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寻乌调查》

张冉姗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数据在国家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进入大数据时代。十九大之后，政府和社会治理中的社会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能力和方法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对《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的研究，对毛泽东在前数据化时代处理数据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探究和学习，从中得到反思和启示，希望可以得出在当今社会适用的数据处理方面的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毛泽东;数据处理;价值先行

一、研究背景

进入2012年，大数据（big data）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并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与创新。它上过《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報》的专栏封面，进入美国白宫官网的新闻，现身在国内一些互联网主题的讲座沙龙中，甚至被嗅觉灵敏的国金证券、国泰君安、银河证券等写进了投资推荐报告。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以国发〔2015〕50 号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培育新兴业态，助力经济转型;强化安全保障，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健康发展。这进一步加强了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声势。

在现今的社会，大数据的应用越来越彰显它的优势，它占领的领域也越来越大，电子商务、O2O、物流配送等，各种利用大数据进行发展的领域正在协助企业不断地发展新业务，创新运营模式。有了大数据这个概念，对于消费者行为的判断，产品销售量的预测，精确的营销范围以及存货的补给已经得到全面的改善与优化。大数据对于社会的公共管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更具有重大而显著的意义。

因此在现今时代，数据处理的方法和原则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数据处理的出发点和正确运用的前提，我们必须遵从正确的数据收集、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以确保现代社会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公民个人对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高效运用的需要，文章通过对《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两文中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问题的分析、探讨，希望从中得到当今社会对大数据收集、处理方法方面有益的启示。

二、毛泽东为撰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所进行的数据调研

（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进行的数据调研

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回到湖南，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实地考察。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了这一篇报告。

湖南湘潭等五县的调查，历时32天，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社会调查时间最长的一次。他每到一地，都“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这些调查所得信息、数据，成为他分析农村农民运动、提出党的农民问题政策的重要依据。围绕湖南湘潭等五县的调查所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处理也是前数据化时代毛泽东运用传统的信息、数据分析处理方法分析、运用所得数据的第一次，其数据收集、分析、运用的原则、方法及其结果如今都保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中。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为七个部分：（1）农民问题的严重性;（2）组织起来;（3）“糟的很”和“好的很”;（4）所谓“过分”的问题;（5）所谓“痞子运动”;（6）先锋运动;（7）十四件大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评价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了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的必要性，科学分析了农民阶级的各个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着重宣传了尊重、依靠、发动群众的革命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首先，它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农民的认识。通过湖南湘潭等五县的调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为他后来提出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思想打下重要的思想基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一个重要开端。毛泽东后来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并且提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其次，它推动了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的回击了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极大地激励了广大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的斗志。其三，它增加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以及中国农民的了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该文，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二）《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进行的数据调研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1930年5月经过考察作了江西省寻乌县的农村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了这个调查。

《寻乌调查》详细叙述了寻乌点水陆运输、商品集散和流向以及20多个行业的状况。

关于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毛泽东指出，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地主中有大中小地主和“公共地主”之分。大地主和中地主是全县的权力中心。富农则有出租部分土地的“半地主性的富农”和专门靠高利贷剥削的富农。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形式，是地租和高利贷地租一般占收获量的50～60%，还有各种形式的附加剥削。农民经常是刚收获交完租就没有饭吃了。高利贷剥削更加严重，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在地租、高利贷的剥削下，贫农往往不得不卖儿卖女。此外，农民还要忍受各种形式的捐税剥削。

《调查》叙述了土地革命中的分配土地，主要采取按人口平分方法。并注意到贫农提出的“平分土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也是针对富农的。毛泽东说，弄清了富农问题，才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中，对富农的土地要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否则就不能满足中农、特别是贫雇农对土地的需要。此外，《调查》也为土地革命初期制定中国共产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的数据调查处理的原则和方法

（一）价值先行

价值先行，是指在进行数据调查前，有明确的价值观和目的性。价值先行决定了收集数据的目的、方法和结果。毛泽东在进行数据调查和研究的时候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毛泽东进行调查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与政策。所以他进行的调查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点展开的。他在湖南进行的听证会，对于湖南五县的实地访问以及在寻乌镇的详细考察，都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而开展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进行数据考察的地点是在农村，对象大部分都是农民，研究的方向也是解决农民问题。有明确的目标和价值先行才能保证在进行数据收集时的方向不会走偏、对象不好搞错、结果不会做无用功。

（二）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法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进行数据收集时，虽然目的是解决农民问题，但他调查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农民阶层。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对于农民阶层和地主阶层以及乡村统治者都进行了非常全面和详细的调查，并且将农民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将地主分为士绅和劣绅来进行不同的分类调查，以保证获取数据的全面性;在《寻乌调查》中对农民阶级，手工业者，失业群众（包括游民、娼妓），商人，豪绅地主这些不同阶级的人都进行了调查，因为他们的阶级不同，所以在进行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时，这些人的行为和支持程度也会有很大差异。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在收集数据的时候可以见到更多的社会现象，掌握农村社会的大数据，从而全面对解决社会各阶层的问题，进而推动民主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展开。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坚持主观与客观具体历史的统一，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去认识事物的不同性质。在进行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客观全面的看待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在湖南对农民进行考察时，为了推进民主革命和农民运动，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十四大事件，这十四大事件针对农民 地主 县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农民阶级内部，分别对贫农、中农、富农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贫农对待民主革命和土地改革是支持和拥护的，毛泽东就动手发动他们的力量;中农和富农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游离的，毛泽东就多做他们多工作以获得他们对革命的支持;土豪劣绅对待革命是反对的，他们一直处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毛泽东针对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打击。在寻乌镇的调查中对政治区划、交通运输、商业状况土地关系以及土地革命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对各种从业者进行分析，确定他们是革命的同盟者还是革命的反对者，以此来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

（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深入群眾，认真调查研究，把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斗争经验集中起来，加以分析、综合和提高，使之系统化，从而做出工作决定。当工作决定形成之后，又回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讲解，贯彻执行，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毛泽东进行数据收集的出发点是为了推行民主革命、土地改革，他的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进行数据收集的时候，他积极深入群众，开展了许多场听证会，并到田间地头对农民展开实地调查，真正明白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农民面临着怎样的境地，在民主革命的推行中群众需要的是什么。通过深入群众的调查，得到适用于群众的政策与方法，如组织农会;政治经济上打击地主;普及政治宣传;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等，并把这些政策与理念推行到人们群众中去，并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了解和采纳群众的意见以保证政策能够顺利推行。毛泽东在群众中得到的数据，也通过发表调查报告、在开会过程中提出等方式重新被群众所了解，从群众中得到的数据报告必须对群众是透明的、公开的、被群众所熟知和了解的。这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原则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著，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5] 张欠东.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研究[D].南京大学，2011.

[6] 王建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个问题辨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04）.

[7] 刘意.关于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研究述评[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03）.

[8]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自武昌[DB/OL].凤凰网，http：//www.ifeng.com/

[9] 《共产国际》转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D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

[10] 重走毛主席寻乌调查之路[D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2-06-11.

[11] 从《寻乌调查》学习毛泽东的调查艺术[DB/OL].载于寻乌在线·本地历史，http：//www.342200.com/bendi/info-9084.html.

基金项目：本篇论文属于武汉工程大学第十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项目名称：从思想建设到政治建设的转变——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意义，项目编号： CX2018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