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异兽与灵鸟：动物寓言集及其遗产》导论

[美]梅拉斯·麦克蒙[Meradith T.McMunn]

与人类同在地球的动物总令我们着迷至深。我们钦羡于它们形体的美丽、奇特，它们展现出的力量和优雅。与此同时，人们还常乐于赋予它们各种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特质。动物，影响了我们的神话、仪式和传说。在古典和中世纪时期，每一类动物在宇宙中都有其位置和功用，但随着18、19世纪现代动物学的兴起，人们看待它们的方式更倾向于采用经验主义而非以拟人隐喻的视角。然而，世间万物相互关联乃生态运转基本原理，这与早年的宇宙知识有异曲同工之妙。

“动物寓言集”[bestiaries]可以说是“动物之书”[book of beasts]，其中既描述真实存在的动物，亦有奇异荒诞的怪兽见诸文中；这种融合了动物习性描写和传说的故事集，常配以插图向人们传递精神或道德上的教义[lessons]。自中世纪以降，源出或从中引申而出的传统主题在诸媒介中俯拾即是。动物寓言集中的文字和图像常是中世纪文学和艺术中许多故事和图像的来源。“每一种善行和罪孽，皆可从动物寓言集中找出，而动物蕴含的教义则是人类尘世生活的典范。”1Umberto Eco,The Name of the Rose,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79.教会中鹈鹕[pelican]使其雏鸟复活的宗教图像，中世纪“浪漫传奇”[romance]中的一段故事、以及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范例集》[Exempla]这类说教的著作都引用了动物寓言集的内容，显示了动物寓言集在宗教和世俗世界中广泛的影响力。但令人无不错愕的是，鉴于动物寓言集传播之广博和其经久不竭的地位，至今却仅少数学者将目光投注此蒙尘珠玉。

该文集的编纂初衷除为予学者之便，汇编动物寓言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还希冀为学生（尤其是在欧洲范围内的）和志趣相投之人讲述动物寓言集的发展概貌。这些文章还展现了当代动物寓言集研究的新动向：其中有的研究版本问题；有的研究抄本的编排方式；有的对书中插图展开图像志研究；还有的研究动物寓言集之外的动物传说，这些文章都能帮助我们在更广阔的上下文中理解动物寓言集在中世纪是如何编纂而成，当时的人又是如何阅读和理解它。文集还例出了1962年以来出版的研究动物寓言集以及与其相关动物传说的书目，以及西欧现存的抄本动物寓言集书单。

动物寓言集历史

最早的动物寓言集可追溯至古典晚期，大抵在2世纪末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有一本描述动物的著作——《博物学家》[Physiologus（The Naturalist）]。2Florence McCulloch,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p.17; Nikolaus Henkel,Studien zum Physiologus im Mittelater,Max Niemeyer,1976,pp.14-15; Michael J.Curley,trans.,Physiologu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9,pp.xvi-xvii.Curley translates the Latin versions Y and B。该书有很多版本，篇幅在20至50 章不等，相关内容主要围绕动物的寓意典故徐徐展开。该书每一篇都对动物做出分类：野兽[animals]、神鸟、蛇或虫[insect]，书中对动物习性的描述有的来自直接观察，有的引用了古代的传说、寓言和神话中的内容。原作者或之后的某位改编者，又增加了基督教道德喻义方面的内容。迈克尔·柯利[Michael Curley]认为，布道者们在动物世界中寻见了纯粹的道德教义，他写道：“但其更多地是旨在是通过上帝在创世中留下的痕迹来揭示上帝的特质。”3Curley,Physiologus,p.xv.在一则说明道德的故事中，羚羊的角在灌木丛中被枝蔓缠住继而死于猎人之手，基督徒遂将二角比作《新约》和《旧约》，以警示人们谨防跌落那诽谤、享乐的物欲陷阱和俗世间的喧嚣浮华。还有一个蕴含教义的故事，当鹰感到自己视线模糊衰老之时，它会振翅上腾，勇毅地让烈日炙灼幽晦，后俯冲入水更换羽毛，遂得以重回青春；故而，心灵之眼的幽晦为上帝神泉所疗愈，因主正是那公义的太阳。凭借生动的动物传说和让人信服的教义，《博物学家》成为了中世纪那些说教故事集和修道院教材最爱引用的著作。4Günther Glauche,Schullektüre im Mittelalter,Arbeo-Gesellschaft,1970,p.70。另外两本著名的有关古典时代动物传说概述的书：艾立安[Aelian]的《论动物的特性》[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和索林诺斯[Solinus]的《多元历史》[Polyhistoria]，也都在修道院教材清单之列。见See Klaus Grubmüller,Meister Esopus: Untersuchungen zu Geschichte und Funktion der Fabel im Mittelalter,Artemis,1977,p.49; Pierre Riché,Les Echos et l'enseignement dans l'occident chrétien de la fin du v' siècle au milieu du xi'siècle,Aubier Montaigne,1979,p.228; and E.R.Curtius,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Bollingen,1953,p.49。尽管留存的插图版《博物学家》抄本寥寥无几，但现存最早的写于9世纪的伯尔尼版《博物学家》（Bürgerbibliothek MS.318），为我们提供了图像风格上的实例，证明了《博物学家》的插图源自古典晚期5Bern,Bürgerbibliothek MS Bongarsiansis 318,a Latin version; see Christoph von Steiger and Otto Homburger ed.,Physiologus Bernensis,facsimile,Alkuin-Verlag,1964,and Helen Woodruf,“The Physiologus of Bern”,Art Bulletin,12(1930),pp.226-253，该文中作者介绍了插图的古典特征。在这些经常反复出现的母题，包括羚羊角被枝蔓缠住，狐狸假死捕鸟，独角兽头靠在处女腿上以及卡拉德留斯预测患者生死。。在伯尔尼的《博物学家》中，一些编排方式可见于中世纪中、晚期的动物寓言集。希腊语的《博物学家》被译成多种语言——科普特语、埃塞俄比亚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阿波罗语、德语、古英语、冰岛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文体有散文也有诗歌。6麦卡洛特在书中回顾了《博物学家》的历史以及有关该学科的学术史，见Mediaeval Bestiaries,chs.1-2; Henkel,Studien,passim,on the Latin and German versions,with lists of editions,pp.207-208; Curley,Physiologus,introduction。然而只有拉丁语的《博物学家》，进入了中世纪各类动物寓言集。

动物寓言集的编排结构和内容，与《博物学家》基本一样。后者与动物寓言集的明确界限很难断定，这种含混在各手抄本标题、中世纪书籍目录和修道院读本清单中可见一斑。当传统的《博物学家》补充进大量新的篇章和新的动物，增加了改编后的主教圣安布罗斯[St.Ambrose]《创世六日》[Hexameron]的相关内容，再结合伊西多尔[Isidore]《词源》[Etymologies]中的一些材料，这样的集合称其为动物寓言集更为恰当。7麦卡洛特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第28―44页描述了制作中世纪动物寓言集时的各种改编，但是她并未专门解释术语。而是在“赫里索斯托姆语录”和特奥巴尔德[Theobald]版中论述了术语的复杂性。正如亨克尔在《中世纪〈博物学家〉研究》[Studien]第24页中所说，在某些版本的动物寓言集和《博物学家》之间存在明显区别，无论是就抄本本身抑或对它的研究而言，都还未曾问世。尼古劳斯·亨克尔[Nikolaus Henkel]曾说，即使是最早的《博物学家》抄本中也会有从其他著作中抄录的内容，在他看来，之所以动物寓言集能自成一类，也正是由于这些增补的内容。8Henkel,Studien,p.24 and ch.6.目前所知的最早动物寓言集，可上溯至10世纪，弗洛伦丝·麦卡洛特[Florence McCulloch]称其为B-Isidore（B-Is）版，因其结合了伯尔尼版《博物学家》[B-versionPhysiologus]的文字内容和塞尔维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词源》的相关章节，还有所谓“赫里索斯托姆语录”[Dicta Chrysostomi]。9对于B-Isidore 版，具体可参见McCulloch,Mediaeval Bestiaries,pp.28-30。“赫里索斯托姆语录”的命名是由于误将Chrysostomi归于圣约翰· 赫里索斯托姆[St.John Chrysostom]名下，参见McCulloch,pp.41-44; Henkel,Studien,pp.29-34。大多数的动物寓言集编写于12至13世纪。现今，我们在对采用术语“博物学家”或是“动物寓言集”时，均取决于中世纪时作者的用法。目前，我们将任何增补或改编了拉丁语版《博物学家》的著作都称作动物寓言集，又把拉丁语版《博物学家》分为Y、C 和B 版本。

现存的中世纪动物寓言集，先不论其与拉丁语各种版本以及其他欧洲语言版本《博物学家》的区别。内容都是转抄了《博物学家》中的章、篇，或是改编了书中的部分内容，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取自近东和古典的动物传说、民间传说、以及基督教教父[writers]的各种著作，但主要是塞尔维亚的伊西多尔《词源》。就存世抄本而言，传播最广的摹本[copied versions]当属拉丁文版，其中尤以所谓的“赫里索斯托姆语录”和“第二族类”[Second Family]的抄本动物寓言集为最。10有关拉丁语各版本的概述，参见McCulloch,Mediaeval Bestiaries,ch.2,pp.28-44; Henkel,Studien,pp.29-34。欧 洲的大多数版本源出伯尔尼版《博物学家》[the Physiologus version B]，对此问题可参考McCulloch,p.25,and Henkel,p.27。各欧洲方言版也译自拉丁语版。每一种以方言写就的动物寓言集，都是在拉丁语版动物寓言集基础上，改编和增补形成各自特征。11有关法语版的动物寓言集评述见McCulloch,Mediaeval Bestiaries,ch.3；德语版见Henkel,Studien,ch.4。

文本的传抄变化，使动物寓言集与《博物学家》在插图风格和主要内容上出现了不同。《博物学家》对动物的解读常常更具神学色彩，换言之，更像是神秘或神怪传说；《动物寓言集》则更注重道德伦理方面的论述，与《博物学家》相比更具说教意味。12Kenneth McKenzie,“Unpublished Manuscripts of Italian Bestiaries”,PMLA,20 n.s.13 (1905),pp.380-409，严格区分了解释自然奥秘的《博物学家》和宣讲道德的动物寓言集属性（详见该文第381―382页）。动物寓言集与《博物学家》在种类相差无几，但其道德说教内容却明显增多。动物寓言集像《博物学家》一样，成为布道者写作时常用的素材。而它的另一用途很可能是充当修道院教材，13动物寓言集作为布道词来源的例证，可参考Fr.John Morson,“The English Cistercians and the bestiary”,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39(1956),pp.146-170；对于其作为修道院教材教化修道院里的俗人参见Willene B.Clark,“The Illustrated Medieval Aviary and the Lay-Brotherhood”,Gesta,21(1982),pp.70-71，以及本书中贝丽尔·罗兰[Beryl Rowland]的文章。因为早期的动物寓言集都发现于修道院。各种版本的动物寓言集都很受人们欢迎，特别是“第二族类”动物寓言集，该族中所列的书多来自12世纪的英格兰，14McCulloch,Mediaeval Bestiaries,pp.34-38.它为宗教和世俗人士提供了在道德行为和基督徒灵修[Christian spirituality]方面的教义。牡鹿象征着基督徒，它们跨越重重危险海域，终抵新牧场，并投入全新的宗教生涯。温驯克制的白鸽，则是对孀妇禁欲的劝诫。13世纪，一本《神圣动物寓言集》[Bestiaire divin]的作者在传统动物寓言集基础上，增添了一段对贪财之罪的描述。里夏尔·德·富尼瓦尔[Richard de Fournival]《爱的动物寓言集》[Bestiaire d'amour]在形式和主题都和动物寓言集的说教本质一致，只是将书中动物的特性用作嘲讽正统的道德标准。已知的动物寓言集中仅两本没有说教寓言。15该两种为康布雷[Cambrai]动物寓言集[Cambrai,Bibl.Mun.MS 370]和一本命名为Aiso son las naturas d'alcus auzels e d'alcunas bestias的普罗旺斯版本，见McCulloch,Mediaeval Bestiaries,pp.46-47。

动物寓言集的插图

正如麦卡洛特发现的，动物寓言集尤其是方言版的动物寓言集，大多配有插图，或留有绘制插图的地方。16McCulloch,Mediaeval Bestiaries,p.70.这和《博物学家》鲜有插图的惯例相反，当然，这或许仅反映了12世纪时非常流行的为书籍配插图的时尚。在我看来，这和新的修道院制度和学习方式有关，这一时尚不仅让更多的抄本写作时考虑配图，也促使人们为过去的书籍配图。1712世纪插图抄本增多的原因可参见Otto Pächt,The Rise of Pictorial Narrative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Clarendon Press,1962,ch.2,and Walter Cahn,Romanesque Bible Illumina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121。另一方面，这可能是“野兽-寓意”[beast-moral]类书籍用作教材的结果，插图书适用于那些没有掌握读写能力的人，例如修道院里的俗人[lay-brothers]，在图像的帮助下他们更容易记住教义。18见注13。修道院中的俗人通常不具备读写能力，动物寓言集或许是用来教他们理解精神教义。修道院中的神职人员，可能是方言版动物寓言集的主要使用者，他们的读写能力确在提高但还没达到普及程度。对于中世纪没有掌握读写能力之人的学习方式可参见Franz H.Bäuml,“Varie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Medieval Literacy and Illiteracy”,Speculum,55 (1980),pp.237-265,and with reference to art,pp.259-265; Michael Camille,“Seeing and Reading: some Visual Implications of Medieval Literacy”,Art History,8 (1985),pp.26-49; and Brian Stock,The Implications of Literacy: Written Languages and Model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虽然插图经常摹仿早期的《博物学家》——例如，狐狸和灵鸟“卡拉德留斯”[caladrius]的构图——每一种动物寓言集的插图也都有自己的风格，可参看齐妮亚·穆拉托娃[Xenia Muratova]针对“第二族类”动物寓言集的研究和威伦·克拉克[Willene Clark]对H 版《博物学家》的相关论文，以及本文集中克拉克的文章。这些方面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

持续的流行

拉丁语动物寓言集手抄本的制作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达到顶峰。1913世纪晚期时制作该类手抄本数量下降的原因见Clark,“The Illustrated Medieval Aviary”,p.71。方言版持续流行至15世纪早期。15世纪，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又重新激起人们对动物体裁的兴趣，为迎合大众趣味，出现了动物题材的寓言和教化类著作。针对这类文学作品在15世纪末复苏的一种解释是：冉冉兴起的中产阶级尽管受过教育，但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有学识之人。特别是妇女，她们想要去理解书中内容，用以提升自我和教育子女。20E.P.Goldschmidt,The Printed Book of the Renaissance,Gerard Th.Van Heusden,1966,p.48.然而，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并非简单地被重印，而是结合了动物寓言传说，以及神学、世俗等其他著作内容进行新的汇编，并增加了更多的科学观察。21梅根伯格的康拉德[Konrad von Meganberg]《自然之书》[Buch der Natur，Johann Bämler,1475,1478],and Konard Gesner's Historia animalium,C.Forschover,1551―1558; also Edward Topsell,History of Foure-Footed Beasts,W.Iaggard,1607,rpt.Da Cappo Press,1973，主要基于格斯纳[Gesner]。较为传统的动物寓言集形式保留在Maynus de Mayneriis,Dyalogus creaturarum moralizatus,Gheraert Leeu,1480 中，但是，书中插入了许多寓言和民间故事（facsimile of the Stockholm edition of 1483,Michaelisgillet/Bokförlaget Bra Böker,1983）。对德国印刷版的研究，见Henkel,Studien,pp.110-112。相关概述评论可见Luisa Cogliati Arano,“Bestiari ed erbari dal manoscritto alla stampa”,in Henri Zerner,Le stampe e la diffusione della imagini e degli stili (Atti del XXIV Congr.C.I.H.A.,Bologna,1979),ClUEB,1983,pp.17-22。这些印刷版本配有木刻插图，但风格几乎和《博物学家》或动物寓言集的传统毫不相关。新式的动物寓言集一直延续到我们时代。最近的例子是，例举美国艺术中的动物主题的书、研究圣·哲罗姆[St.Jerome]生平传说及其写作中动物象征意义的著作、J.R.R.托尔金[J.R.R.Tolkien]那本绘有真实和幻想动物的奇异插图小说，以及一位著名科学家撰写的有关自然史文章等，都在标题中使用了“动物寓言集”一词。22

动物寓言集研究

如我们所见，动物寓言集素材编纂之肇端可追溯至古典晚期。奇怪的是，对动物寓言集历史的近代研究几乎无一先于20世纪，动物寓言集影响的具体细节研究亦付之阙如。蒙塔古·罗兹·詹姆斯[Montague Rhodes James]《动物寓言集》[The Bestiary]（1928年）和弗洛伦丝·麦卡洛特《中世纪拉丁语和法语动物寓言集》[Media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1960年出版，1962年修订）是目前动物寓言集传统研究的两大筑基之作。23M.R.James,The Bestiary,The Roxburghe Club,1928; for McCulloch,see n.2 above.在这两本影响深远著作面世前和两本著作出版之间，即1928年至1960年期间，几乎没有相关研究问世。

人们忽视具有如此丰富图像和言语传统的动物寓言集研究，部分原因在于太过在意它究竟是“知识”或“伪科学”的问题，或是误解了这一问题。事实上，中世纪动物寓言集源出东方寓言、东西方动物传说和早期基督教采用的《博物学家》，其脉络与古典学识研究的传统大相径庭。在奥古斯丁[Augustine]《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中，天地万物是造物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的镜像，创造就是造物主显现其本质的手段、他对基督教信徒之生命与救赎的意图也由此显现。这种观点影响了动物寓言集的书写。动物寓言集的主要功能显然是用通俗易懂，或者更确切点说，以一种饶富趣味的方式向大众传达基督教教义。正如尼古劳斯·亨克尔所说的，即使是中世纪的读者也不太在意对动物的描述是否符合现实，更不认为它们是属于自然史范畴的知识。24关于讨论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动物的著作的区别，可参考Michel de Boüard,“Encyclopédies médiévales: Sur la‘connaissance de la nature et du monde'au moyen âge”,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series,3,16 (1930),pp.258-304.See also Gabriel Bianciotto,Bestiaires du Moyen Age,Stock,1980,especially pp.12-14; Mia I.Gerhardt,“Zoologie médiévale: préoccupations et procédés”,in Albert Zimmermann ed.,Methoden in Wissenschaft und Kunst des Mittelaters(Miscellenea Mediaevalia 7),W.de Gruyter,1970,pp.231-248; Gudrun Schleusener-Eichholz,“Naturwissenschaft und Allegorese:Der ‘Tractatus de occulo morali' des Petrus von Limoges”,Frühmittelalterliche Studien,12(1978),pp.258-309，他留意到葛维汉[D.C.Gretham]文中提及了更多百科全书中对动物古代习性和寓言的内容，“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Bartholomaeus Anglicus (Fl.1230)”,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41(1980),pp.577-663。动物寓言集本质上是道德伦理说教的插图书，这种特质可见于里夏尔所写的那本特别的动物寓言集，他将社会讽刺引入《爱的动物寓言集》之中。假若以各版本的摹本推断中世纪自然史的话，必须要将动物寓言集置于寓意的上下文中解释，这才是动物寓言集最根本的特质。

麦卡洛特收录在知名学术丛书（译者注：即“民俗文学与文献研究”）中的《中世纪拉丁语和法语动物寓言集》，对复杂的动物寓言集版本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究。这为进一步的动物寓言集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动物寓言集复制本和译本的出现，对相关材料开始有了多样的研究（详见参考文献），还出现了研究动物寓言集中故事、寓言以及讽刺性寓言诗的学刊，也出现了探讨动物寓言集的专题研讨会，这些都使动物寓言集的研究热度持续增加。这些学术活动转而激发了对动物寓言集的传统，以及在艺术史和文学传播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

动物寓言集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颇具挑战的问题。目前多集中于对单个动物的描述语言以及插图的图像研究，对各种版本动物寓言集的翻译和注释，中世纪布道与动物寓言集关系的研究、动物寓言集赞助者研究，以及针对某本动物寓言集各版本中图像与文字关系的研究。由是观之，还有许多工作亟待解决。很多动物寓言集已编辑出版，但其中一些仍需要现代读者可以理解的评注版本。25对动物寓言集的版本研究见McCulloch,Mediaeval Bestiaries,passim,and Henkel,Studien,pp.207-208。本书的参考文献中还收录了较多最新版本。现代重新编辑的“第二族类”动物寓言集，古代英语动物寓言集以及皮埃尔·德·博韦[Pierre de Beauvais]的长篇动物寓言集正在准备出版中。还应有一本可以比较各种版本动物寓言集插图的图录，以及动物寓言集里的图像出现在其他艺术中的图录。除此之外，尽管动物传说并非正统知识，但对于了解动物寓言集和其用意的的科学史家而言，它仍可提供有趣、有用的资料。动物寓言集和更强调实证的中世纪百科全书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更审慎地加以界定。动物寓言集对其他文学类型影响的具体情况也需要进一步探究。常令人困惑的受众及赞助人问题亦有许多工作亟待展开。尽管麦卡洛特和亨克尔都提供了关于动物寓言集各版本地域分布的概要，但就该问题更多具体研究将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资料。

除研究这些具体问题外，还需用更为开放的方式研究动物寓言集，包括神学的解释和文学批评分析。目前学界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图像志、文字内容、版本来源及影响等方面。现在看来，是应该注意理论框架和评论方式的问题了，这或许会对那些较为狭隘又或保守的传统研究提供新的洞见。

本文集内容

本书中的每篇文章都选自三种研究意义：（1）它呈现了在动物寓言集和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资料；（2）将现在中世纪学术研究中的问题置于文学、艺术、历史和手抄本的上下文中进行研究；（3）为日后的动物寓言集研究提供一种方法范例。这些研究分为四类：动物寓言集用途研究（罗兰）[Rowland]、动物寓言集手抄本研究（克拉克，穆拉托娃）[Clark,Muratova]，针对动物寓言集中单个动物的图像学研究（比尔，梅尔米耶，普费弗）[Beer,Mermier,Pfeffer]，以及动物寓言集对中世纪其他文学类型的影响（柯利，弗里德曼，麦克蒙，兰达尔）[Curley,Friedman,Joslin,McMunn,Randall]。

第一类文章中，贝丽尔·罗兰[Beryl Rowland]研究了古典晚期和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与记忆术的关系。她认为，动物寓言集图像和文字间关系的一种功能是帮助记忆书中的教义。

威伦·克拉克和齐妮亚·穆拉托娃通过对比重要的手抄本，阐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即风格和抄本的编排结构。两项研究都成功的将动物寓言集作为证据，为动物寓言集从罗马风格到哥特风格的变化，手抄本的传抄以及与原本的联系提供了更多维度的解释。

第三类文章聚焦在动物寓言集中某个具体的动物或鸟，以探究主题或图像志传统的发展。居伊·梅尔米耶[Guy Mermier]借助凤凰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版本中细微的描述变化，提供了一个动物寓言集象征世界的模型并阐述了动物的象征意义如何产生作用。这项研究包罗了横亘中世纪始末的文学案例，但相对来说，它的研究重心更聚焦于中世纪早期。温迪·普费弗[Wendy Pfeffer]就意象和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其他神鸟（以夜莺为例）进行了更全面的考察。她表明夜莺作为一种世俗的象征最为人们所熟悉，尤其是在中世纪盛期的宫廷文学作品中。珍妮特·比尔[Jeanette Beer]以公鸡为例，研究了动物寓言集中宗教的象征意义如何转变成里夏尔·德·富尼瓦尔《爱的动物寓言集》《女士应答》[Réponse de la Dame]书中世俗的象征意义。

第四类文章中的作者们关注动物寓言集对其他文学类型的影响。莉莲·兰达尔[Lilian Randall]解释了动物寓言集中的动物在13世纪“诗篇集”[Psalter]中的复杂意义并阐述了其世俗语境。梅拉斯·麦克蒙[Meradith McMunn]和米歇尔·柯利[Michael Curley]关注动物寓言集对中世纪世俗艺术的影响。麦克蒙证实了浪漫传奇中借用动物寓言集素材的两种类型：一是引用，二是暗喻[allusion]。柯利在中世纪长盛不衰的传奇——《亚瑟王》的发展中，对动物象征的应用做了进一步研究，其中分析了动物寓言集中的某些象征意义。玛丽·若斯兰[Mary Joslin]探讨了在《凯撒及古代史》[Histoire ancienne jusqu'à Géar]中对动物的描写。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探讨了奥尔维耶托的马库斯[Marcus of Orvieto]《道德之自由》[Liber de moralitatibus]中动物范例的用法，并在文末附上了该版原本。

这些文章代表了动物寓言集研究的最新成果，但绝非是1980年代末以来该领域研究的所有面向。该领域各类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也映证了动物寓言集自身的多样性，它兼具多种功用、存在诸多版本和传统，还有能吸引读者的持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