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反制“国际追责”论调(焦点话题)

刘丹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国际上针对中国的“追责/索赔”论调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美国国内的民间集体诉讼和个别州的检察官诉讼；第二类是美澳等国政客要求本国政府对中国施压、索赔；第三类是一些国家的律师或非政府组织向人权理事会等机构提出“追责”或“索赔”。

这些追责与索赔或仅限制在国内诉讼，或因诉讼“主体”“资格”等问题难以持续。但它们不仅损害我国抗疫的国际形象，还可能给对外投资和外交等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仍然需要认真应对。

美国国内诉讼是当前涉华疫情追责论调的主体，那么它与国际诉讼有何区别和关联？美国的国内诉讼主要涉及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它是美国法院对以国家为被告的诉讼行使管辖权的重要法律依据。原则上，被诉方可以援引“主权豁免”抗辩，只有在九种例外情况下被诉国政府及其机构才会“失去”主权豁免。目前，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检察官提起的国内诉讼可归于国家行为，影响或可延伸至国际诉讼。

首先，两起诉讼旨在形成“报复性诉讼”的示范效应，以促使美国国会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为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国际责任”创造国内立法和司法的“中国先例”。

已有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2020年感染美国人法案》和《阻止源于中国的病毒性传染病法案》向中国施压，更有国会议员提出重新定义主权豁免的保护范围，这些法案很可能具有推进诉讼的效果。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国会曾通过《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并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形成“恐怖主义豁免例外”，使“9·11”事件受害者在美国法院继续起诉沙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