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为何给胡兰成写序

秦燕春

2018年7月，唐君毅将近七十年前为胡兰成《中国文明的前身与现身》（即日后成书的《山河岁月》上卷原稿）撰写的序言在拍卖市场流出。公认的“深明大义的正人君子”唐君毅何以没有“计较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与他维系了近乎几十年的断续联系，这貌似令人难以理解的漫长交集中，其实透露出唐君毅对于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及其展开方式的洞察与悲悯，其本质是东、西会通中的当代学术如何书写与建构问题。

有关胡兰成的讨论经常并不容易落笔。胡的传世文字通常通篇都在涂脂抹粉，字句皆无法当真，其貌似典雅的“文章学问”如何“显得异常造作，甚至是毫不保留的世故”、“雅得非常之可疑，怪媚”乃至充满不祥的“刀兵气”，黄锦树在《世俗的救赎：论张派作家胡兰成的超越之路》一文中已经给出过精准定位。因此，秉性仁厚、常不肯掩人一微之善的唐君毅为胡兰成所作序言中那些正面肯定需要因时地再做仔细分析。

一

在唐君毅看来，“一般的历史书”只是叙述历史、整理考证历史、抽绎各历史阶段之价值意义，或批判历史。而《中国文明的前身与现身》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写法，这让唐君毅联想到，历史书写应该如何于中突显中国文明、中国人之人生、中国人之心灵境界、中国文明对人类历史前途可能有的贡献。历史不仅仅是冰凉的数据或坚硬的“事实”，历史应该承载丰盈的“生命与情味”（而非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历史理性”），且是“不同于生物之生命”而非如斯宾格勒所持论（历史生命应该具备一种千古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