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波斯与中国

2020-05-08 06:01刘振堂
书摘 2020年3期
关键词:波斯

☉刘振堂

中国与伊朗,自古以来友好交往、彼此受益,从未相互对抗、兵戎相见,作为两个历史大国唯和不战,唯睦不欺,这在世界大国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我在伊朗工作5年,适逢中伊经贸合作高速发展期,经贸额度从2002年的36亿美元一跃升至2007年的200 亿美元。大势逼着我——一个长期在阿拉伯世界工作,又不谙波斯语的外交官恶补与波斯相关的知识,从专家学者、书报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网上汲取了不少新的营养。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向伊朗学到的东西,绝对不比伊朗向中国学到的少。

丝路商贸的主力军

自张骞开辟陆上丝绸之路,以及造船业兴起后由波斯湾通往中国南方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一代又一代的波斯商人来到中国。无论路途之中及其延长线上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国家,中国、波斯始终是海陆两条丝路之上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自公元前30年波斯屡遭外来入侵和统治,包括希腊人的塞琉西王朝、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突厥的塞尔柱王朝、蒙古的伊尔汗王朝和帖木儿王朝。有的波斯领土被租让给外国,如1798年至1868年,阿巴斯港、霍尔木兹岛和杰舒岛租给马斯喀特和阿曼的统治者。这就意味着外族统治和领土租让时期,波斯对中国的贸易未必以波斯人的名义进行,而中国人也将波斯人误认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将波斯与操波斯语地区、“大食”混为一谈。而波斯作为罗马通向中国的枢纽,许多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岛的商品是通过波斯或波斯商人输往中国的,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发掘发现那么多的波斯金币和银币,福建泉州一带有那么多波斯人的墓葬及其他遗存,洛阳博物馆馆藏那么多的刻画波斯人形象的陶俑瓷偶等现象。

波斯东来船舶在唐朝的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波斯舶”,唐人甚至搭乘“波斯舶”下南洋。

可以判定,两千多年来,中伊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两国交往的第一原始动力,同时它还带动了其他各领域的交往。

中国引进物种的主渠道

张骞出使西域,揭开了中国引进物种的一页。西瓜、葡萄、菠菜、胡萝卜、豌豆、香菜、黄瓜、石榴、核桃等物种多原产于波斯,或经波斯驯化后输往中亚和我国新疆,沿着丝绸之路被引进中原。蚕豆原产于里海南部至非洲北部,系公元1世纪传入我国。从此中国人的餐桌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还有其他作物如苜蓿被引种成功,当然也有不太成功的,如阿月浑子(开心果)、藏红花等。据专家考证,相互引种成功的植物多达几十种。

波斯语对我国西北边陲的影响

公元前2000年左右波斯的影响就深入中亚,并逐渐向东扩散。波斯语虽在历史上几经演变,但一直对我国语言有影响。我国塔吉克族使用的塔吉克语就属波斯语族塔吉克语支,维吾尔语中40%的词汇来自波斯语。古代西域龟兹、高昌、于阗、焉耆、疏勒等36 个小国,均操古波斯语族语言。在中国西北地区,部分穆斯林做宗教功课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波斯语词多达120 个,如“祈祷”词用波斯语的“乃麻孜”来表达,“清真寺”则为“乃麻孜豪奈”;遍布南疆地区的坎儿井的“坎儿”即为波斯词汇,看来“坎儿井”的发明者应是波斯人;新疆人吃的“馕”,也是波斯语的音译。甚至,在当今伊朗已被西方词汇取代的波斯语名词,在我国新疆地区仍在使用,如“阿希豪奈”(饭店)。

多种宗教由波斯传入

伊朗可谓宗教的多产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且产生了深远影响。

祆教在我国南北朝时传入,传播范围很广,遍及蒙古、西藏、西北、中原以至江南地区。主要由波斯化的粟特人传播,并奉《阿维斯塔》为唯一经典,把火与光明当作公正的使者。北魏、北齐、北周皇帝带头奉祀,隋唐时东西两京均有祆祠,还设有萨宝府和祀宫,但信徒多为外侨。宋、金之时汴梁、镇江等地也有祆祠,民间有拜火习俗。直至1850年和1933年,来自印度的波斯人还分别在广州和上海修建火祠。

摩尼教于公元3 世纪创立于波斯,公元6至7世纪传入新疆,762年曾为回鹘国教,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传入长安,曾为我国多次农民起义所利用,如五代梁末时期、北宋方腊起义、南宋初期。五代时被称为“明教”。元末农民起义,该教与佛教白莲宗结合,成为反朝廷的利器。红巾军的韩林儿信奉明教,被称为“小明王”,朱元璋投向韩并奉其为主。1367年小明王赴南京途中不幸淹死,朱元璋继续打着明教的旗号,建立大明王朝。

景教属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由阿罗本从波斯带到中国,先是在长安传教建寺,后向全国发展。寺院先称“波斯寺”,后称“大秦寺”。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碑林。唐朝后期佛教衰落,景教也一蹶不振。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波斯人起的作用与阿拉伯人不分伯仲,除了通过两条丝绸之路以及经印度、缅甸等第三国经商传播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蒙古大军西征开拓了波斯人东渐之路,且长期奉行色目人凌驾于汉人、南人之上的歧视政策。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回师中国,以随军从戎等方式来华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屯居河西走廊、陕西、河南、山东、云南等地,逐渐入乡随俗。在中国穆斯林“四大门宦”中,格底林耶门宦即源自波斯人阿卜杜·卡迪尔·帖吉拉尼创立的苏非派卡迪里教团。在派系形成过程中,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佛、道色彩,也行参禅悟道,默诵道祖的修道口诀——“无字真经”。

不少波斯人还当了元朝的大官,如赛典赤·瞻思丁,曾任燕京断事官,燕京路宣抚使兼吏、户、礼三部尚书,云南平章政事等高级官职,当今昆明市包括滇池的布局就是他主政时开始创制的。拥有千年历史的北京牛街清真寺也葬有两位来自伊朗大不里士的宗教学者。

唐朝盛极而衰与拜火教直接相关

位于中亚的粟特国曾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部分,粟特语属东波斯语支。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粟特人仍一直尊崇三大阿胡拉以及火神、胡麻神、月神、幸运神等。公元前3世纪开始与中国有来往,此后大批东移,至唐代在鄯善建起粟特人定居点。他们不仅传来了古波斯国教——拜火教,也带来西域的乐器,如箜篌、扬琴、琵琶;音乐,如唐代音乐中的“凉州歌”;舞蹈,如健舞与软舞,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舞曲。配健舞曲的有胡旋、胡腾、阿连等,配软舞曲的有凉州、绿腰、团圆旋、苏和香等。唐代诗人李端在洛阳观胡腾舞后赋诗:“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这些人来自古波斯(即安息),多为“安”姓,其乐被称为“安国乐”,从北周到隋唐,“安国乐”都被纳入宫廷乐府之列,这无疑丰富了中国文化。唐朝的强盛也正是对外开放,海纳百川,广汲外来优秀文化的结果。

粟特人安禄山最擅长胡旋舞,深得唐玄宗、杨贵妃赏识。白居易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安禄山甚至被杨贵妃认作义子,官至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成为全国最有实力的武将。755年他在范阳起兵反唐,仅用33天就攻占东都洛阳,唐玄宗逃奔四川,杨贵妃魂断马嵬坡。近八年的安史之乱,使中国北方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唐朝从此盛极而衰,以至到五代的200年间,中国一直处于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禄山、史思明之所以得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安禄山利用了拜火教,他自称为“粟特人最高的光明之神化身”,以教主的身份蛊惑人心,结党聚众,很快就拉拢了大批粟特人,势力迅速壮大。他还号称连自己的名字都与拜火教有关,“禄山”的波斯语意为“光明”,蛊惑人奔向“胜利之火”,结果导致一场空前的浩劫。

波斯对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自古以来波斯作为中转站和桥梁,对中国文明西传,以及中国商品和技术向地中海沿岸乃至整个欧洲输出,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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