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堂诗话》:辨体与宋诗的反思

2020-05-06 09:22林壁锐
青年文学家 2020年8期

林壁锐

摘  要:张戒《岁寒堂诗话》反思了以苏、黄为典型的宋诗创作,通过辨体的批评实践,廓清了宋诗的缺陷所在,且重拾传统的言志说,试图以充实的思想内容来补救当时诗风的不足。

关键词:张戒;《岁寒堂诗话》;辨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8-0-02

南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渗透着汉儒的诗学观念,专主言志之说,而归结于思无邪。其理论是针对宋诗弊病而发的。张戒察觉到以江西诗人为典型的宋诗弊病,力加排抵。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要特征。故此他试图通过文体辨析,声明文体之间的内部差异,以维护诗歌的独立性,挽回当时诗坛的颓风,构筑理想的诗歌范式。《岁寒堂诗话》上卷第八:

东坡评文勋篆云:“世人篆字,隶体不除,如浙人语,终老带吴音。安国用笔,意在隶前,汲冢鲁壁,周鼓泰山。”东坡此语,不特篆字法,亦古诗法也。

用书法比喻诗法,揭示了艺术成就不高的原因,在于忽视文体界限,因而辨体有其必要。爬梳《岁寒堂诗话》,张戒的辨体活动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诗文差异的辨别;二是诗歌内部各体制的辨别,又涉及时代与诗人、诗体等三个方面。

一、关于诗文差异的辨析

诗文有共通的地方。在张戒看来,一切艺术形式都是用于抒发情志的工具。作品能否包涵情志,是臧否其优劣的标准:“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由此出发,张戒对韩愈的态度极为微妙。韩诗向来被看作是诗歌史上的一大新变,韩愈以文为诗的尝试,打通了盛唐以后诗歌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固然其贡献不可磨灭。但这种尝试也引来不少非议:“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陈师道称:“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张戒一反常态,将韩愈位列唐人第三。一则是,张戒把言志放在了首位,诗文都可用于言志。韩诗外观上虽破坏了诗歌的传统形式,但仍是“从胸臆中出”。“志”并非普通的情感,而是关系家国教化。张戒诗学体系的典范是杜甫,正是由于杜甫“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而韩愈身为文章侍从,其诗也流露出“廊庙气”,远较专事形式的江西诗人高明。

再者,则是韩愈的诗歌也有“意味”的一面。所谓意味,指诗歌含蓄的旨趣,能够人咀嚼无穷。“意味”是张戒用于建构诗歌内部特征的重要范畴,规范了诗歌与其他文体的差异。诗文虽都表达情志,但具体有所区别,散文多直露,而诗歌较含蓄。

意味说当源自汉儒所标举的温柔敦厚,与言志说相辅相成,且吸收了前代刘勰、梅圣俞等的意境理论。梅尧臣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这种注重蕴藉的诗学认识,正是张戒所推举的。唐人中元、白、张籍诗,虽不离言志,“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其意伤于太尽”,“若收敛其词,少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而作为张戒更直接的批评对象,宋诗的弊病也在此,苏轼以议论为诗,黄庭坚“专以补缀奇字”,只在形式上求奇,就更注意不到意味。苏黄盛行一时,流弊横生,“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风雅自此扫地矣。”相反,作为苏黄先驱,韩愈并未完全摈弃“意味”。韩愈才气有余,他的诗能擒能纵,想要收敛达到含蓄有味的程度是完全可能的。“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意味可学,而才气则不可强也。”作为诗歌内部特征,意味是通过诗人的自觉追求而可以达到的,不受个人禀赋限制。

二、关于诗歌内部的辨别

从时代上看,张戒认为“文章古今迥然不同”,他熟悉各时代的诗歌,曾和陈与义将各自的诗作与前代比较,“陈去非初见余诗,曰:‘奇语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余初以为然。及后见去非诗全集,求似六朝者,尚不可得,况建安乎?”张戒将前代诗人分为五等,国朝诗人、唐人、六朝、陶阮建安七子及两汉、《风》《骚》。各个等次内部存在差异。

这种划分以言志说为根据,“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汉魏以后,言志作为诗歌的本质功能,逐渐为人遗忘。“诗专以咏物”,专在形式上用力,从六朝的声色镌刻到唐人的声律完备,再到宋人的议论为诗、补缀奇字,形式日渐精工,但也就意味着诗歌在背离本质的道路上愈加偏离。

从诗人层面上看,张戒对具体诗人的艺术特征也有论及。他分辨诗人,既点评该人的精髓,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渊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韩退之是也;意气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又会指出其不足,“元、白、张籍诗……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尓”,“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詩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又常比较风格相近的诗人,指出其间的细微差异,“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尓”,“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义山多奇趣,梦得有高韵,牧之专事华藻”等。

从纵向角度,张戒还指出诗人的渊源,“欧阳公诗学退之,又学李太白;王介甫诗,山谷以为学三谢;苏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鲁直自言学子美”,“子美……其作诗乃自《文选》中来”,“元、白、张籍诗,皆自陶、阮中来”,“(李)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子美诗奄有古今”。

如此,张戒从多个角度构建起对诗人特征的把握。这种辨析也被他用于作考证的依据。王安石诗多巧语,而“远引江山来控带,平看鹰隼下飞翔”豪气有余,雕琢不足,张戒“疑非介甫语”;李白诗多豪逸,而“鸟拂琼檐度,霞连练栱张”,失之刻意,张戒“亦疑非太白语”。

《岁寒堂诗话》也论及了诗体的辨析。上卷第八称:“世人作篆字不除隶体,作古诗不免律句。”第二十一称:“韦苏州律诗似古,刘随州古诗似律,大抵下李、杜、韩退之一等”,说明了张戒对诗体的差异有着明确认知,无论以律诗手法作古诗,抑或用古诗手法作律诗,都有损艺术成就。

张戒辨析文体,是出于维护诗歌独立性的需要,同时带有强烈的尊体倾向,尤其是尊诗体。张戒多次提及“孔子删诗”,在江西颓风盛行之际,隐然以删郑卫、倡风雅自任,他从汉儒诗教的维度去观照古今诗人,将“思无邪”作为臧否的标准,认为“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虽不免夸大其词,但目的是希望将摆脱琐碎饾饤的风气,返回《风》、《骚》正轨,重拾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神圣意义。

三、结语

在苏黄习气方兴未艾之时,张戒洞察了其弊病的所在并进行反拨。而辨体则是他整个诗学革新思想的重要工具之一,他分辨了诗文及其诗歌内部的差异,找到宋诗与前代诗歌的区别,用“意味”来维护诗歌的自身独立性,进而指出了学古的途径和方法,引导创作风气返回到汉、魏古诗的正轨。可以说,辨体是张戒提倡言志说的重要手段。对于《岁寒堂诗话》中辨体意识的剖析,庶几有裨于加深对张戒诗学体系的认知。

参考文献: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张戒著、陈应鸾笺注.岁寒堂诗话笺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3]张连第.汉儒诗学的继承和发展——再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04):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