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研究

潘晓婷　陆以乔　吴屹昂　项周霞　戴振峰　马及

摘 要：文章旨在探究激励机制的建设对于公民器官捐献的作用。方法：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浙江省14个县、县级市和行政区划的公民进行调查，并应用统计学处理等方法分析结果;采访相关专家，结合其实践经验进行思考。结果：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均会对器官捐献意愿度产生不同程度的推动，有现实指导意义。结论：完善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的建设对提高社会器官捐献意愿度将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要从社会综况出发，建立全面的、有弹性的激励机制体系。

关键词：器官捐献;激励机制;捐献意愿

器官捐献激励机制是指通过对潜在器官捐献者行为方式或价值理念的引导，刺激其器官捐献意识，调动民众捐献器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将潜在器官捐献者转化为实际器官捐献者[1]。如今随着器官捐献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强，器官捐献事业的不断发展，民众对于器官捐献的认可度逐渐提高，然而捐献意愿度的提升并不乐观。如何推动公民的捐献意愿，积极主动加入捐献队伍，走好器官捐献最后一公里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文章以浙江省的县或县级市为单位，进行了激励机制对器官捐献意愿度影响的调查。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课题随机选取了浙江省14个县、县级市和行政区划（包括杭州市上城区、温州永嘉、台州玉环、金华武义、衢州江山等）的公民共948名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一共回收有效问卷为907份，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95.7%。

在调查对象中，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共125人（15.5%），18～30岁共462人（57.4%），3～50周岁共160人（19.9%），50周岁以上58人（7.2%），其中18～30岁年龄段的无偿捐献器官的意愿度（30.7%）最高（P=0.022）;而不同年龄段对是否支持亲属朋友捐献器官的态度无明显差距（P=0.794）。男性共359人（44.6%），女性446人（55.4%），其中不同性别无偿捐献器官的意愿度无明显差距（P=0.604），对是否支持亲属朋友捐献器官的态度差距也不大（P=0.804）。

学历在小学及以下的共34人（4.2%），中学（初中、中专、高中、职高）的共299人（37.1%），大学本（专）科的共453人（56.3%），研究生以上的共19人（2.3%），其中学历在研究生及以上的调查对象无偿捐献器官的意愿度（52.6%）最高（P=0.040）;而不同学历对是否支持亲属朋友捐献器官的态度无明显差距（P=0.690）。

（一）年龄对无偿捐献器官意愿度的影响

由表1分析，在明确表示愿意无偿捐献器官的调查对象中，年龄段在18周岁以下及18～30周岁的占比较高（分别为29.6%与30.7%），这表明相对年轻的人群无偿捐献器官的意愿度较年龄较大的人群高。不同的观念对于这种差距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对保留遗体完整性的愿望较为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身无偿捐献的意愿度和对亲友捐献器官的态度。

不同年龄段对器官捐献认知程度的不同也会对捐献意愿度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许多研究表明对器官捐献的知识掌握与捐献意愿和行为成正相关[2]。较年轻的人群获取器官捐献相关内容的途径更为多样，特别是通过新兴的网络媒体，器官捐献的内容得以快速传播;而传统媒体的受限较多，在此方面远不如网媒，年龄较大的人群依靠它们获得器官捐献的相关内容比较有限，捐献的意愿度自然受到影响。

（二）学历对无偿捐献器官意愿度的影响

由表1-1分析，在明确表示愿意无偿捐献器官的调查对象中，其学历在研究生及以上的占比較高（52.6%），这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会有较高的无偿捐献器官意愿度。学历较高的人群所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程度较高，更有可能树立较为正确科学的生死观，因而思想也更为开放，不仅对器官捐献这一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而且自身奉献意愿也相对更为强烈。

二、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对器官捐献意愿度的影响

（一）物质激励对器官捐献意愿度的影响

为了解决器官捐献供需严重不平衡的窘境，许多国家采取了物质激励机制以提高器官捐献意愿度，具体包括：直接财政激励如税收减免;间接物质激励如丧葬费用免除等。在本次调查中，表明“最能促进捐献意向的物质激励”的问题时，更多的人偏向于间接物质激励：免除捐献者后续医疗费丧葬费、设立捐献基金、向贫困捐献者家属提供人道救助。

（二）不同年龄对具体物质激励措施选择的差异

年龄18周岁以下的人群中，支持人道救助的占比（60.4%）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最高，因此，人道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可能成为未来物质激励机制建立中的主流，并成为今后提升我国新一代年轻人器官捐献意愿度的有效激励措施。年龄段在18～30周岁、31`s50周岁的人群中，支持人道救助的占比均超过了50%（分别为55.3%和52.5%），即我国现今参与社会工作的群众主体也最认可人道救助的作用。因此，建立与完善人道救助体系较为符合当今我国群众“利人利己”的双赢价值观，立足于现有政策而进行完善，对提升国内现今的器官捐献意愿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年龄段在50周岁以上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免除一定医疗费用（36.2%）和引入优先分配权（31.0%）能提高无偿捐献器官意愿度，此外，支持为捐献者家庭成员办理医疗保险政策的人数占比也随年龄段的增长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在目前器官捐献宣传工作相对较难开展的中老年人群中，引入优先分配权、办理医疗保险对于解决器官供体家庭未来困难的保障作用、免除一定医疗费用对减轻其经济负担的作用也受到重视，因而优先分配权（例如家庭优先原则）的引入、医疗保险制度与无偿器官捐献的同步跟进和适当减轻捐献者医疗经济的负担能有效地消除中老年人群对器官捐献的顾虑，进而提升中老年人群器官捐献意愿度。

（三）不同年龄对精神激励措施选择的差异

不同年龄段人群认为“定期对捐献者进行缅怀、对捐献者家属进行慰问”能提高无偿捐献器官意愿度的群众占比均最大（分别为54.1%、55.7%、61.9%和58.6%），且支持率基本呈增长趋势;而同一年龄段选择“定期对捐献者进行缅怀、对捐献者家属进行慰问”的占比远远高于“舆论正确引导适当宣传表彰”，且两者差距随年龄上升呈现增长趋势，这说明我国人民群众在看重捐献缅怀、人文关怀的同时，更偏重通过低调的方式发挥其榜样作用，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精神方面的激励措施更应当在保证捐献者家属正常生活等前提下开展。

三、讨论和建议

（一）建立间接物质激励为主，精神激励为辅的激励体系

通过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以及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访谈，结合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我们发现，物质激励对于潜在器官捐献者的家属将器官捐献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而在物质激励的具体途径上，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问卷分析，给予间接的物质激励，更符合民众对物质激励的期望。

器官捐献除表现为一种物质存在之外，还表现为一种精神形态，人体器官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情感上，都与人的自身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相关性使得人体器官也具有了独立的道德内涵，体现为人的尊严。因此，构建对器官供体及利害关系人的器官捐献精神利益保护制度，建立对器官捐献行为的精神褒奖机制，形成示范效应，起到鼓励公众积极捐献器官的作用。[5]在精神激励具体途径方面，根据我们所得的调查问卷分析，“定期缅怀捐献者、慰问捐献者家属”相比之下更为符合民众对精神激励的期望。此外我们发现，对于此条具体措施的支持率基本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呈现增长趋势;而根据一些文献及相关新闻报道，现今中老年人也可能成为器官捐献新群体;

（二）关于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的未来问题的架构思考

物质激励经济补偿是最直接的器官捐献激励措施，而经济补偿需要巨大经费，如何筹措是一个难题。因此，应多渠道筹资，建立器官移植补偿基金，形成器官捐赠激励资金来源。同时，应加强器官移植补偿资金的管理运作，确保资金的来源与去路透明，加强监管监督机制，确保资金合理有效利用，进行科学使用与管理。在另一方面，物质激励可能引发民众对变相器官买卖产生的担忧，消除民众的担忧，是推行物质激励的前提条件。因此，完整激励机制体系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监督体系进行辅助，避免成为变相器官买卖。

精神激励机制本质上是对捐献者及其家属精神上的慰藉，因此掌握精神激励措施的度是关键。无论是缅怀慰问还是宣传表彰，必然要立足于“双盲”原则，媒体也要守住原则，不能为博人眼球而报道出格的内容，影响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的正常生活;更要摆正舆论导向，突出器官捐献的大爱与生命传承。其中，信息公开透明化固然理想化，但实践中其尺度把握成为难题。公开信息的方面、如何公开、如何透明等均需要谨慎。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是涉及人的尊严、生命、健康等重大利益的事项，这类事项如果缺失了国家的参与，恐怕无法满足国民的生命健康权，也无法形成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更应积极履行其职责，切实把握政策保障尺度。

参考文献

[1] 韦林山，黄海，霍枫.从国内外比较研究看我国器官捐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26（05）：556-558.

[2] 叶航，郑恒.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与匹配理论[J].社会科学战线，2017（08）：40-50.

[3] 赵金萍，武菊芳，刘云章.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05）：93-94.

[4] 王凤民，江继荣.试论人体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的构建[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8（03）：69-72.

基金項目：文章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2020N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