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1736—1795年)造办处《活计档》所载猩猩毡探析

吴思雨 王乐

摘要： 猩猩毡不仅常在清代小说中作为服饰词汇出现，还多见于清宫档案。这些档案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以乾隆时期造办处《活计档》为研究基础，结合清宫实物和绘画，将猩猩毡所记名称、来源途径、清宫用途进行分类、比对、归纳，旨在通过辨析猩猩毡，探究外来毛织物对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猩猩毡为一种多彩毛呢，在宫廷得到广泛的应用。猩猩毡大批进入清宫，不仅融入清代乾隆皇帝起居和出行，而且见证乾隆皇帝逐渐奢靡的消费观念和西方毛织物贸易逐渐衰落的过程。

关键词： 乾隆时期;造办处;《活计档》;猩猩毡;用途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92.2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04009407

引用页码： 041204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0.04.016（篇序）

Analysis on Xing-xing felt recorded in the WorkshopsArchives of the Zaobanchuduring Emperor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WU Siyua， WANG Lea，b

（a.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b. Key Laboratory of Clothing Design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Xing-xing felt is referred to as a costume word in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It is also commonly seen in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archives provide much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studied.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classify， compare and summarize the recorded name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of Xing-xing felt based on the WorkshopsArchives of the Zaobanchu in combination with real objects and paintings of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Emperor Qianlong period. Through analyzing Xing-xing felt，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influences of foreign wool fabricson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and trade contact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Xing-xing felt is a type of colorful wool fabric and was widely used in the imperial court. The imported Xing-xing felt not only fitted into Emperor Qianlongs daily life， but also witnessed Emperor Qianlongs consumption concept that gradually became extravagan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trade of western wool fabrics.

Key words：

emperor Qianlong period; Zaobanchu; WorkshopsArchives; Xing-xing felt; usage

收稿日期： 20191008;

修回日期： 20200316

基金項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232019G-08）

作者简介： 吴思雨（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染织艺术史料。通信作者：王乐，副教授，lewang@dhu.edu.cn。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将西方纺织品等作为礼物赠与皇帝，这些新奇的外来物品引起了清代皇帝的兴趣。乾隆统治时期，清朝正值政局稳定、百姓安乐之时，乾隆皇帝愈发不掩饰对外来物品的喜爱。即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只允许粤海关进行对外贸易往来，他依然多次命人购置来自西方的毛织物，其中就包括猩猩毡。学界对猩猩毡尚未有定论，有关清宫蒙古包和宫内陈设铺垫的研究仅罗列出载有猩猩毡的记录。譬如，万秀锋[1]在《乾隆朝清宫所用蒙古包制作考》一文中摘出了猩猩毡用于蒙古包的记录，付超[2]在《清宫生活中的铺垫哆罗呢与印花毡》中提及了猩猩毡的采买。针对猩猩毡实物的研究较少，其中《乾隆太上皇宫陈设考》[3]结合档案与对应实物，简要地说明了猩猩毡是流行的铺设装饰。因此，本文结合档案文献、现存实物和清宫绘画的多重证据，分析猩猩毡的特征和用途。本文选取乾隆时期这一时间范围，是因为这一时期保存的档案相对完整，留存的绘画和实物相对完好，为考证猩猩毡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支持。

1 档案所载猩猩毡

就现存清宫档案来看，关于猩猩毡的记录最早出现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五十七》记载：“赠必立克图貂皮一张、猩猩毡一件。”[4]直至雍正年间（1723—1735年），清宫对猩猩毡的记载才逐渐增多。乾隆时期，造办处档案存有较为详实的记录，其载有猩猩毡的记录达800余条，主要收录在关于造办处各作承办各项活计方面的《活计档》，共计314条。《活计档》中猩猩毡记载始于乾隆二年（1737年），止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十七年（1782年）、五十六年（1791年）和五十九年（1794年）未有记录。

1.1 名称分类

《活计档》中的记录一部分直接记为“猩猩毡”或“花猩猩毡”，另一部分对猩猩毡有明确的颜色描述。这部分描述按地色分，可大致分为纯色猩猩毡和花猩猩毡。花猩猩毡再以花色分类，可分为单色花猩猩毡和多色花猩猩毡。在档案中，纯色猩猩毡以“颜色+猩猩毡”的格式出现，如红猩猩毡等;花猩猩毡以“地色+花色+猩猩毡”“花色+猩猩毡”或“地色+花猩猩毡”的格式出现，如黄地红蓝花猩猩毡、黄花猩猩毡、绿地花猩猩毡等。更为详细的记录只有零星几条，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二月初四日的灯裁作记录载有：“为养心殿西暖阁铺设花毡，挑得内库白地深色黄花猩猩毡四卷、白地浅色黄花猩猩毡四卷持进呈览。”[5]734此记录区分了白地黄花猩猩毡图案的深浅，以供皇帝挑选。

记载的猩猩毡不仅种类多样，而且配色丰富。根据档案记录前后文中确切的颜色描述，猩猩毡名称共有34种，分别为10种纯色猩猩毡、20种单色花猩猩毡和4种多色花猩猩毡。纯色猩猩毡有红色、黄色、蓝色、香色、绿色、石青、青色、灰色、米色和葡萄色。单色花猩猩毡名称数目最多，其地色有8种（白色、黄色、香色、米色、绿色、蓝色、红色和灰色），其花色有6种（红色、黄色、黑色、青色、蓝色和紫色），红花是常用搭配。多色花猩猩毡同样多见红色花样。档案中常见的猩猩毡为红猩猩毡、黄猩猩毡、黄地红花猩猩毡和红地黑花猩猩毡。

1.2 来源探讨

在承办活计呈进或讨用猩猩毡时，清朝政府造办处各作留下关于猩猩毡来源的记录。通过整理这些档案记录，可将其来源归为三类：

1）清宫指派官员采买猩猩毡。造办处档案记有粤海关官员遵旨至洋船采买猩猩毡的经过。采买猩猩毡的要求大致有两种，分别为按样寻找一样或相似的毡料和不拘花样采办毡料。其中，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二月初四日，行文记载粤海关监督图明阿照发去猩猩毡样采办。于第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商人等回禀称，此项花毡系贺囒（荷兰）地方所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十八日，粤海关送到猩猩毡[5]420-421。这条记录明确指出猩猩毡产自荷兰。《军机录副》记载乾隆皇帝曾指名要荷兰莱顿制造的毡。其毡花地细密清楚、质量较高[2]。莱顿是当时荷兰的纺织业中心，以制作及出口高档毛织物而闻名。1742年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广州的羊毛面料中50%～100%来自于莱顿[6]。莱顿工厂将养殖羊毛和纺织工厂几乎交给外国，重点放在进口的半成品布料的染色加工上[7]。据这两处记载和当时莱顿的生产状况，猩猩毡可能产自荷兰莱顿。

2）采办的猩猩毡随贡呈进。譬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二十六日，李永標需将花猩猩毡不拘花样、颜色采办十块，并随灯贡进[8]。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二月初四日，粤海关监督图明阿照发去猩猩毡花纹、颜色、身分一样各采办些，随贡呈进[5]420。粤海关官员依旨采办的猩猩毡作为贡品呈进清宫。此举使得乾隆皇帝省去了购买猩猩毡的费用，从而节约个人开支。一方面，猩猩毡在当时是上等物品，价格不菲。乾隆九年（1744年），宫中正黄旗氆氇匠六十四等偷窃西长房收贮的猩猩毡山花二块、墙子一块，卖得十二千文[9]。这条记录从侧面反映出猩猩毡价格昂贵。另一方面，皇帝的私人财富并不能满足日益剧增的奢侈消費。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来自于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和商铺、当铺等处的收入[10]，皇帝可用的花费并不充裕。猩猩毡以贡品的名义进入清宫，费用则由进贡的官员承担。

3）仿制无库存且急需的猩猩毡。负责官员希望通过印染白毡来仿制猩猩毡。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二十日，皮作为做六丈蒙古包一座，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吴花子传旨：需用的花猩猩毡如足用即用，如不足用，将白毡染红花毡用。十一月初二日，大蒙古包顶子既染花毡不得，仍用花猩猩毡做其顶子上下边[11]53-54。虽然负责的官员下旨若花猩猩毡不足用时，可将白毡染红花，但是两个月后，白毡印染未成。可见，花猩猩毡的仿制颇有难度。此外，若遇到猩猩毡采买未成的情况，负责官员也可命买办人照样赶造猩猩毡。乾隆五年（1740年），皮作制作大蒙古包围墙需用黄地红花猩猩毡和红地黑花猩猩毡。其样毡二块发给郑武赛，洋船到时，若有，照此花样颜色毡按尺寸置办送来;如无此花样颜色毡，将此样毡二块交与买办人，照样按尺丈花样颜色毡赶造二块。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年）正月十一日和乾隆七年（1742年）正月初五日，广东海关副监督郑伍赛的家人呈进黄地红花猩猩毡和红地黑花猩猩毡[11]58-59。此条记录并未明确指出两次送进的猩猩毡是采买而来还是赶造而出。

2 清宫所见猩猩毡

除档案记载有猩猩毡之外，清宫所藏绘画和实物亦能发现猩猩毡的踪迹。个别档案记载的猩猩毡可以与清宫绘画或现存实物相互印证。

2.1 现存实物

故宫博物院存有少量保存完好的实物，其中景祺阁面西紫檀木描金漆多宝格宝座床上铺设的猩猩毡[3]（图1），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初九日的灯裁作《活计档》记录对应，即“养性殿乐寿堂等处宝座上具铺猩猩毡，沿镶石青缎边，钦此。计开：……景祺阁面西宝座……”[12]74-75。此处猩猩毡用黄地红花猩猩毡做心和红地黑花猩猩毡沿边，中心部分黄色地上印有体量较大的卷枝花卉图案，花朵舒展、枝叶卷曲，红地黑花边褪色较为严重。

故宫博物院所藏“白绒里热河蒙古包帘罩”为乾隆三十二年到三十四年（1767—1769年）制作的梅花式蒙古包中寝宫所用帘罩[13]（图2）。对应的皮裁作档案记有：“（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太监胡世杰交红地黑花猩猩毡花边一疋。传旨：着做梅花式蒙古包内花边用。”[14]727根据此条记录，这件帘罩的花边为红地黑花猩猩毡，但记录并未指出主体用料。此件帘罩主体为擀制白毡，上附黄地红花呢，边饰是红地黑花呢[13]。主体部分材质与花边材质相同，且与景祺阁面西宝座床所铺猩猩毡风格相似，所以主体部分极有可能是猩猩毡。其纹样为两竖向走势的11种卷枝花卉，4种大朵花分布在主枝干上、7种小朵花从大朵花的顶端或侧边伸出，花边纹样由中间二方连续的卷枝朵花组合和两边错排相背的小朵花组成。

两件留存实物应是木板直接印花，而滚筒印花直至1783年（约是乾隆四十八年）才被发明。猩猩毡上图案印痕清晰细腻，接版处衔接得当而不易察觉，展现了荷兰印染毛织物的精湛技艺。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18世纪的印花毛织物（图3），用于陈设，产自英国。其表面的黑色花卉图案虽已褪色，但依旧可辨出由数种大小不一的卷枝花卉组成。相较于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的印花毛织物，故宫博物院所藏猩猩毡的印花更为瑰丽细腻，这可能是乾隆皇帝喜爱产自荷兰猩猩毡的原因之一。猩猩毡并非如今所说的毛毡制成，而是毛呢制品。从工艺分析的角度看，猩猩毡表面纤维毡结，难辨其地组织。通过现在的鉴定技术，现存可对应的实物为毛呢。细腻的毛呢易于印染精致的图案，而毡面有浮起的绒毛，不易印染如此精细的花纹。从档案记载的角度看，清宫对“毡”和“呢”的概念没有严格地区分，与现在的概念不同。此外，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红呢绣花炕毯背面附有一黄条，书写着“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月，养心殿内交旧红绣花毡一块”[15]，表明此炕毯今鉴定由毛呢制作，但清宫称之为毡。

2.2 清宫绘画

清宫存有的纪实绘画中出现能与《活计档》记载对应的猩猩毡。郎世宁等宫廷画师所作《哨鹿图》描绘了乾隆皇帝于乾隆六年（1741年）初次木兰随围的场景。队伍前列第三个人是乾隆皇帝，他身后第四个人所用猩猩毡圆（图4）在造办处档案中有相应记载。鞍甲作为做哨鹿鞦辔的活计记录：“于（乾隆六年）六月初九日，司库白世秀将画得米色地红花毡心茧缎边黑头棕色红头棕色鞦辔纸样一张……奉旨：……茧缎边米色花毡心准做二块，小线用金线带做……其样式具做圆……本年六月十三日，司库白世秀将画得……茧缎边金线带小线米色花猩猩毡心样一张……”[16]124-125图4中圆由缀有金色饰带的米色地红花心和灰色边组成，符合档案中茧缎边金线带小线米色地红花猩猩毡心圆的描述。此件猩猩毡的图案为红色卷枝花卉，呈竖向走势的枝干串连大小不一的朵花，交叉的卷叶间略有空隙。另外，《射狼图》和《射猎图》所绘猩猩毡鞍（图5）的心和边的花卉纹样体积有明显的大小之分，清宫档案记之为“大花样猩猩毡”和“小花样猩猩毡”[16]158-159。

3 清宫所用猩猩毡

猩猩毡广泛运用于宫内生活和宫外活动。帝后妃子日常起居和王公大臣出外围猎的场合都能发现它的存在。本文从起居和出外两个方面，对猩猩毡的用途进行分析。

3.1 起 居

日常生活所用猩猩毡种类繁多，如表1所示。平时休息用的床、宝座、宝座床的铺垫和帏帘，以及桌、凳、坐褥、靠背、迎手和墩垫的外罩，祭祀礼拜用的拜垫、佛窝套，宫室用的地毯、踏跺毯、足踏毯，平素陈设用的屏风、壁毯和门窗帏帘，轿车棹船用的帏帘，还有衬垫、膳单和伞帏。服装方面，仅有一条黄猩猩毡藏帽的上交记录。一般来说，猩猩毡需要裁剪和饰边以制成起居所用铺垫，必要时需刺绣。制作猩猩毡屏风、坐褥、靠背和迎手时，造办处会在纯色猩猩毡上刺绣。另外，猩猩毡的选用多是根据皇帝个人喜好来决定的。除了黄猩猩毡和黄地花猩猩毡是御用，其余各色猩猩毡并没有特殊的使用规定。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月十二日，皮裁作奉旨承做黄地红花猩猩毡夹帘三架，先挑猩猩毡呈览。十六日，皇帝下旨不必用黃地红花猩猩毡成做，着用红素猩猩毡成做[29]。若皇帝没有特别指示，内务府会按旧例制作。

3.2 出 外

乾隆皇帝重视外出巡幸、围猎，热衷骑射。蒙古包、四方房、西洋房、小乂其里等出外临时的休憩处，其制作与换新不乏猩猩毡的使用，如表2所示。这些居所的零部件和内部陈设皆有运用猩猩毡，常用于里围墙和床套。制造或换做临时居所的较大型的部件时，乾隆皇帝尤其强调猩猩

毡颜色、花纹与现有部件的适配。皮作上交的黄地有花猩猩毡一块、红地有花猩猩毡一块要与七丈宽蒙古包上毡子花纹、颜色合对[21]26。皇帝及达官贵人出巡狩猎武备亦使用猩猩毡，常用猩猩毡制作的武备是圆和方（是垫于马背之上、鞍座之下的马装具）。档案有少量猩猩毡鞍笼、撒袋制作记录。

4 结 语

通过对上述档案记载、现存实物和清宫绘画的分析，推测出乾隆时期清宫所用猩猩毡是一种从荷兰莱顿进口、颜色丰富的毛呢，主要分为纯色和印花两种类型，地色多样，印花常用红色。从印染技术来看，花猩猩毡由木板印花制成，以单色为主，有少量套色，纹样为大小朵花组合的卷枝西洋花卉。猩猩毡质地细密，保温性能和便携性能俱佳，因此造办处对其二次加工，主要制成陈设铺垫、临时居所和武备用具，涵盖了乾隆皇帝宫内外的各项活动。猩猩毡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是乾隆时期清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由于用量巨大，加之难以仿制，因此清宫所用猩猩毡主要依靠粤海关官员采买，其次以进贡的名义呈进，仿制的情况极少。

猩猩毡作为一种外来纺织品，不仅勾勒出清宫起居的奢华和乾隆皇帝消费观念的奢侈，亦展现出18世纪中西贸易的情况。乾隆时期是荷兰对华贸易的重要时期，稳定的毛织物贸易有助于保持茶叶和丝绸交易的利润。荷兰海外市场竞争力远不如后来居上的英国，且在此期间受到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因此其毛织物贸易日渐衰落。但在此颓势之下，品质优良的猩猩毡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受到清宫常年进购和官员时常进贡的双重影响，荷兰勉强保有了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维稳了出口贸易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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