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及意愿的文献综述

焦茹茹 马长发

【摘   要】 本文立足中西方学者关于市民化的研究结论，从成本测算及意愿影响因素方面入手，梳理了成本支出、影响意愿因素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改革中可能面临的体制障碍与挑战，最后从政府、个人与企业的成本分担机制方面对市民化改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測算;市民化意愿;成本分担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6-1073（2020）02-0014-17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cost and willingness of the Citizenship of Peasant Workers

JIAO Ruru， MA Changfa*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Xinjiang   830001）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on citizenization， this paper combs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st expenditur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aspects of cost calculation and willingnes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that migrant workers may face in the reform of citizenization， and finally looks forward to the prospect of the re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st sharing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 individuals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cost calculation; citizenization will; cost sharing mechanism

1  前言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不仅经济转型升级处于重要时期，而且城镇化进程也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十八大”以后，我国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人口的城镇化是涉及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体制变迁及心理、社会意识等多层次转换的动态、持久的整合过程。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央确定的近中期我国城镇化工作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力军，鼓励农民工进城落户及振兴乡村改革战略刻不容缓。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18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究其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不彻底，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体制改革背后的成本约束。农民工在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权利缺失”，加大了农民工进城的阻碍。国内外学者一直在对人口迁移及市民化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得出的结论颇有价值。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对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统一方法及结论，在成本分担机制的研究上待进一步完善。

2  国内外学者对市民化的理论研究

由于国外没有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以及不同的资源配置），他们的市民化是一步到位的，针对农民工市民化并没有相关的研究。但是在19世纪就有学者提出城镇化概念，并且针对移民国民化、人口迁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及行为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对于我们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很有指导意义。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的去向问题，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是实现市民化是理论界公认的农民工问题的最根本的出路，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2.1  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

英国学者E. G. Ravenstein（1880）提出了7条总结人口流动的规律[1]，他是最早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学者，被后人视为“推拉理论”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D.J.Bagne在E.G.Ravenstein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推拉理论”，他认为，改善生活条件是人口流动的最终目的，其中拉力就是指那些流入地的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而推力就是指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这一理论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人口学中最重要的宏观理论。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5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因为土地资源有限，导致劳动力严重过剩，并且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低，劳动力收入微薄;相对的在工业部门，技术、资本以及资金的投入使得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在不断提高，同时劳动报酬也在逐步提高。收入水平的差距加速工业化发展，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使得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最终实现城市化[2]。之后，塔克（Stark）（1991）提出了“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和传统的迁移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提出迁移是有内在联系的群体进行的集体决策。

2.2  农民工市民化内涵

依据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刘传江（2008）认为应该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方面来概括农民工市民化，即职业从非正规就业转变为正规就业，社会身份从农民变为城镇市民，农民工自身素质得到提高，以及思想观念和生活行为方式的城市化[3]。魏后凯（2013）认为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从农村户口到城镇户口的户籍转变，还包括社会身份的转变、公共服务全覆盖、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生活条件改善、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综合文化素质提高[4]。依据过程和结果来看，徐建玲（2008）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农民工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转变为市民的结果，第二层是指的是包括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的过程，于此同时她还指出农民工市民化关注的是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或者是具有市民化意愿但没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5]。而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出发，张传泉（2014）认为农民工市民化从狭义上是指农民工获得与市民相同的社会身份和权利，从广义上是指农民工在职业、地域、户籍、素质等各个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变[6]。

2.3  中国城镇化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

首先，西方学者在对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时，对具体制度的变迁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Kym Anderson和 Yujiro Hayami（1986）认为，中國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或者说是城乡关系是强制性的，是城市偏向的政策[7]。T. W. Schultz（1986）认为，通常是通过实行人们常说的“剪刀差”政策，即利用政府部门改变生产要素价格以及商品价格，获得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来实现的[8];Chan（1994）则认为，是通过户籍等制度防止农民进入城市来实现的[9]。作为一种城市偏向的政策表现，Arton（2002）和 Wei（2000）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就与国家所采取的这种城市倾向性的政策有着直接联系[10]。

其次，对于导致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制度因素，R.J . Krikby（1985）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提出优先发展的策略直接致使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滞后[11]。 Cannon（1990）认为，新中国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做出的工业化战略选择，导致了工业发展难以形成集聚效应，而这（指集聚效应）恰恰是我国城镇化发展中最主要的拉动力。正是由于工业这一方面的拉动力的不足，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12]。而Lin（2002）则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缓慢是由于中国长久以来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导致的。中国城乡划分的界限就是以户籍为基本条件的，从1958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户籍就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力就业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维持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负面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13]。

同时，姜作培（2003）认为认识障碍、制度障碍、政府障碍、素质障碍和信息障碍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五个主要障碍，该积极的排除这五方面的障碍，进城农民能够享受市民同等待遇[14]。黄锟（2011）认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障碍是我国独特的城乡分割二元制度包括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以及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想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就要在这些制度方面有所创新[15]。同时，何一鸣，罗必良（2014）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际上是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和作为制度需求者的农业转移人口签订一份“入户城市”契约的交易费用最小化过程[16]。辛宝海（2013）认为当前城镇化制度变迁成本和利润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理性人的适用范围不够完全和城乡制度变迁成本支付问题简单粗糙[17]。徐美银，钱忠好（2009）认为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农民认知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18]。张五常（2015）认为任何制度选择都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成本收益衡量的结果，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交易成本随之改变，制度则可能变迁[19]。任辉，傅晨（2015）通过对市民化背景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供给不足，处于非均衡，现行制度下集聚着大量的潜在利润[20]。

3  国内外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

3.1  人口迁移成本

国外不同于中国国情，他们的移民国民化成本及人口迁移成本的研究，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Schults（1961）认为劳动力在向城镇迁移的过程中会发生交通、住房、生活、心理等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包括货币化成本，还包括非货币化成本[21];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43）的“投资-收益理论”以理性人为假设，迁移的收益是指因为迁移而增加的收入，迁移的成本是因为迁移而支出的各种费用总和，是否迁移取决于收益和成本的博弈[22];Camarota（2004）在对移民的成本进行测算时发现，为加速无证移民国民化，美国政府除了为其负担社会动荡的风险，还要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预计为288亿美元[23]。

3.2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内涵

国内学者针对市民化成本（包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都曾进行过成本的划分和测算，研究情况如下，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内涵的研究：傅东平，李强，纪明（2014）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包括公共成本以及私人成本[24];私人成本是指农民工在转变成市民的过程中必须由自身承担的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和私人生活的最低资金投入量[25-26];曹宗平（2009）认为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包括迁移城市进行就业所付出的直接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而且还要包括农民工迁移所带来的交通运输压力成本和迁入城市之后的社会管理成本等[27];周小刚（2010）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详细列举，内容如下：农民工大量迁入城市，城市需要增加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成本支出;养老、医疗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乡城转换对接成本;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增加的成本;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由原有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所付出的成本;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放弃农业劳动所面临的机会成本，上述成本划分为政府成本和私人成本[28]。申兵（2012）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不仅包括自身生活消费支出、就业成本和政府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支出，而且包括农民工家庭迁移带来的子女教育费用等家庭支出[29]。

3.3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研究：国内学者根据各自研究角度、研究目标和指标选取原则不同，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进行了多样化研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为2.5万元，假设农民工数量为2亿的情况下，农民工市民化及子女融入城市教育、生活的社会总成本为5万亿元[30]。张国胜（2009）选取生活支出、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和基础设施五个层面的代表性指标，不同地区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测算[31]。《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中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测算研究，报告显示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成本约为10万元[32]。

4  国内外学者针对市民化意愿的理论研究

4.1  人口迁移意愿研究

James Coleman（1990）是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们所进行的具有社会性质的活动，一切都是基于以获取做大利益为目的理性的选择结果[33]。托达罗（1999）指出人口的市民化迁移现象主要受到经济因素与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是最主要方面，而且影响转移人口意愿的其他因素也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34]。A.Giddens（1976）的结构化理论认为，影响农业转移人口意愿选择不但受政策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个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影响，人们的意愿选择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35-36]。Cameron（1998）认为高昂的住房费用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重要因素，由于增加了迁移人口的生活费用导致迁移人口对市民化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影响迁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37]。

4.2  人口城镇迁移的行为经济学研究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把心理学和经济学跨界结合，是研讨人的心理因素如何影响自身经济行为的前沿学科。行为经济学在国内兴起时间晚，应用较少，国内学者董志勇、黄必红（2003）首先将行为经济学理论引入国内并做到本土化贡献。

在土地流转以及人口迁移意愿中，用到最多的就是禀赋效应。游和远、吴次芳（2010）认为可以经过局部禀赋要素的改变从而形成依赖互补作用来解决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困境，从而能够使农地流转实现流转出土地的农民的转移[38]。卿志琼（2011）提出在征地拆迁补偿过程中，个体因为禀赋效应会对其所占之物赋予高于市场价值的主观价值，在特别指定的制度安排下，这种对所征收财产价值的认知差距就会转化为强烈的利益冲突[39]。值得一提的是罗必良（2017）提出可以依靠“中间性选择”（包括中间性物品和中间性交易）能够降低禀赋效应[40]。

从公平偏好理論应用看，折晓叶（2008）提出了在面临城市化暴力和非农化压力时强互惠偏好的表现[41];张艳芳，张祎（2014）建立了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补偿博弈模型，把城镇化制度改革，政府、企业与农民等博弈主体的这种心理偏好融入其博弈均衡中，并梳理公平偏好在土地利用的作用机理，提出更深层次政策建议[42]。

5  我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结论性思考

国外学者关于人口迁移、移民国民化、制度变迁理论等理论体系，对我们研究市民化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而对于国内学者，他们总体上是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为了两大项，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并分别采取了不同方法进行测算，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都可以看出市民化成本较高严重影响了农民工进城的意愿，这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我国推崇的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相比较，“新”在以人为核心，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它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更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同时要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真正的“以人文本”，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我们可以构建政府、企业、农民工自身及社会公益性组织四个维度为共同参与的成本分担框架，从而减轻农民进城压力。中央政府承担公共成本中的子女义务教育及社会保障成本;地方政府承担公共成本中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及私人成本中的住房成本;企业承担公共成本中的社会保障成本，私人成本中的生活成本;农民工承担市民化私人成本，包括生活成本、住房成本及机会成本;社会公益组织，则作为市民化成本整体分担的补充。但是针对各主体应具体分担比例与落实保障路径的研究仍需进一步细化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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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赫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