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东方红一号”
——许一世年华 只为那颗“中国星”

《中国航天报》记者 黄 希/文

翻开我国航天事业这本浩如烟海的大书，“东方红一号”作为我国航天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意义重大，毋庸置疑，被无数文人墨客予以不同形式的表达和致敬。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的群像，读懂了困难时期科学报国的坚定信念，也由此记住了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戚发轫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的名字。

俗话说，吃水勿忘挖井人。任何一项事业，任何一项工程，奠基人、铺路石和瞭望者的角色无疑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后人遗忘的。他们需要有非凡的智慧、坚定的信仰和强大的内心。而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起步阶段，有两个人，他们离我们又近又远。说近，是因为“东方红一号”的研制成功离我们不到50 年，我们有大量的资料去查阅，去学习；说远，他们早已离我们远去。

他们，都是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赵九章、钱骥。

2019 年7 月底的一天，在北京知春路82 院，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组成员、84 岁的胡其正先生的回忆下，那段和赵九章、钱骥一起走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再度被唤醒……

中国卫星研制发源地——西苑操场甲一号

在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的号召下，钱学森提出“需要一些年轻理工毕业生加入其中”的背景下，1959 年，24 岁的胡其正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神秘单位”——581 组，这个组当时负责拟定人造卫星规划，组织和协调人造卫星、火箭探空业务。在西苑操场甲一号，他第一次见到了581 组办公室负责人钱骥。

当时的钱骥实际上担任的就是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的职位。第一次见面，言语不多、目光深邃的钱骥给胡其正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欢迎，二是注意保密，三是我们搞的是探空，将来要搞上天的事。胡其正听到了觉得特别兴奋，从此开启了自己的航天生涯，而钱骥也被他视为自己航天事业的领路人。

西苑操场甲一号，这里是1954 年前后中科院向中直西苑机关借用的一处院落。据中科院空间物理所党委书记吴智诚（时任581 科研计划管理负责人）回忆，这里杂草丛生，条件简陋，却是我国空间事业的发源之地。

这里确实不起眼，却与科学院早期搞卫星紧密相连，我国卫星国家立项的建议书在此成稿；我国第一颗卫星的设想方案在此酝酿诞生；卫星的预研在此展开；气象火箭探测试验由此出发……

院内北侧有一座三层灰砖南北向的小楼，作为研究实验室使用。随后又陆续建有几十间平房，有行政办公用房、机加工车间、玻璃车间、器材仓库、车库等。还利用西北角一座旱厕所改装为环境模拟实验室，探空火箭上的仪器可以在此做振动、离心、冲击等实验。为了做真空仪器，自己动手建造土煤气发生炉，作为吹玻璃、封接真空管之用。那时遵循勤俭办科学方针，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在这里工作的有8 个研究组，总体组、电离层与电子学组、光辐射组、遥测组、结构组、雷达跟踪定位组、环境实验组、中高层大气组，全面展开火箭探空各项研究工作和卫星预研准备。

581 组组建之初，赵九章、钱骥、杨嘉墀一行兴致勃勃地去苏联观摩卫星，却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卫星的外形，更谈不上合作与技术援助了。没有学到卫星研制本领，却激发了科学家们的斗志：不让学，我们自己搞！值得自豪的是，我国是从零开始，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了卫星事业。

在调研了国内外工业基础后，结合我国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科研条件，我国科学家建议“现在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这正符合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于是，581 组随之做出调整，把研究重点放到搞探空火箭上来。

根据中科院党组的指示精神，研制人员在西苑操场甲一号进行多次讨论，提出了五条工作意见：以火箭探空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这五条得到科学院党组的同意。从1959 年到1965 年，赵九章、卫一清、钱骥领导的研究实体积极开展工作。首先是火箭探空，与杨南生、王希季领导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密切配合，1960 年到1965 年共发射试验了20 多发T7、T7A 火箭取得了60 公里以下的气象数据，还进行了生物飞行试验和90 公里高度的电离层探测，这些都为卫星研制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1960 年到1962 年，这是中国航天“困难而有进展的三年”。说困难，全国人民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吃不饱肚子。航天人也不例外。钱骥、胡其正一个月27 斤的粮食，还要匀出来2 斤给饭量大的同志。赵九章、钱骥因为营养不良，腿都浮肿了。

1958 年钱骥（左一）、赵九章（左二）访问苏联

比吃不饱肚子更困难的是工作，没有头绪。没有见过卫星，也没人干过卫星。钱骥说，不怕，我们自己干。他带领大家从查找文献开始，从一点一滴开始，从零开始。经过学习，他们发现相较于苏联，美国的文献参考价值更好一些。但是大家的英语水平很有限，怎么办？于是秦馨菱先生及英语好的技术人员主动给大家讲授专业英语，一边学，一边查资料，一边分享，大家提高很快。

提到学英语、看文献，钱骥是有名的英语达人。虽然他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但是他爱学肯学，看文献如饥似渴。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一边学习一边自制读书卡片，一篇文献以卡片的形式总结精华。他一生做了近两万张读书卡片，形成了庞大珍贵的数据库，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这些卡片就是最大的智力支撑。胡其正深情地回忆道：“钱骥教会了我们如何看书，如何读文献。”

在西苑操场甲一号院，日子虽然艰苦，但是所有人干劲都很足。每晚都是领导来催促年轻人早点熄灯回去休息。钱骥总是勉励大家：人生一定要有目标，不然活着就没有意义。在赵九章、钱骥的带领下，大家基本摸清了卫星的组成、功能和关键技术，并理出了我国卫星发展的途径，“以应用为牵引”成了我国卫星研制事业的指导思想。

1965 年——我国重启卫星研制计划

1964 年10 月，赵九章、钱骥一行应国防科委邀请去20 基地（现为酒泉卫星发射场）访问。主要是参观东风2 号火箭发射试验和基地的地面跟踪接收设备，还与火箭研制人员和基地技术人员座谈。

在结束这次访问后，1964 年11 月初的一个晚上，钱学森来到赵九章的办公室。钱学森见面就问：“去基地的观感如何？”赵九章说：“收获很大，导弹研制进展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赵九章认为再过四五年，100 公斤左右的卫星运载火箭有可能研制出来。卫星研制也是有把握完成的。现在关键是卫星研制要由国家立项。

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赵九章迫切地感到应该要向中央写报告，申述搞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经过这五六年的努力，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力争1969 年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已具有相当的技术条件和现实可能性。1964 年12 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赵九章把报告直接呈送周总理。1965 年1 月，钱学森也写信给聂荣臻，认为现在已有条件考虑卫星问题了。

此前，在西苑操场甲一号的研制人员，已经从581组更名为地球物理所二部，他们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卫星研制团队，由二部副主任钱骥担任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共设8 个专业室。我国卫星研制由此走上了专业化发展之路。

为了尽快向中央提交报告，科学院责成由何正华、潘厚任、胡其正三人组成总体组，由钱骥直接领导，负责撰写《我国卫星事业发展的十年规划》《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两个报告，最终由中科院形成方案上报中央，1965 年8 月，由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上予以报告，并得到批复：通过，执行！从此卫星研制正式立项，中国科学院将此列为1965年第1号任务，代号定为“651”。

1965 年10 月20 日到11 月30 日，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召开了我国第一颗卫星论证会。会议由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主持，会议代表有120 余名，这次会议，专家们讨论充分，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会期竟然长达42 天。会上，赵九章报告了我国卫星研制的总体方案（草案）；钱骥报告了第一颗卫星的本体方案（草案）；七机部、四机部的代表分别报告了运载火箭方案（草案）与地面跟踪接收系统的方案（草案）。王大珩、陈芳允等先后作了地面系统设计、轨道选择、地面站网布局方案设想的报告。除大会外，还按专业分小组讨论。

这次会议成果是产生了总体方案、本体方案、运载工具方案、地面系统方案四个文件，还编写了27个专题材料，共约15 万字。会议期间周总理邀请与会代表去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一同观看晚会演出。这次会议在我国航天史上非常重要，确定了这颗星“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任务目标，明确了“全国一盘棋”造卫星的思想，不仅明确了技术方案，同时还布置了任务，要求大家按照节点来推进工作，全力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节点。

会议期间，周总理听取汇报时询问了钱骥的名字后，哈哈一笑说：“你也姓钱呀！看来卫星也缺不了钱呀。”总理的话一语双关，一层意思是搞导弹有钱学森，搞原子弹有钱三强，现在搞卫星又有个钱骥，真是缺不了姓钱的。另一层意思是，搞卫星与搞原子弹、导弹一样要花大钱。总理问钱骥要花多少钱，当时他没有回答出来，因为在准备卫星方案以及论证会上都没有算过账。这次总理问了以后，研制队伍才一项一项计算起来。国家要批准卫星工程，不知要花多少钱，怎么列预算，怎么办批准手续。这才让这位姓“钱”的科学家开始操心“钱”的事情。

这一段工作至今让胡其正印象深刻。因为工作关系，他和他的同事在年轻的时候，有幸和赵九章、杨嘉墀、陈芳允、钱骥这样的大科学家共事，他们学术上的光环和生活中的平和，对待名利的淡泊，以及民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让年轻时代的胡其正见证了“大师风尚”，他坦言：何以有幸，终身受益。

“文革”——卫星研制在坎坷中前行

按照科学家们的设想，大家是很想在1969 年国庆前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的，国庆20 年，放飞第一星，这是多大的光荣啊。按照当时大家的准备工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却没有实现。

因为，“文革”来了。

白天夜晚没完没了的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残着科研人员。张劲夫被夺了权，中科院党组织垮了，基层党组织瘫痪了，西苑操场甲一号成了重灾区。有人批斗受伤，有人被批斗致死。1968 年10 月赵九章被迫害致死。祸国殃民，天人共愤，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下，能工作的同志依然还在努力工作。

赵九章含冤去世后，钱骥也受到冲击，“靠边站”后，他和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一样工作。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看到昔日受人尊重的科学家被迫害，大家感到深深的无奈。卫星研制工作在艰难的局势中缓步推进。

到了1967 年底，国家开始酝酿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办公地点也从西苑操场甲一号和中关村搬到了现在的白石桥。孙家栋临危受命，担任“东方红一号”总负责人，从七机部带来了十多名业务骨干，把导弹研制的工程经验结合到卫星工程中来，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大家排除万难，推进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稳步向前。

1970 年4 月24 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喷薄而起，全球为之振奋。当年两个积极促进卫星研制工作的奠基人：赵九章、钱骥，一个已经含冤九泉，无法亲眼看见这一刻；另外一个却只能在北京白石桥的空地上默默仰望。在欢呼和掌声面前，没有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已经低到了尘埃里。

转眼到了1999 年。这一年的9 月18 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 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 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60 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行走在西苑操场甲一号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从这里走出过这么多位大科学家，酝酿过我国卫星研制事业。那一段过往，已成历史。但我国卫星事业已从“东方红一号”发展到群星璀璨，给崛起的中国更添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