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背景下托儿所治理图景落空的原因

摘 要：人民公社初期，为鼓励、吸引广大农村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整合乡村力量，各地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开展了一场较为深入的政治动员活动——成立村级托儿所组织，但这场深受百姓欢迎的政治动员活动在经历了短暂而惊人的发展之后何以相继淡出国家治理体系？理想图景为何中途落空？国家治理存在什么问题？笔者通过参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妇女口述史的专项调研，试图通过个案研究并借助于国家治理理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文中厘析的结论也可为当下国家正在倡导的新农村发展战略、美丽乡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若干借鉴。

关键词：人民公社;托儿所;国家治理;国家能力

一、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托儿所的研究并不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著作。笔者通过对前人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与此相涉的内容多是在梳理相关女性史、教育史和医学发展史中才有所提及。照料儿童，也常被归在家庭关系和家务劳动的范畴之内，用以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等议题;或者仅从教育的角度去泛谈托儿所的组织规模、入托人数以及抚育方式等;又或者从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出发，探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生的若干变化以及给百姓带来的诸多利益。1989年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国家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随后治理理论便在西方逐渐兴起。而最早将该理论引入国内并进行系统解释的当属俞可平教授，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运用国家治理理论的相关内容分析托儿所为何最终落空于国家治理体制安排，这也正是文章的创新之处。

二、治理和国家治理

“治理”一词来源于西方，后被俞可平教授等人引入国内，使之不断得以创新和完善。因此，关于治理的含义国内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中強调：“治理是通过一定权力的配置和运作而对社会加以领导、管理和调节，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活动。治理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领导者或统治者所发挥的作用;一是社会成员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治理不同于统治和管理，它更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强调主体参与的多元化，强调国家能力的全面性、调试性、包容性和再生性。虽然治理是20世界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一个学术理论，但从一般意义上讲，无论哪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都可以归结于不断追求制度完善的过程，不断迈进有效治理的过程，“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也成为了大多数民主国家普遍追求的目标和导向。虽然治理理论出现较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它在较早时期的不存在性，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智者们的法治思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家治国思想苏格拉底的有限公有制等等，其实都蕴含了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是不断深化、扩展和向前推移的，存在的东西我们也不一定能立刻感知它。治理的范畴则相当广泛，根据不同的治理主体，在企业管理中有企业治理，在村庄范围内有村庄治理，而在传统家户制下则有家长治理，治理伴随我们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因此，对于晚期现代化国家而言，更应该强调治理，特别是“善治”和“有效治理”，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国家治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这里的“治理能力”很显然是指国家在治理方面的能力，所以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二者不可分割。亨廷顿指出一个国家维护政治秩序的能力决定了与其它国家政治差别的大小，而这里的“维护政治秩序的能力”可以把它理解为国家在治理方面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要素——国家能力，包括治党治国治军的能力、内政外交国防的能力、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能力等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国家能力决定着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而国家治理水平又反应了国家能力的强弱。

最早提出“国家能力”概念的是蒂利，在早期，他认为国家能力仅指单一的征税能力，这一观点显然具有片面性，过于强调国家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国家所具有的价值理性。米格代尔则认为“国家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社会资源和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的四大能力”，相比较蒂利而言，米格代尔对于国家能力所包含的内容定义地更为广泛和准确，但依然缩小了国家能力涉及的实际范围，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们不能从内容上对国家能力涉及到的范围进行定义，而应将其理解为国家对整个社会秩序加以控制、管理、协调，能否让其在正常轨道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执行力，因为任何一种能力都必须要解决实际问题，评估其执行效果。

三、国家治理下托儿所的兴与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为了应对满目苍夷、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迅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逐步将妇女动员并吸纳到社会生产体系，形成了“动员-吸附型”政治体制。中国政治领袖毛主席于1956年2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曾这样写道：“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8年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再一次强调了妇女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少一只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 1958年12月召开了中共八届六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使每一个孩子比在家里生活的好，教育的好，使孩子们愿意留在那里，父母也愿意放在那里，父母们可以决定孩子是否需要寄宿，并且随时可以把孩子领回。”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两大方针指导下积极号召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地组建农村托儿所，将主要由家庭妇女照管的孩子集中起来，统一由一位或者多位女性专门看守，这些人员被称为“保姆”或者“保育员”。国家试图通过力量整合在保证妇女基本权益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理想目标。托儿所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因此，村办托儿所的出现是国家政治干预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在寻求治理的过程中根据本国实际情形摸索出的一种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马克思认为，家庭始终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因而女性解放应该回归生产，并且打破家庭的经济单位作用。”恩格斯也认为，女性要获得解放必须减少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积极参加社会生产，列宁同样提出：“女性仍然受着‘家庭的奴役，仍然是‘家庭的奴隶，她们被最琐碎、最粗重、最辛苦、最使人愚钝的厨房工作及一般的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国家的这一治理方式在当时对妇女解放确实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文章通过对缠龙村托儿所兴与衰过程的呈现，试图通过个案研究去窥探人民公社时期村办托儿所最终退出国家治理安排的具体原因，并借助于国家治理理论框架予以解答，虽然个案不足以囊括当时托儿所兴衰的所有情况，但至少为我们认识、了解当时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切入口，更为中國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提供了诸多借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他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研究过去的历史才能够吸取经验，少走弯路。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警醒，一种目标，一种态度，而要完成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解决占中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中国农村中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亨廷顿说过得农民者得天下，农民的利益得不到解决，农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从侧面透露出国家治理水平的低下和治理能力的不足，因此“治在民，善治在民心”，治理需要依靠农民，而实现善治则需要获得民心。托儿所最终落空于国家治理安排，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农民利益考量的缺乏以及对维护农民利益需求的不足，这也是目前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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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茜（1992- ），女，四川广元人，华中师范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方向，基层治理。