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护战疫记

苏枫

“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是一个奇观。“我们千里迢迢到协和看病，是到头了。无论如何，我们心甘了。”这是来自普通病人的话。他们不远万里，变卖家产，全家出动，只为了到这里求个心安。

协和医院有70%以上的病人是從外省市转诊来的。住院病人中，疑难危重病人、病人不能自理的垂危及大手术病人，占一半以上。所以，来协和的病患，往往把协和看作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协和的医生，也往往会承担更大的压力。

临床医生林小玲：协和的到来成为病人的安慰剂

林小玲（化名）作为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名主治医师，在疫情暴发后，林医生选择第一时间主动报名上前线救人。

常青说：“我很为这次疫情中的中国医护自豪，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会有疫情时大规模医护罢工、辞职的新闻，但是我们的医护却有一大批主动报名去了一线。”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动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月3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发布会上说。

战疫69天，北京协和医院的186名队员，接管武汉最重症病患。林小玲是其中之一。

林小玲在2月13日来到武汉，她在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来到武汉最重症的医院已经6天了。原本报名第一批驰援武汉的，无奈自己当时感冒低烧，身体状况不允许，只能随第二批大部队到达了。现在总攻已经开始，包括我在内的大批医护人员均已到达，后期还有持续的援军。”

到武汉之前，林医生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当时武汉的医院里比春运高峰的火车站还要拥挤，老百姓举步维艰，就诊、抽血、做CT、核酸检测……每一项都需要排队数小时甚至数日。当时的林医生，痛心不已。“其实大部分病人都是轻症，最需要做的就是休息、隔离，依靠自己的抵抗力战胜它。但因为大家过度恐慌，彻夜在医院拥挤排队，身体无法休息、心理高度应激，导致病情加重。甚至可能原本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却因为在医院长时间拥挤、又没有做好防护而被感染。”

后来她看到，轻症的病人在方舱医院跳起了广场舞之时，感到很开心：“如果我们的到来能成为你们的安慰剂，不再过度恐慌，不被自己的想象和恐惧击倒，其实我们医生就已经胜利了一大半。”

在武汉，林医生偶尔会想起每个医生都会铭记于心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郑重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我将用良知和尊严，按照良好的医疗规范来践行我的职业;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不会考虑病人的年龄、疾病或残疾、信条、民族起源、性别、国籍、政治、信仰、种族、性取向、社会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我将保守病人的秘密，即使病人已经死亡;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

抗疫战，主要打的是社会组织的仗，而非科技仗

《协和医事》的作者常青总结道：“协和为医的三个词：自省、专注和慈悲。”这些词在战疫当下，依旧在协和医生身上延续。

协和医院内科ICU（重症医学）主任杜斌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国家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这是一个医生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担任的最重要角色。

杜斌第一次到武汉，是1月18号。

第二天，国家高级别专家组成立，成员包括钟南山、杜斌等。

“我自己理解，所谓高级别专家组，就是去了解疫情是什么样的情况，做一个大致判断，然后20号在北京向领导汇报。”

19号，杜斌花一天的时间，听了省里和市里的疫情汇报，然后去了武汉疾控中心和金银潭医院。20号上午先在国务院汇报，下午杜斌等人又参加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电视电话会议，参会的人除了卫生口的人，还有公安、交通等。

1月20日开完会，杜斌又得到一个任务——WHO要开一个视频会，日内瓦要和北京连线讨论疫情。这个会非常重要，会帮助WHO决定这是不是国际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21日早上又得到通知，说会议改到了22日晚上，再往后一天，杜斌急了：“我想去武汉，我不喜欢开会。后来领导同意了，我就收拾东西回了武汉。”

1月22日，杜斌第二次来到武汉，马上就去了金银潭医院查房：“当时很崩溃，有的病人一来就哐当倒下”。

2月4日，武汉中法新城院区ICU紧急启用，杜斌作为主任，迎来了第一位患者。“极度呼吸困难，氧饱和度仅50%！”杜斌马上决定紧急气管插管，可环顾眼前，尚未配齐三级防护设备。“我来！”眼看患者生命垂危，杜斌决定亲自对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患者的生命体征成功得到维持。

杜斌说：“其实最慌乱的就是你刚开始接收病人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熟悉这个病。有病人上来要插管，第一个气管插管肯定是我插的。你要自己都不做，凭什么让别人做？这没什么特别的。即便这个团队有很多人都能插管，而且可能很多人都比我熟练，但是第一根管肯定是我插的。医生哪能看着病人情况越来越差，有治疗措施却不使用呢？你不插，我给你插，我给你做出榜样来。恐惧的心理大家都知道，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直拿恐惧来说事，就不对。”

国务院疫情防控首场英文发布会上，在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时，杜斌引用《鼠疫》里的句子——“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唯一的法宝是正直。你选择一个职业，你有荣誉，你也有责任。如果你是战地记者，哪里打仗你就往哪里钻，因为这是你干的活儿。如果你是飞机的机长，你年薪那么高，但是飞机出事了，你应该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这是责任。医生也一样，这时候，医生不上，你让谁上？这是医生的责任。”不喜欢开会的杜斌对自己的发言如此评价：“那天正愁不知道说啥，我同学微信给我发了这个，挺合适。”

“杜斌是我们上大学时就很崇拜的师兄，我以能有这样的师兄而感到自豪。他是纯粹地喜欢当医生，他以前在协和被我们当作男神，因为他随时都能就病房里的病例，给我们讲几个小时都不带停的。他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由内而外的为医的尊严和幸福感。”常青说。

直面疫情，能上的方法都上

北京协和医院在疫情早期的系列举措，如启动联防联控、成立专家组、出台协和方案、组织志愿报名、驰援武汉等，被事实证明，效果卓著。

协和一路走来，为武汉重症患者制订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提供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2月7日，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批医疗队飞抵武汉，“四大天团会师武汉”登上热搜榜，“全村的龙已把最硬的鳞给你”，给笼罩在疫情阴霾下的民心注入强心剂。

协和医疗队独立接管的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ICU，在这里，生死只是一瞬间。

协和医生秦岩说：“虽然我们用尽全身解数，但大多数病人的病情仍僵持不下，我才真切感受到作为一名医生的无助。”队员俞楠泽说：“眼瞅着病人跟风吹过的草一样倒下，真是身心双重折磨。”

全国人民眼中“无敌”的协和迎来了特殊的考验。

首先必须要做的，是快速建立工作模式，引导科学规范有序救治。核心组每天总结工作，制订规范，在一个星期里建立起了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危重症患者诊治流程、医护人员诊疗常规、安全防护培训制度等，为前线共同奋战的一线战士们提供了忙而不乱的规则。

医疗队建立了“查房教授、二线医生、一线医生”三级查房制度。

对重症救治，协和医疗队回归到基本规律、基本做法。队员们做出了升级版的核对清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制定《患者转入及转出ICU护理标准操作流程》，强化转运管理;从分时段负责制改为医疗小组制，医护共同早交班，整体治疗不间断;制定重型患者护理规范，使护理工作更有序、更规范、更安全。

在不知道哪种办法有效的时候，病就没法治了嗎？

协和医疗队采取的策略是——“能上的方法都上！”在中法新城院区，协和人最早最多开展有创机械通气、俯卧位通气、ECMO、抗凝治疗、支气管灌洗等，最早实现病人成功脱机拔管，并转出重症病房。

3月9日，一位朱姓患者结束了他20多天的重症治疗，转到普通病房。老朱今年56岁，2月16日时一度出现严重缺氧，呼吸困难。由于有严重的高血压，再加上做过脑瘤切除手术，紧急进行气管插管后，老朱一直就在死亡线上徘徊。协和医护人员陪着老朱一起渡过了无数个难关，用20多天的悉心照料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

3月中旬，全球疫情爆发，就连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医疗失序。全球开卷考，形势不容乐观。

《2020，病毒传播与医疗失序双螺旋下的焦灼》一文中提到早期疫情防控困境：“对于已知法定传染病，这张网可以管理得井然有序，但对于未知——在防控机制启动方面存在犹豫和模糊：什么节点拉响警报？隔离范围划多大？谁来拉响警报？警报响了之后，应该做哪些事？”

警报拉响后，医院管理者依然面临未知困境：只有呼吸道飞沫传播吗？接触传播吗？粪口传播吗？气溶胶传播吗？

由于早期传播途径不确切，协和医院采取了史上最严防控手段。“实现患者精准救治与医务人员院内零感染”，是赵玉沛院长在疫情之初就立下的总目标。

直到4月14日，事实证明，69天一线战疫，协和医护，无一感染。

队长李太生：有时治愈，经常关怀，总是安慰

有的一线人员最怕给病人采标，因为采标时医生接触的病毒量是最高的。协和队长、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就亲自给新冠病人取咽拭子，给队员们做示范。“我和我师弟都五十多岁了，每天都进病房。让大家看到队长都没有躲在后面，他们自然不慌，有勇气战斗在一线了。”李太生说，“医生的战场就在病人床旁。有些疾病的数据和症状，不到现场根本就不会了解，所以我必须亲眼去看病人。能够到现场，就是来武汉最大的价值。”

“患者前一天看上去还好好的，甚至在好转，第二天却突然去世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病情急转直下的案例经常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瞬息万变的病情让临床经验丰富的李太生倍感挑战。

对于这一全新疾病，曾参加SARS诊治工作的他，疫情之初便在琢磨影响新冠病毒病死率的几个重要问题：新冠病毒感染者病情加重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医生应当通过什么指标预判患者转为重症甚至危重的风险？怎样的早期干预可以降低新冠患者的死亡率？

2月7日晚，作为协和第二批国家援鄂医疗队的队长，李太生来到了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在此救治重症新冠患者。在69天的时间中，他每天查房，亲自采样，详细记录下所有病人的指标数据与临床表现，逐渐认识到新冠病毒对人体的伤害远复杂于此前交手的 SARS，并对以上几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新冠病毒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导致凝血指标发生显著变化，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乃至发展为全身组织遍布血栓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这是李太生认为此次北京协和团队在武汉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来源于查房时出现的 “黑脚丫”。

来到武汉后，李太生开始发现一些病情还不是很严重的病人出现了脚部发黑的症状。他对此十分好奇，因为这种症状一般只出现在已经休克甚至濒临死亡的病人身上，而眼前的这些病人“血压还是好的，尿量也不少”。于是，李太生一边拍下接收的每一名病人的脚部照片，一边迅速查看了他们的凝血相关指标，随即发现这些尚不危重的病人血液已经处于高凝状态，如果不及时干预，后期很可能会恶化，而它可同时导致多器官损伤、全身性出血，具有极高致死率。

竭尽全力 在抗疫前线，协和医疗队采取的策略是：“能上的方法都上！”

担心自己不是血液科大夫，判断可能有偏差，李太生又拉住了同在武汉支援的北京协和血液内科主治大夫张炎，以确认这些表现是否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相关。在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李太生和同事制定了抗凝治疗方案。

那天是2月17日，“從第二天开始使用这一方案后，治疗的感觉就明显不一样了，整个团队也有了更足的信心”，李太生强调，尽早在窗口期开始给药对抗凝治疗同样至关重要，“不能只把新冠感染当成一个肺炎来治疗，而要将其看待为 ‘新冠感染综合征！”

来武汉以前，李太生在北京协和医院接触的主要是轻症患者。在武汉，他每天面临的则更多是重症患者。对比轻重症患者的临床表现，李太生发现，淋巴细胞计数、炎症细胞因子、凝血指标的加速变化往往预示着患者病情的加重，且早于呼吸系统症状出现变化，这些应作为判断患者病程重要的标准之一。

“如果医生仅依据呼吸系统变化进行对症治疗，而忽视上述指标的变化，那么便很可能出现患者症状‘突然加重的现象，再给予相应治疗也都为时已晚。” 李太生说。

李太生的队员们会在防护服上画有趣的画，写鼓励的字句，为的是让患者一睁眼，就看到整个世界都在挽留他的生命。真正的医者，不只医身体，更医人心。

有时治愈，经常关怀，总是安慰。“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每一名中国医学生步入医学学府之时，都会庄严宣读的《医学生誓言》，协和队员们在此次疫情中一直践行。

在经历了重建病房、重组队伍、探索方案、适应环境之后，协和医者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更重要的是，不管疾病多么严酷，不管条件如何艰苦，协和精神都能激励国人绽放温暖、迎来曙光。

4月3日，在国难日前一天，王辰院士公开发言：“现在不是歇口气的时候。现在恰恰在疫情的变化期，谁能知道这是长期的阶段性回来的像流感，还是人个体上能够慢性感染像乙肝，还是倏然而去像SARS，还是第四种、第五种可能性？我们现在还都缺乏想象力。”

4月12日下午，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9层，还有最后两名新冠肺炎患者。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与武汉同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共同进入病区，将最后两名患者转运至该院ICU，C9病区作为最后一个由医疗队接管的病区，随之正式关闭。

4月14日，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离汉返京，成为最后撤离的一支国家医疗队。

“一共运行了69天，收治了109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这期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历练。我们一直希望病区能尽早关闭，69天的经历给我们留下很多难忘的印记，心情很复杂。”队长李太生和5名协和同事还将继续在武汉一线工作，“我将转战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肺科医院，继续战斗。”脸上留有口罩勒痕的李太生说。

“协同作战，和济苍生”，寓意此次北京协和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并肩作战，为患者赢得生的希望。

凛冽的寒冬已经过去。对生命的救治和对科学的追求永无止境，协和人仍在负重前行。在美剧《权力的游戏》中，某国将“凛冬将至”作为国训，教育每个孩子铭记——也许现在你身处温暖之地，但是冬天随时会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医护人员也是如此，永远身处险境，永远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