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旧影录

刘超

在披览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史时，不难注意到有这样一类名字，他们在文献中不时闪现，然而，却往往如羚羊挂角、一闪而过，随后难觅踪迹。有心者纵或对此有兴味，经多方考索，所窥见的亦不过一鳞半爪，不成系统。即便是在现今信息挖掘技术如此发达的情况下，这一局面仍然如故。这类人物往往是从事“中西交通之学”或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角色，在晚近中国并不鲜见，例如老温特（Robert Winter）、白英（Robert Payne）、噶邦福（J.J.Gapanovich）、史禄国（С.М.Широкогоров）等，当然还有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亦有学者译作休士、修斯或修中诚，本文统一为休斯。1932年首次来华、此后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费正清在回忆中写道：

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美领馆和老剧场这两座建筑，都是1911—1926年间独霸云南的大军阀唐继尧所造。那时，法国人修筑的滇越铁路是昆明（云南府）与外部世界间的首要交通干道。剧场露台上的临时房屋结构简陋，但不收房租。当我们坐着谈话时，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设法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两百元。他们邀请我再来昆明时跟他们住在一起。后来，牛津大学教授修中诚也应邀住到这里。

我对于教授们的贫困处境感到震惊不安。

无独有偶，英人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也在文献中提及了休斯。劍桥大学学者李约瑟于1943年初次来华，先后到访过昆明、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许多学术文教机构进行了交流，结识了一批著名的中国官员和科学家，由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经历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并使他铭记终生、感激不尽。在该书第一卷出版之时，李约瑟在该书序言中向在昆明时给予他帮助的诸多中国学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提及了他的英国同行休斯。他说：“1943年初我刚到昆明时，在这方面给我帮助的人士中间有史学家雷海宗和闻一多……牛津大学汉学家修中诚（E.R.Hughes）博士当时和闻一多教授一起工作，对修中诚博士给我长时间富有启发性谈话的机会，我愿意在此表示感谢。在科学家当中，钱临照博士对《墨经》（公元前四世纪）中的物理学原理所做的阐释使我惊叹不已。华罗庚教授曾帮助我了解中国的数学，而经利彬则帮助我了解药物学方面的资料。”

另有文献则提示，抗战时期休斯与陈寅恪等人也有着密切交往。1942年5月，在相关各方的大力协助下，在香港任教的陈寅恪终于从日踞“孤岛”脱身，取道广州湾（即湛江）入内地，抵桂林，旋即接到多所高校诚挚力邀。陈就近受聘为广西大学教授;旋于8月被遴选为部聘教授。陈氏一家于1943年寒假搬入校园内的教职员宿舍“半山小筑”。此间休斯来访陈寅恪，两人密切商谈达一月之久。陈氏之女陈流求等人有清晰的回忆：“英国客人修中诚先生，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和哲学高级讲师，应邀来家作客，并进午餐。为此母亲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客人进门落座，我们递上一杯白开水，他举起玻璃杯对光仔细端详后才喝下，后来对饭菜也就放心食用。全家都注意到他‘端详杯子的动作，知道洋人认为中国卫生欠佳。长大以后方知，他是专程来了解父亲赴牛津大学后的工作设想。他们曾多次讨论如何提高西方汉学研究的课题，对方了解父亲的一些设想后，双方谈得很投机。”

此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助教的青年教师李赋宁，也对休斯颇有印象：“牛津大学汉学高级讲师（reader）休斯先生来联大进修时，要求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梅贻琦校长安排休斯住在北门街71号正厅西侧楼上客房内，并请邵循正先生做休斯的导师。休斯苦读先秦诸子百家，夜以继日和古汉语拼搏。邵先生耐心地用英文回答休斯的提问，和他讨论各家的学说和各派的不同论点。半年之后，休斯先生满意地回往牛津。邵先生为中、英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当时休斯已五十开外，满头苍发，而邵先生仅有三十多岁，一头青丝。华发人认黑发人为老师，倒也有趣。”然而，从1942年春开始，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让许多外籍教授难以忍受。人们注意到：西方人“在渐次撤出昆明”，休斯“因成天吃米饭、红辣椒和茶，胃病发作”，“本想待一年，但只住了几个月”，就不得不赴印度就医。

抗战胜利后，一批知名教授赴美讲学。其中冯友兰也受美方邀请，赴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1946—947），随后将讲稿整理成书，于1948年由麦克莱公司出版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冯友兰1947年6月在该书“自序”中称：“本书小史耳，研究中国哲学，以为导引可也。……又有近作《新原道》，已承牛津大学休士先生（R.R.Hughes）英译，可供参阅。”在谈及《新原道》时，该书特地介绍：“《新原道》，一名《中国哲学之精神》，修士译，书名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由London：Routlege Kegan Paul于1947年出版。”不仅如此，几十年后，冯氏还在其他作品中再度提及休斯。于此可见，休斯与冯友兰（及其他中国学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并曾较深入地介入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对外传播进程。

多年之后，夏志清亦曾谈及此人。他1971年撰文追悼好友陈世骧时，介绍了陈氏作品：

若论文章好坏，他写的书评反而较他的长篇论文更多精彩可咏之处。那篇《中国二诗人》（Two Chinese Poets）的书评（载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62），读后真叫人拍案叫绝。该书作者休斯（E.R.Hughes）生前在牛津大学教书，天资不高。抗战期间在我国内地研究先秦诸子，还稍有成绩;后来对骈文、对汉赋大有兴趣，可惜文字了解力太差，实在谈不上研究。书题上的‘二诗人指班固、张衡，原来休斯想译《两都赋》、《两京赋》，借这四篇赋来研究汉代的生活和思想。书未写完，人已死了，书中错误百出，世骧大开其玩笑，亦庄亦谐，借以警告没有资格搞汉文的洋人。此文下半节以对话体写出，最后书评人告诉作者：

But allow me，to say that your work never fails to summon in the thoughtful mind its love for truth，its care for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details and a feeling that the advancement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always needs persistent，meticulous endeavor. Your efforts in their own way will for ever remain a salutary infulence.

这两句妙不可言，措辞非常客气而毒辣，颇有些约翰生博士的味道。可惜我没有本领把它译出来，只好让懂英文的读者细细去体会。

此外，1935年秋与钱锺书同赴牛津的杨绛，在其晚年回忆录《我们仨》中亦谈及休斯其人。在上述种种文献中，休斯其人一再出现，且与许多名流多有交集;这暗示着此人在当时的确是一位活跃而颇为重要的人物，值得我们去继续挖掘。

据查，《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亦有载：“修中诚（1883—1956），英国伦敦会教士，1911年来华，在福建汀州传教十八年，1929—1932年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该书可能是中文学术界最早介绍休斯简况的权威文献之一。此后多数的相关介绍，当由此演变而来。《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的译者也对“修中诚”进行了介绍：“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911年来华，在福建汀州传教十八年。1929—1932年，在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1933年回英，任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教授。1948—1952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著有《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1942年）。他曾将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译成英文。”

此说其实是对《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之说的扩充;其对休斯在牛津的职位之介绍或可商榷，但对其行踪的概述是可靠的。陈流求等则介绍休斯时任“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而“高级讲师”之说，当是源自国人对英国老牌大学中“reader”一职的普遍误读，该职位更准确的释义，当是“准教授”。

无论如何，经此考稽，休斯早年与中国的关系已略趋明晰。综合各方资料，可知休斯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11年来华，1933年携眷回英。是年，牛津大学决定设立一个侧重于宗教和哲学的中国语言文学讲席;曾在华传教多年的休斯获任此职，并于次年1月起在牛津大学任林肯学院中国宗教和哲学准教授（Veader）。其于抗战时期二度来华;二战后，休斯回到牛津，后又任教于美国，1956年10月逝世于英国。休斯长期致力于向西方全面系统地介绍儒家思想和文化经典，著有《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侵略》（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1937）、《东方和西方的个体》（The Individual in East and West，1937）、《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1942）、《伟大的学习和行动的意义》（The Great Learning and Mean-in-Action，1942）等。

休斯之履历若此，而在其人生长卷中，有更多的故事，可次第呈现。

休斯于1934年任职于牛津汉学科。而该校第三任汉学教授苏维廉（William Soothill）1935年5月即不幸逝世，自此，该校在此领域教授空缺，汉学科的运行和改革工作暂时落到了准教授休斯身上。休斯成为该领域的主事者和牛津大学汉学研究的头面人物，自然也是英国汉学界及对华交流的名流之一。许多留英的中国学人往往都会与休斯接洽，而休斯亦多所關照，与中国学人的关系日渐密切，拓展了其人脉。

休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中国学术圈交游颇广，与以北大、清华及日后的联大学人为核心的许多中国知名学者联系颇为密切，特别是与那些有留学欧美背景的学者多所过从。

休斯于三十年代开始担任庚款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董事长为朱家骅）。正是通过休斯的努力协调，该委员会与位于伦敦的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建立了合作关系。此中，休斯可谓牵线人，功不可没。从此，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通过中英庚款考试赴英（包括休斯所在的牛津大学）留学，日后成名成家。1935年4月，第三届中英庚款留学生考试举行，清华毕业的才子钱钟书以极优成绩拔得头筹，并和同时获得庚款奖学金的朱延丰成为清华最早被牛津录取的两名毕业生。1935年秋，钱锺书、杨绛携手赴英;11月，钱钟书在牛津英文系正式注册。约在1937年5月前后，钱钟书完成了申请学位所需要的相关论文，在导师认可下，他将两份论文送到英文系，由系里发往待指定的两名审稿人审阅。其中之一便是林肯学院的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休斯。钱氏的论文于1937年6月送到审阅者手上，并顺利通过。同年10月，该校向钱钟书颁发了毕业证书。

1935年秋，史学家向达与王重民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奉命由北平出发赴英、法等国，搜集、整理流落海外的敦煌资料。是年12月，向达开始任牛津大学图书馆临时馆员，一边在伦敦抄敦煌卷子，一边在牛津图书馆编中文书目，“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便寄居休斯家中，休斯之好客可见一斑。同期在牛津的还有李祁、俞大絪和俞大缜姊妹、杨人楩，其中向达与钱钟书来往最密切，交谊甚笃。他们几乎都与休斯有交往。无疑，此时休斯的家几乎已成为留英中国学人的大本营。

值得一提的是，休斯于中国抗战时期二度来华，他与中国学者的密切互动也最集中地发生在这一时期。此间，他与中国学人进一步建立了密切联系，与陈寅恪、冯友兰及陈氏弟子邵循正之关系尤其密切。1939年，陈寅恪被聘为牛津大学汉学科教授，但因种种原因，他迟迟未能履任，令牛津方面颇为关切。而受托来华与陈寅恪接洽的，正是休斯。1942年冬，休斯抵华，先后到访广西大学（桂林）、成都燕京大学，与陈寅恪几番深度研讨，商洽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43年初，休斯在桂林告别陈寅恪之后，便赴昆明西南联大，与众多旧雨新知密切交流。在联大，休斯重新见到了旧友冯友兰，其时冯氏正在写《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休斯便将其书英译，1947年以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之精神》）为名在伦敦出版。此书在英重印多次，销路甚广，并在美国重版。二十世纪前半叶，冯友兰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具声望的哲坛名家之一，之所以能在海外享一席之地，显然与其作品在英语学术圈的译介和广泛传播有关。这其中，无疑与休斯及卜德（Derk Bodde）的贡献密不可分。当然，休斯对中国文化传播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晚年休斯一度移席美国，所讲授的仍是中国文化。终其一生，他都是中国文化的敬仰者、研究者和传播者。在近代英国，对中华文化如此关注和热爱的学者，无疑是不多见的。时光流逝，英华落尽。而今，其人早已物故，当年其身边的那几代人也已付前尘。那个时代已然远去。而他的行谊、译著，仍和他那寂寥的身影一样，依旧在历史烟尘的深处散发出不息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