅有三百余字,实为摘录转发性质。就笔者所见所知,此文原稿原题为《元旦感言》,计有六百余字的篇幅,曾刊发于同年同日的北京《晨报》与《电影报》上。此文应当是周氏以日伪官员身份向民众发布的“新年感言”之类,当年应是在沦陷区报刊上广为传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列第一篇周氏“佚文”,即于1941年7月18日《新天津报》刊发的《治运与教育之关系》一文,实为该报首发。查《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可知,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在伪中央广播电台讲话,讲题为《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又称“讲稿载于9月1日《教育时报》第二期”。那么,于周氏讲话次日即刊发其讲话稿的《新天津报》,比《教育时报》早了一个多月,显系首发。且作为覆盖华北的都市大众媒体《新天津报》,比之伪教育总署的机关刊物《教育时报》,无论是传播的速度还是广度,都应当更胜一筹;所以首发于《新天津报》上的这篇周氏讲话稿,应当就是当年最为通行与流行的此文初版本。

再者,上述所列第三篇周氏“佚文”,即署名为“智堂”,1943年3月25日《新天津画报》刊发的《对学习日语者进一言》一文,则属首次发现,即使《周作人年谱》中也未有任何提及。此文发表之际,因汪伪集团内部倾轧与排挤,周氏伪教署督办一职已被解除,但不久又在汪精卫的授意下,追任为伪华北政委会委员。此文发表之后约一周(4月3日),周氏被正式任命为伪华北政委会委员。仅就修订周氏年谱与研究周氏生平而言,此文对研究周氏从伪教署督办一职卸任至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之间,那短暂的一个多月的“赋闲”生活事迹,应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列第四篇周氏“佚文”,即1943年12月5日《新天津画报》刊发的《大东亚战争下中国文学动向》一文,为此间篇幅最大者,一千二百余字。此文亦属首次发现,《周作人年谱》中亦无相关记载。此文所透露的历史信息极为丰富,可以视作周作人投日事伪以来,历经汪伪集团内部倾轧与种种人事浮沉之后的一番生涯自述。从自叹之前“身负不合身份之文教大任”,到此刻自称“甚愿守此火炬”的中国文学复兴守望者,周作人希冀从政治前台隐身于文化幕后的微妙心态,在此表达得十分生动与形象。当然,这样的生涯自述与寄望种种,仍有相当的掩饰与虚辞,因时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连任东亚文化协会评议会会长等诸多“要职”的周作人,还必得将自己的感慨与寄望纳入“大东亚主义”的框架中,方为“得体”,方可“称职”。总之,此文对于研究周作人“落水”中后期心态及文学旨趣,均有极其微妙与丰富的历史信息可资考研。

最后,上述所列第五篇周氏“佚文”,即1944年1月15日《新天津报》刊发的《新中国建设诸问题 文学复兴途径》一文,还曾刊发于1944年1月20日刊行的《中国文学》创刊号(笔者曾查阅此刊实物)。刊于《中国文学》之上的为周氏手迹影印件,经逐一比对,与刊于《新天津报》者内容基本一致,但后者刊发时间略早,应为首发。

三 《戏剧报》上的周作人“佚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北京迅即沦陷于日军之手。从此时起,至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之时,北京在日伪统治之下,长达八年之久。这一时期,作为沦陷区的北京及华北地区也曾创办过不少文艺报刊,这些报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营造着特殊的文化场域,为沦陷区文学家、艺术家及相关知识分子提供了别样舞台。其中,由北京进化社于1938年前后创办的《戏剧报》,显得尤其特别。

《戏剧报》本是一份主要以报道与刊载北京及华北地区戏曲演出动态、戏曲名家近况、戏曲作品评论的,为广大戏迷与票友提供交流平台的报纸。该报每日一期,每期四版,版面篇幅不大,栏目与文章也大多短小精简,历史信息也相对单一有限。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份专业性较强、关涉面有限的报纸,因其创办于日伪统治期间的北京,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烙印,仍然不得不“奉命”进行一些硬性或软性的日伪政治宣传。该报不时地刊发一些所谓“名流时论”,其中就包括当时已投日事伪的周作人的文章与言论。这些文章与言论,周氏皆未将其辑入自选集中,在其晚年生平忆述中亦从未提及,显系不愿自留污点,任其自佚尘寰。另一方面,或因年代久远、故纸难觅,后世更鲜有研究者提及。这些见载于《戏剧报》上的周氏文章与言论,遂成“集外文”与“佚文”,久已不为人所知。

事实上,《戏剧报》存世极罕,至今仍未见有整套报纸存世。仅就笔者有幸获见的几份零星报纸中,即发现五篇周氏“佚文”(内含一篇有周氏言论的报道);可以想见,若能有整套《戏剧报》以供考察,关涉周氏的史料及“佚文”的数量应当十分可观。

在此,笔者不揣陋简,仅就个人所见的、见载于该报的周氏“佚文”,集成一束,并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一)1941年11月30日刊发

东亚民族的前途

周作人

东亚文化的根源是整个的,东亚民族的运命亦是整个的。这是我个人多年来的信念。东亚各民族虽然人种与语言种种不同,但是其文化在根本上无不有共同相通之处,简单的可以分作两点,一是汉文与儒家思想,一是佛教及其艺术。有些国民侧重一方面,如蒙藏及南洋之重佛而无儒,但是更重要的民族则大都融合二者,如中国、日本、满洲、朝鲜、安南等皆是。假如中国人走到佛教国里去,就不很觉得陌生,因此若是去与佛儒并行的别国民接触,自然能够更为融洽。这是从过去说到现在,文化上有很深远的连结,再从现在看到将来,这许多的民族也就是走向同一的命运去。说到这里,这问题便很大也很难了,这关联经济政治种种方面:非有专门知识不可,现在且留待胜任的来说,我只凭了自己浅近的常识看去,觉得这些民族的死活问题是整个的,在这里没有损人可以利己,你死就是我活的道理。我想凡东亚人民应当谁都明白,别一民族的衰亡绝不是自族的利益,大家须得相互扶助,共寻生路,才是正当的办法。不过这单是理论,是无用的,还得将来有事实证明才行。今日是中日满共同声明的周年纪念日,说这几句话或者不是全无意义的事。

(二)1942年2月18日刊发

新嘉坡陷落感想

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

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昨为新嘉坡陷落,发表感想谈话如次:自大东亚战争开始来战无不取,攻无不克,香港及英美在南洋各重要据点相继陷落,此固见友邦战士之英勇,而此次战争意义之重大,东亚民族为解放而奋起,尤为吾人所欣幸者也。今者,新嘉坡又于日前陷落,我全东亚人士闻之,当更不胜其愉快矣。

新嘉坡原为我东亚民族所有,百余年前始为英国所得,由此刻意经营,遂以此为根据地,从事侵略我东亚之各处,是则新嘉坡不收回,我东亚终无宁日也。

以近代史而言,远则明代郑和,曾奉诏前往宣抚,近则该地之居民,除小部分土著外,其余皆为中日侨民,其关系之密切,有如是者。此外新嘉坡能有今日之繁荣,胥属中日人士之努力,然而英人则从中压迫,无所不至,以致侨民日无宁晷,其土著居民,则更不堪问矣。

新嘉坡占领以后,英人以若干年所经营侵略东亚之最后根据地,已告铲除。从此英美在东亚势力渐见肃清,东亚之地复归于东亚,举凡东亚各民族之应申庆贺,自不待言。

然尤有进者,新嘉坡之文化,素即低落,加以英人之压迫,更属无从发展,今兹全土明朗,则东亚固有之文化得以普及宣扬,最尤当欣幸者。其次,新岛一带,物产丰富,占领以后,一切物资皆有所出,对于大东亚战争之前途,以及我东亚民族之自给自足上,有莫大之裨益,而从此英美在东亚更无立足之点,此有关东亚民族生命线之处,一朝攻陷,殊应额手称庆者也。

(三)1942年6月1日刊发

大东亚战争中华北文化人之使命如何

周作人

自大东亚战争开始后,世界形势骤变,因大东亚战争是东亚各民族谋求解放的一种必经的途径,所以在东亚不论任何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换一句话说,就是人人都有他应该尽的使命。华北是东亚土地上的一部分,华北文化人是东亚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也不够例外。据本人的见解,现在要紧的是养成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的中心思想,以协力于大东亚战争。所谓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本来,此种思想在中国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清末更盛,尤其文化人,如黄公度的诗,叶昌炽的日记,都是很好的例子。后来经孙中山先生提倡,称为大东亚细亚主义,也就是这思想的最后的表现。以这种思想在青年及一般知识阶级中确立起来,自不是难事,何况大东亚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也就是东亚解放运动在发展的时候,因为东亚是整个的,而文化的根源更是整个的,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绝对不可分开,所以树立此种思想当然不算困难。在此时,文化人的使命,就在从事于这种工作,等到大东亚战争完全胜利,东亚已经整个的解放了,再进行文化建设的步骤。

(四)1942年6月4日刊发

菲岛缅甸戡定后

大东亚战争之动向如何

周作人

大东亚战争是以东亚全民族的解放为目的,所以在全民族还未整个求得解放的时候,工作是不能停止的。这次的战争,就是出于儒家“己饥己溺”与“民胞物与”的精神,在菲律宾与缅甸戡定之后,全民族解放的工作已经做了一大半。然后再从事共荣圈的建设,这是东亚解放的基础。

(五)1942年8月30日刊发

南京条约百年纪念

周督办发表感想

[中华社消息]南京条约之订立,迄今已届百年,昨日(二十九日)该条约签字之百年纪念日,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顷对记者发表感想如次:

本月二十九日为南京条约签字之百年纪念日,吾人对此诚不胜其感慨之至。

南京条约之成立,缘于鸦片战争,而鸦片战争,即英国欲毒化我国人之结果也。英美人之侵略中国,英实为戎首,盖自此条约成立以后,侵略者即相继而至成其根源,皆援此例,是则南京条约为一切不平等之条约之根干,且为帝国主义者束缚中国最初之桎梏矣。南京条约之内容,除赔偿英国之损失外,并将香港强攫以去,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之五口通商亦因以造成,作侵略之先声,为阴谋之嚆矢,言之痛心。此不仅为中国之辱,抑且东亚之羞,百年以来,对此耻辱,吾人固未敢或忘也。

今者,大东亚战争发动,由于东亚民族之自觉,已奋起而向英美侵略者,驱逐实行解放。友邦日本之忠勇将士,所向皆捷,香港早经克复,其余各处皆一扫英国之势力,而使其重见光明,涤尽前污。南京条约不废而自废,此则至堪额手称庆者。

惟是,吾人于庆幸之余,更当益加奋勉,则东亚前途将更为明朗矣。

上述五篇短文,两千余字,平均每篇文章不过四五百字。虽然文字简短,可出自沦陷区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学者周作人之手,当年自然被日伪势力视作政治宣传的“杀手锏”,总是适时发布,要大力传播的。据《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可知,上述第三篇与第四篇文章,还曾见载于同日的北京《晨报》之上,本属该报《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栏目的内容之一。因此,《戏剧报》所刊发的、摘选的周氏文章应属转发性质。也由此可见,周作人的这些“佚文”,当年在沦陷区范围内并不是什么“小众”文章,仍属于大众传播的“时文”。

此外,因日军攻陷新加坡,时任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曾于1942年2月21日召集全署职员举行“庆祝新加坡陷落大会”,并在会上致训词,题为《东亚解放之证明》,讲稿刊发于同年3月1日出版的《教育时报》第五期。同年2月23日,周作人还出席了北京新闻协会为“庆祝新加坡陷落”举行的华北新闻记者大会,也有会议致辞。而《戏剧报》则早在同年2月18日,即刊发了周作人所撰《新嘉坡陷落感想》,撰写与发表时间均早于前述两次会议致辞,可视作关涉日军攻陷新加坡之后的周氏“初感”,别具一番探究价值。

至于1941年11月30日刊发的《东亚民族的前途》一文,则可视作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以来的“工作方针”,即始终鼓吹“东亚文化的根源是整个的,东亚民族的运命亦是整个的”,为日军所谓“大东亚战争”、“东亚共荣圈”、“东亚民族解放”及“大东亚主义”等一系列为掩饰侵略而虚设的概念,赋予现实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合法性。这样的思路与言说方式,在周作人的任期内一直延续;至1942年日军攻陷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各国之际,周作人的这类说辞一直丝缕未绝,大有“预言成真”之势。最终,周氏这类说辞,被他自己归纳为华北沦陷区教育与文化界的“中心思想”。

1942年7月13日,伪华北教育总署举办第四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在开班典礼上宣读了周作人所拟讲话稿,题为《树立中心思想》,随后刊发于《教育时报》第八期。此文着重谈到“如何树立中心思想,以助成东亚解放,以保持中日协和,同时,要怎样以此种思想灌输给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那么,何谓“中心思想”,文中不加掩饰地宣称,“所谓中心思想,就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再进一步去研究,大东亚主义的思想的出发点,还是在儒家的思想之内,即所谓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

无须多言,在研究这一“中心思想”的归纳历程,刊发于《戏剧报》上的《东亚民族的前途》一文,因刊发时间较早,当然是不容错过的“前奏”了。此外,具有“初感”性质的《新嘉坡陷落感想》一文,以及首次发现的《南京条约百年纪念 周督办发表感想》之报道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文献。

四 周作人“东亚文化一元论”之讲演(首发于《麒麟》杂志)

前述周作人所鼓吹的“中心思想”,以“东亚文化的根源是整个的,东亚民族的运命亦是整个的”这一观点为前提,明确了“所谓中心思想,就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在这一多次鼓吹与逐渐成形的观念框架之下,周作人还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讲演,此讲演稿首发于1942年7月的《麒麟》杂志(第二卷第七期)。

《麒麟》杂志是伪满洲国时期发行量较大、普及较广的通俗文艺期刊。自1941年6月创刊于新京(长春),是“满洲”杂志社所办的刊物,由日本人大内隆雄担任总编辑,编辑由中国人赵孟原、刘玉璋等担任。刊发于该杂志之上的“东亚文化一元论”之讲演稿,实为周作人于1942年5月9日与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前往参观建国大学时所做讲演之速记稿。原文如下:

个人是在新中华民国担任一部分的文化事业;今次随同汪主席一同来满;现在更得着机会来到贵校,是个人觉得非常欢喜的。.

这次来到贵校的目的,是为着看一看贵校的作法和精神;现在让个人在此同诸位谈几句话;个人很觉得没有什么贡献给诸位的。

然而!现在大东亚内的青年们,应当共同具有一个必须彻底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就是,东亚的文化是一个的!这是根据什么说的呢?

文化的内容,不外学术,艺术,道德,宗教等。我们考察考察形成学术和艺术之要素的“文字”,我们东亚内所使用的文字,都是起源于“汉字”最古从黄帝之史,苍颉著书,因见乌兽之足迹,而造象形文字,其后随着时间的进展,文化的演变,也达到了现在所被使用的汉字,就是今日东亚内学术艺术最发达的国家,日本的文字,最初也是使用汉字,后又因汉字而造出假名,即今日日本所使用之文字的两种;东亚内的民族,甚至于中世到近代前期的土耳其的文字,也都是根据于汉文和汉字加以分析而制成的。

其次再看一看东亚的道德和宗教,所谓东亚的道德是人人所知道的,忠,孝,悌,仁,义,礼,智,信,廉,耻,十项原则,即儒家所说的“德”,同时都是儒教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东亚精神文明的根本。

儒教是东亚最古的宗教,起源于中国,距今约一千余年前(日本应神天皇时代)传至日本,渐渐发展而为东亚固有的宗教,其后在于东亚内所生的其他宗教,也都是根据儒教的十项原则作“教理”,受儒教精神的影响,所以儒教实为其他宗教精神的本源,在于今日尚能发挥儒教的伟大精神,于我们东亚人民日常生活之间的原因,也就是具有东方道德的真精神,东亚宗教之本源的原故;今日不仅全东亚为儒教精神之发扬地,就是现代希特拉政权,也有东亚精神的存在,是足证今日之儒教影响于德国政治思想,可以明了儒教精神之伟大,且为东亚宗教和道德的根本精神了。

就以上所说过的,可以明了东亚的文化是一元的。第一汉字具有文字的共通性,第二东亚民族的道德观念和宗教精神,都是本着儒教的精神;——虽然今日东亚文化的形态,也许是因为进展的速度和空间的关系,就表面上看来好像有许多异点,可是若研究其根本是一元的,都具着不可消灭的关联性,有若一个赋有生命的人体,人体的各部,虽生着种种不同的机构,然而每部的机构对于全体的生命,都是具有着关联性的,如果若有一部分的文化消灭,就是失掉一部分的机构,当然也影响到整个的生命体!

由前回说过文化的内容,可以知道东亚的文化是一元的,由于东亚文化的一元,也可以想到今后推进东亚文化方法了。

东亚文化今后的推进,是须要具有特长的各部文化,协力来进展,以期将来筑成光明灿烂的大东亚文化,这是我期望现代的青年们,都本着这种信念,来向前努力!

今天我看见了贵大学,作得这么好,诸同学之间都充满着协和的精神,个人钦佩之至,今后更希望诸君和中国青年携手,共同向着东亚的途上迈进!最后祝诸君,健康!

上述一千一百余字的讲演速记稿,在这一时期所见报刊发表的周作人讲演稿乃至其自撰文稿中,仅就篇幅而言,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一讲演稿的内容也很丰富,所要表达的主旨也很明确,即“东亚的文化是一元的”。很难想象,曾经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主将,曾经坚决反对并批判“旧礼教”与“封建流毒”的周作人,此时摇身一变,忽然成了儒教的忠实信徒,宣称“儒教实为其他宗教精神的本源,在于今日尚能发挥儒教的伟大精神”。所谓的“东亚文化一元论”,实则就是要在包括中国沦陷区在内的日军已侵占的东亚各国推行“独尊儒教”,用儒教来统一日占区的思想与文化,用儒教来替日本殖民地树立主流意识形态。

可能出于对日本国内奉行已久的“神道”信仰之考察,周作人深知宣扬儒教为东亚文化的起源与核心,恐怕并不一定会为日本当局所接受。所以,讲演中甚至将希特勒的纳粹政治思想也纳入了儒教影响力的场域之中,强调“今日不仅全东亚为儒教精神之发扬地,就是现代希特拉政权,也有东亚精神的存在,是足证今日之儒教影响于德国政治思想,可以明了儒教精神之伟大,且为东亚宗教和道德的根本精神了”。因德日同盟的利害关系,因法西斯联盟的依存关系,周作人在讲演中竟将希特勒牵扯了进来,为了确保“东亚文化一元论”的“政治正确”,可谓煞费苦心。

姑且不论“东亚文化一元论”是否真能迎合日军统治需求,亦不论“东亚文化一元论”是否是周作人在这一时期为表示政治正确而特意制造出来的论调,事实上,《麒麟》杂志刊发周氏言论,还并不止于这一次在新京建国大学的讲演稿。在此之前,该刊1942年1月印行的新年专号(第一卷第八期)之上,即有醒目的整版影印周氏题词之发表,题词曰:

麒麟月刊新年号

以高尚的趣味润泽人生陶冶性情

周作人

该刊第二卷第四期(1942年4月),还刊发有一篇题为《周作人与谢冰心》的文章,作者署名“非斯”。此文内容主要为介绍周、谢二人的生平与作品,而尤以周氏作品最为推崇。此文作者似与周氏有过交往,披露的某些生活细节不仅颇为生动,且少为人知。文中提到:

周先生的爱好是旧剧,每有新的演员到京来必要去,所以北京的名角,都和他往来,好喝绍兴酒,他吃饭的地方是:东安市场的五芳斋;王府井大街的淮扬春;外有西城岗瓦市的沙锅居;宣武门内烤肉王,都是自带绍酒一坛子,有的时候酒后,常同北大的先生们,打麻雀,我常听哲学系张心沛先生论打牌的哲学。

至于为什么要把周作人与谢冰心相提并论,文末亦有交代,称:

这两位文学家,一位是男性的,一位是女性的,在文学上是共生关系,可是在爱情上无关系,为什么要把他们并列?主要因为他们文学地位和作品的成分相同,所以要并列提出来介绍。

显然,此文作者并没有什么周、谢二人之间的独家“秘闻”可付诸评述,只不过是搞了个“噱头”,将当时在沦陷区较为知名的两位男女作家并置合成了一个篇目而已,此举纯为取巧投机,并无实质意义。不过,也确实是起到了向伪满洲国读者介绍周氏的作用,也间接地透露了周氏当时的一些生活细节,可做读者茶余饭后的新鲜谈资。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所谓“哲学系张心沛先生”,无疑又为此文增添了一些可信度。据考,张心沛曾在日军占领华北时期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兼文化局长。1940年周作人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之后,教育总署署长兼秘书主任方宗鳌调出该署以筹备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心沛遂接任署长兼秘书主任。由此可知,此文发表之际,张心沛与周作人之间,确应有一定的工作交往,文中所及若源自张氏谈话,应当有一定可信度。另据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5月28日报道,抗战胜利后张氏即被以“汉奸罪”逮捕,在河北高等法院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此后的张氏事迹,则无从确考了。

上述是周作人“东亚文化一元论”讲演报道之前,《麒麟》杂志上关涉周氏的一些内容。在讲演报道之后,周氏言论则被“包装”成了“语录”,成为杂志“补白”的常规内容之一。杂志第二卷第八期(1942年8月)、第三卷第三期(1943年3月),均刊载有“周作人语录”数条。

五 周作人在华北作协成立大会上的训词(首发于《妇女杂志》)

1942年9月13日,周作人在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以教育总署督办身份发布训词,曾见载于同年10月5日印行的《中国文艺》第7卷第2期。

殊不知,早在《中国文艺》发表周氏训词4天之前,1942年10月1日,《妇女杂志》第三卷第十期即已刊发了此训词,是为“首发”。当然,两种杂志所刊周氏训词,均为未辑入周氏各类自选集、文集中的“佚文”,亦尚无研究者提及,更无全文披露者。为此,笔者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周教育总署督办

今日华北作家协会成立,本人以事务关系,得于此时对诸君进一词,至深欣幸。中国文学传统源流至深且远,大抵立意于诚,言词主于达,此为世界之通例,本不待言。至于国民思想则以儒家为本,根本只是“仁”字,此原以孔孟为代表,但自孔孟以上千百年前古圣先王固已如此,又自孔孟以下田夫野老目不识丁者,亦无不固守,此心理所谓仁民爱物,以至安居乐业,其说法无不一以贯之。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必繁称传引,凡在国人皆能共喻者也。古来作家,如不违背此旨,出以真诚之意,畅达之词,虽所造就大小不同,即此便是有命之作,可以信今而传后。现今世界情势大变,东亚新秩序将来建立,此时中国作家自应就其战战,相当努力,在国文学上传统精神中奋斗。兹特稍加说明,希望诸君注意发扬,谨以不变精神,精进不殆,对于华北文化有较大之贡献,则幸甚矣。

周氏训词,如上所述,篇幅不长,仅三百余字。然在与周氏训词一同发表的,尚有华北作协成立典礼之的报道,成立宣言,张铁笙致辞《筹备经过报告》,柳龙光报告《事业方针及工作目标》,以及评议会员名单、干事会名单、事业要项的逐一公布,共计两个页面。

六 周作人的“新年感言”与《樱国纪游》纪录影片

周作人曾于1941—1943年连续三年的元旦,发表所谓的“新年感言”。1941年元旦,是在天津《庸报》发表《新年志感》一文(详见本文首章)。1942年元旦,则是在北京《教育时报》第四期上发表《新年之辞》。1943年元旦,又在北京《电影报》上发表了《元旦感言》。

上述这三篇“新年感言”,周作人均未将之纳入自选集,后世读者难以得见,可称“佚文”或“集外文”。除了1942年发表的《新年之辞》,尚著录于《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之外(亦无录文),另外两篇“新年感言”,则尚未纳入研究者视野,即《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亦未提及,更未见全文披露者。

继2017年偶然发现周作人在天津《庸报》发表的《新年志感》一文之后,笔者又于2018年有幸在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北京《电影报》上,发现了周作人于1943年元旦发表的《元旦感言》一文,深感仍有披露评述之必要。因资料难得,在此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元旦感言

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

岁月不居,驹光如驶,转眼又是民国三十二年了,当此一元复始之时,瞻念将来,诚使人万感交集。

犹忆去年元旦,曾以所感写为《岁朝谈》,说民国三十一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因为古来相传以三十年为一世,去年为民国第二世之开始,不仅应当想一年的计划,还当郑重考虑下一世代的计划。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世界均在惊涛骇浪动荡之中,国际风云诡谲万变,惟东亚民族则屹然排除万难而向解放与复兴之途迈进,因为目的正大,故大东亚战争攻无不取,最后胜利之获得已无待于蓍卜,而吾人此时所应注意者,当为今后之建设工作。

战争是破坏,同时亦或是建设,因为旧的不破坏,新的建设基础就不易巩固,所以我们对于因战争而被破坏的一切,实在用不着过事悲观,现在只应当研究在战后须如何建设,如何使东亚复兴,才是正道。

建设工作,头绪纷繁,似使人无从着手,但归纳起来,总不外有形与无形两种。有形建设,是属于物质方面的,如军事、经济、工程等等。无形建设,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如文化、思想等等。此两者不可偏废,亦不可欹轻欹重,必须双管齐下,同时并举,始能获得圆满之结果。不然,建设工作极为繁难,绝非一部分人所可担当,即是凡属东亚民族就须分担建设的责任,泯除一切隔阂,调和从来的感情,和衷共济,以期复兴之早日实现。

古人谓“风雨同舟”,今日之东亚局面即是如此,合则均利,分则均伤,与其为人所乘,不若自力更生,共登解放之途,这才是千秋不易之业。故今日必须作长治久安之计,使复兴之基永奠,则他日幸福之果即今日努力之收获也。

上述六百余字的“新年感言”,乃是周作人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身份,发表的第三篇“新年感言”了。文中开篇提及的“犹忆去年元旦,曾以所感写为《岁朝谈》”云云,即指于1942年元旦发表于《教育时报》上的《新年之辞》。而“古来相传以三十年为一世,去年为民国第二世之开始”云云,这样的观点,早在1941年元旦发表于《庸报》上的《新年志感》中即有详尽表达。可以说,自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以来,于1941—1943年元旦连续发表的三篇“新年感言”,皆有一脉相承的思想主旨,皆有所谓“破旧立新”的鼓吹之意。

查《周作人年谱》,可知周作人于1943年1月1日,曾对北京《晨报》记者发表“新年感言”,从年谱撰著者摘录的感言要点来看,与发表于《电影报》上的《元旦感言》内容是一致的。也即是说,周作人此文应当是首发于《晨报》,而后方才为包括《电影报》在内的各报转载的。但《电影报》方面,并未注明转载;或许当年周作人的这番感言,是被视作官方代言而广为传布的,并没有指定某家报刊独家首发的限制。果不其然,笔者随即又在同日的《新天津画报》中寻获此文,发表内容与《电影报》基本一致,只是有所删略,除此之外,也并未有任何特别说明。

出于一探究竟的心理,笔者还继续查阅了目前存世已极稀少且有缺档的《电影报》,所幸又查到了一些关涉周作人的相关报道。譬如,1941年6月9日,该报报道《周督办访日影片〈樱国纪游〉制作完成即将放映》,称“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为出席本届东亚文化协议会专门部会议,曾于四月东渡访日,华北电影公司特将周氏在日之动静,摄制记录影片,现已全部制作完成,题名《樱国纪游》,日内即将分发各地放映云云”。

查《周作人年谱》,可知周作人确于1941年4月6日,率伪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启程,赴日本京都,出席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在日本逗留至4月19日,方才乘火车离开东京,于4月22日晚抵北京。当时,日本各大报刊对周氏此行多有报道,如《大陆画刊》第2卷第6期,即有一篇《欢迎周作人氏之日本文坛集》的报道,文中提及“四月十七日正午起,在东京星冈茶竂内,开催了欢迎来朝中之中国文坛巨匠周作人氏之日本文坛名士多数参加的午餐会”云云,并配发了现场照片。照片中可见,菊池宽、佐藤春夫、武者小路笃实、岛崎藤村等日本作家及学者均在座。又如4月18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也有报道,以“日本支那文人春之清谈,周作人氏率团来访”为题,对4月17日的茶会再次予以报道,不但配发有现场照片,还将周作人、方纪生等人的题词也一并发表。

显然,周作人此行,在日方看来,意义重大。此行继而被拍摄为纪录影片《樱国纪游》,被分发至日军占领各沦陷区放映,日伪势力利用周氏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展开政治宣传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周氏也应当是心知肚明的。因为拍摄《樱国纪游》纪录片,周氏与日方电影公司还有所交往,对此《电影报》上亦有报道。1941年9月22日,该报刊发《华影伊藤课长喜得周作人氏新诗》的简讯一则,报道称:

华北电影公司伊藤课长,因摄制教育总署周督办访日等特有片,素来仰佩周氏,前日求得周督办挥毫,乃是一首近作之诗,述其访日后一年之感慨,捧受之后,即饰于玻璃框。适逢东宝电影公司安藤导演、松竹公司青木导演及报道部某氏,开封特务机关某氏及记者在场,伊藤氏即大喜过望之余,即遍示众人,其诗曰:

春风如梦复如烟

人事匆匆又一年

走马看花花已老

斜阳满地草芊芊

墨痕新鲜,别具风格,很是难得。诸人乃为伊藤氏得着名贵之品,而乾杯焉。

事实上,周作人为负责拍摄《樱国纪游》的伊藤氏所题诗作,确为周氏访日归来四天后的“近作”。此诗曾辑入其晚年自选集《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版)一书之中,列入“苦茶庵打油诗补遗”其六,注有“三十年四月廿六日作”,可知此诗作于1941年4月26日。

不妨试想,如有一日,既可获见这一幅“名贵之品”的周作人题诗,又能得观那一部如今少有人知的《樱国纪游》纪录影片,再将周氏于1941~1943年连续三年元旦发表的“新年感言”通读一遍,恐怕还真是有“春风如梦”与“人事匆匆”之感罢。

题外捎带一提。1944年元旦,周作人终于没有再发表“新年感言”。这一年1月,他又开始闭户读书、校订旧稿,拟编一部《风雨后谈》(出版时改名为《秉烛后谈》)。须知,就在1943年发表《元旦感言》一个月之后,因汪伪集团内部倾轧与排挤,周氏伪教署督办一职被解除;次年元旦,自然也无须再以官方身份来代言“应景”了。这番光景,却又真真应了那一句“春风如梦复如烟,人事匆匆又一年”。

七 《日本交还在华租界》上的“毋负友邦之期待”

1943年3月3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情报局内部印发了一本名为《日本交还在华租界》的小册子。此册应当是专为当天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举行的所谓“日租界交收仪式”准备的,出席仪式的日方代表及汪伪政权代表,以及伪华北当局各级机关应有发放与传阅。

此册主要内容为宣扬日本交还在华租界之重大意义,强化汪伪政权的“政治正确”,以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各级官员的歌功颂德之词。除了正文之前的“日本在华专管租界分布图”,以及“卷头语”与卷末的“纪事”之外,主体部分“论著”印有八位北京各伪大学校长或院长的致辞。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致辞,应当不是仪式现场致辞,而是事前撰稿并列印的。因为据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献来考察,这八位北京各伪大学校长或院长,均未出席仪式现场。

八篇致辞中,伪北大校长钱稻孙的致辞居首,时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周作人致辞居于次席。周氏致辞原文如下:

毋负友邦之期待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周作人

我们常说:“道义精神,是东方人独特的瑰宝。”我于年来讲演词中,是常常提及的,比如此次日本交还在华专管租界,是无条件的交还,并且租界内一切原有的桥梁水沟及公用建筑等,又是不用代价的移交于中国政府,像这样的道义精神,决不是英美人所可办到的。英美人对重庆有过种种口惠,也只是口惠罢了,没有丝毫具体事实表现,以视日本毅然交还在华各地专管租界,真有霄壤之别了。

自然,“中日澈底亲善”,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根本条件,不过,中国在近百年来,因受到许多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以致事事落人之后,举凡政治教育交通产业诸部门,均不足与日本比拟。虽则为完遂大东亚战争及建设东亚共荣圈的理想,我们应该分担责任,但因为国力之不足,种种方面都不能如愿。友邦日本有鉴及此,故不惜全力支援中国之复兴,如提倡中国自建国军,维持治安,并以巨额贷款,辅佐中国产业之增进,此皆昭昭在人耳目之事实。而这次又能将中国朝夕祈求而未达到的返还租界问题,日本于世界列强之中,毅然率先交还于中国政府,这一切的事实,都是善意的表现,同时也是中日基本条约中道义精神的发扬。

所以,我对于日本交还专管租界的感想,是希望我国朝野上下,于接收租界之后,锐意建设,保持原来之一切良善规模,斟衡情势,予以改进,一切措施,弗辜负友邦之期待才好。

上述五百余字的短文,将周作人对“日本交还在华租界”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认识清晰地表达了出来。无论这样的致辞是否言不由衷,或者纯粹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而已,赞颂侵华日军的“道义”精神,鼓吹汪伪政权接收租界之“合法”性,确实是流露无遗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氏致辞提到的“英美人对重庆有过种种口惠,也只是口惠罢了,没有丝毫具体事实表现,以视日本毅然交还在华各地专管租界,真有霄壤之别了”云云。

事实上,延至1943年年底“开罗会议”期间,英、美两国政府才在重庆签署了归还在华租界的协议,包括上海、厦门等地的英、美租界。不过,此时的英、美在华租界,皆在日军占领之下,“归还”之说,无从说起,确如周氏致辞中所谓“口惠”而已。不过,日本政府交还在华租界给时在南京的汪伪政权,同样亦是“口惠”,因为汪伪政权实质上只是日军控制之下的傀儡政权,所以“归还”之说,亦属虚诳。

查《周作人年谱》可知,1943年3月30日,周氏“上午往北京大学文学院,出席庆祝伪国民政府还都三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致了训词”。在“伪国民政府还都三周年纪念会”与“日本交还在华租界仪式”恰恰同时发生之际,周氏皆有所行动、有所表态,无论在场还是不在场,这位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言行,无疑都是符合汪伪政权的“政治正确”之标准的。仅仅过了一天,4月1日,在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二二次会议上通过“追认周作人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一案。

正如本文前述所及,周氏自1943年发表《元旦感言》一个月之后,因汪伪集团内部倾轧与排挤,伪教署督办一职即被解除,所以在发表“毋负友邦之期待”之致辞时,署名职衔只能是“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孰料周氏致辞发表仅一天之后,“追认周作人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的提案,即在汪伪政权内部得以通过。前述周氏题诗中的那一句“春风如梦复如烟,人事匆匆又一年”,简直可以径改为“春风如梦复如烟,人事匆匆又一天”了。

不过,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英、美等国际盟军加入中国抗战,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的抗战之势已日盛一日,而曾经的“世界列强”之一的日本却因战线过长、战时过久而致其战局情势急转日下,渐呈“日暮西山”之态。两年之后的日本战败之局,周作人虽未必能精准预料,但深陷时局之中,既饱尝汪伪政权内部倾轧之苦,又兼身处内部深谙诸多“内情”,对那如同儿戏一般的“人事”变迁之速,浑如剧场一般的政局诡异之剧,总会有一些来自本能的预感与发自本心的感慨。一个“追认”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身份,恐怕并不能慰藉周氏渐生惶悚但又不得不强作精神的内心。这番光景,也恰恰还是应了周氏题诗中的那一句“春风如梦复如烟,人事匆匆又一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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