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泽兵
(渤海大学 文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汉代许慎的“六书说”开创性地将汉字分为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转注字、假借字六种情况,而“右文说”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在《说文解字》的释字条目中就曾多次运用了“亦声”这一说法。一般认为,形声字形符表义,声符表声,而“右文说”认为形声字的声旁也可具有表义作用。北宋的王圣美,提出“凡字,其义在左,其类在右”,右文说的雏形已经出现。他所作《字解》一书已失传,目前只能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见一二。后又有王观国、张世南、戴侗等人更进一步发展了“右文说”,这一理论已经完全形成。在明末学者黄生、清代段玉裁、王念孙、黄承吉的努力下,理论成果丰硕。沈兼士综合前人观点,总结批评,提出一套可行的右文公式,表示为:ax,bx,cx,dx……即,在形声字字里,凡带有x声符的,关系密切,有共同的意义。
《说文解字注》是清代段玉裁的著作,是研究《说文解字》的权威注本。《说文解字注》中,“凡从某声字皆有某义”是段玉裁在分析形声字的声符与意义的关系时常用规律,如:凡农声字皆训厚;凡从辰之字皆有动义;凡宛声字皆取委曲意,凡从奇之字多训偏等。我们认为,这一术语和“右文说”相同,都指明声符具有表义的功能。
从理论分析到实践佐证均已证明形声字“凡从某声,多训某义”是普遍存在的现象[1]。声符表义对文字学、训诂学等研究有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将运用此观点,考求从“良”得声字的全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